公元一零三九年北宋仁宗年间，四川眉山春暖花开之时，3岁的苏轼踮着脚望着摇篮里的弟弟。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咬合。这个被他嫌弃"丑丑"的弟弟，苏辙！将用整整63年时光，把"哥哥"二字写成大宋最滚烫的动词。

年幼时，苏辙与苏轼年龄相仿，又是至亲兄弟，所以总在一起游玩，感情至深。他们的母亲程氏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深知礼仪，是两兄弟的启蒙教师。再大一点，他们的父亲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因此有机会把自己的学识品行，倾囊教授给他们兄弟俩。父母的悉心栽培与精心陪伴，让兄弟俩身心得到了全面发展。

19岁那年，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科进士及第，随父苏洵进京后获欧阳修赏识，“三苏”名震文坛。苏辙借此契机，向时任枢密使的韩琦投递自荐书，以求仕途进阶。正当他们即将快步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苏辙的母亲因操劳过度病逝。父子三人一同回到蜀地，料理丧事。

三苏父子能成为一代文豪，程夫人功不可没。程夫人出身富贵，却能安于贫困的夫家。孝顺恭敬、勤劳节俭，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娇贵之气，赢得了夫家和乡邻们的极高评价。司马光都为她撰写了墓志铭，称赞她的美德和教育子女的成就。

结束服丧后，苏氏父子三人，在河南开封游历散心。还从开封水路，乘船一路抵达湖北江陵。2个多月泛舟而行，父子二人在船上吟诗作赋上百首。苏辙将这些诗赋整理成集。然后，他们又从江陵乘船回到了京城开封。苏辙同样又将船上三人吟诗作赋的七十多篇作品，整理成集。

可想而知，苏氏三人在这段泛舟时光中，有过多少次关于亲情、友情、理想抱负的灵魂交流。也让他们彼此了解趋同。不管未来面对多少艰难险阻，他们都将拧成一股绳，化作苏氏两代人的精神力量，即将影响整个北宋的政坛和文坛。

此时的苏辙首先得到了出仕机会，被授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但他拒绝了这个从九品的小官。与兄长苏轼又一起，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并一同参与了殿试。哥哥苏轼被司马光评为“入三等”。北宋百年间仅有两位获此成绩者，苏轼是其中一个。

相比于一致好评的哥哥，苏辙的殿试策问，却惹来了大麻烦。苏辙再策问中大胆直言，批评了当今的宋仁宗皇帝，好色怠政，爱搞形式主义，树立虚名。还抨击了朝廷官员劳民伤财，不恤民力的失政行为。二十出头的苏辙，初生牛犊不怕虎，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字，将皇帝、宰相、三司高官全骂了一遍。阅卷官看完后冷汗直冒。虽然有司马光、蔡襄等重臣力保，但有些大臣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最后宋仁宗定调说：“以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底下的大臣不得已，把苏辙列入下等。

等到苏轼四年后回京任职，他才远走军事边陲，河北邯郸大名府，当上了推官，主要负责刑狱诉讼事务。‌然而，苏辙离开不到一年，父亲苏洵就病逝了。俩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回京后不久，苏辙就直言青苗法施行的弊端，惹怒了王安石，被贬出了京城，去了河南府当留守推官。

紧接着，苏轼也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苏氏兄弟二人，在外当官，辗转各地。几年后，苏轼要外知徐州，兄弟二人在河南澶濮之间相遇。分别七年的弟兄终于聚首，苏辙从商丘送苏轼直到徐州，在府衙后院的逍遥堂一住就是一百多天。在这里，苏辙写下感人至深的两首七绝及小序，抒写着兄弟手足之情。作别之后，苏辙回京当上了从六品上的著作佐郎，后来又去了南京当了签书应天府判官。

一零七九年乌台诗案爆发，御史台查获苏轼“毁谤新政”的罪证。狱中传出苏轼吃下“断头鱼”的谣言时，苏辙连夜向神宗递上《为兄轼下狱上书》。"我愿用全部官职换哥哥活命"。苏辙更是毫无怨言地收留照顾着哥哥苏轼一家十余口。最终苏轼贬黄州，苏辙也被牵连，贬到江西当九品的监税官，五年不得升调。

兄弟俩虽遭贬谪，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兄弟情。苏辙更是沿着赣水，千里迢迢赶至黄州，与苏轼相聚。在黄州的日子里，兄弟俩形影不离，一道游览黄州和武汉等地名胜古迹，吟诗作赋、把酒言欢。全然没有被贬他乡的孤独和愁闷。

随后，苏辙去了安徽当绩溪县令。苏轼则去了河南汝州就任。但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加上路费已尽，苏轼抑郁之下上书朝廷，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于是弟弟苏辙翻箱倒柜，借钱三千贯给苏轼，在常州买房安家。

宋神宗驾崩后，王安石新党势力遭清算，旧党得势，苏辙和苏轼相继回京当官。此时的苏轼，看不惯旧党全盘否定新政，打压新党势力，仗义执言之下，最终在朝堂上新旧两党间两头不讨好。于是，苏轼又自请外调，远离京城朝堂的是是非非。苏辙也四次上书乞求外任，但皇帝没有同意。

此时的苏辙比哥哥苏轼的官运，要好很多。这期间在朝为官很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丞，副宰相的职位，正二品的大官。他还代理太尉，进爵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可以说，苏辙在以太皇太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势力掌权时期，可谓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那段时期，宋神宗之后的宋哲宗还年幼，还没有自己的主见。等到宋哲宗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老爸宋神宗力挺的新法。苏辙此时表示极力反对，盛怒之下的宋哲宗，把他贬出了京城。几番贬谪之下，苏辙一路南下，几乎是以被发配的方式，一路颠簸到了广东湛江市雷州。此时，他的哥哥苏轼，过得比他还惨，他先是被贬到广东惠州，没有路费和安家费，苏辙倾其所有，资助七百万缗。

苏轼想帮助惠州百姓修堤建桥，苏辙没钱了，只能劝妻子史氏捐出皇上赏赐的金币。

尽管苏轼在惠州政绩斐然，但仍然因为一首快活的诗，被当朝的政敌嫌隙，继续被贬到了没有更南的地方，海南岛。当时的苏轼非常悲观，认为发配到当时蛮荒之地的海南，基本上就等于判死刑。于是，他已经开始给弟弟苏辙写信，交代后事了。并嘱咐弟弟亲自给他修墓志铭。苏辙看过后，赶来与苏轼汇合，护送哥哥前往海南，一路同甘共苦，宽慰哥哥苏轼。仿佛他忘记了从京城二品大员到发配南疆当不入流的九品小官，经历这样巨大的人生落差，作为弟弟的苏辙才是那个更加需要得到宽慰的人。数月后，他与苏轼诀别于海滨。至此而后，两兄弟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数年后，苏轼遇宋徽宗大赦，回京任职，却在北归途中病死于江苏常州，享年六十四岁。临终前苏轼以没见到弟弟苏辙最后一面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哥哥撰写祭文。

往后没有哥哥的日子里，苏辙在朝堂上也备受打压。心灰意冷之下，他远离京城，在颍川定居，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此时的苏辙虽贬职降薪，经济紧张，但仍将苏轼的两个儿子接到颍川来照顾，以一人双肩，力扛苏氏大家族。苏轼死后11年，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他的遗骨葬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实现了“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约定。死后终于与哥哥魂归一处，永不分离。

他与哥哥由少及长，宦海沉浮，却始终相濡以沫、心意相通。《宋史·苏辙传》评价道：“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这对兄弟用彼此的一生证明：亲情不是血缘，而是我永远走向你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