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少女的脸被印上人民币，一分钱没拿到，还成了贫困户。

1978年，一个外地画家在贵州苗乡采风，画了一幅侗族少女的侧面肖像。

十年后，这张画登上了第四套人民币的一元纸币，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可这位少女——石奶引，直到三十多年后才知道自己的脸印在了全国流通的钞票上。

有人羡慕她的“名气”，但她的日子却没因为这件事好过分毫。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当时的“肖像权”意识几乎等于零

在70年代的中国，“肖像权”这个词大概没人听过，更别说什么补偿了。

侯一民作为画家，的确得到了石奶引的口头同意，请她摆了个姿势画了张画，但这点“授权”在今天看来简直“随意得离谱”。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事儿放到石奶引自己身上，估计也没当回事。

一个画家画个像，既不收费，也不留名，画完拍拍屁股走人，谁会想到这张画竟然后来成了“国家名片”？

但站在侯一民的角度，他的任务是为第四套人民币创作民族形象，画侗族少女只是完成工作。至于石奶引的权益？当时没人会考虑这种问题，甚至可能压根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2. 名气不能当饭吃，贫困才是现实

“脸”印在了全国纸币上，听起来风光，但石奶引的生活却跟“风光”没半点关系。她生在贫困的侗族山区，婚后更是“盲婚哑嫁”，一大家子挤在破木屋里，靠务农勉强维持生计。

孩子的学费、自己的医药费，全家一年收入才两千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即便后来有人知道她是“纸币上的女孩”，还跑来采访她，但她的家庭条件丝毫没有改善。

名气对她来说是个笑话，甚至成了负担。记者来访，她得招待；游客登门，她得陪着笑脸。

可这些人只是来“看热闹”，没人真正帮她解决过问题。

3. 个人的命运，被国家叙事压倒

从国家层面看，石奶引的形象代表的是“民族团结”“文化多元”，是国家叙事的一部分。

侯一民画下她的16岁，是为了表现侗族少女的青春与美好，而不是她的个人故事。人民币流通到全国，石奶引的脸成了“符号”，成了“意象”，但她本人呢？她只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妇女，甚至没机会走出过大山。

在这个叙事体系里，个体常常被忽略掉。石奶引是人民币上的“侗族少女”，但她既没从中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也没得到社会上的优待。

她的生活被时代裹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费，但她本人却始终被历史遗忘。

石奶引的故事是时代的缩影，也是个矛盾的象征。

她的形象登上了人民币，成了民族文化的代表，却没有改变她的命运。这里面有制度的局限，也有个体的无力。

她的美被记住了，但她的生活却无人关心。或许，这正是个体在宏大叙事中最无奈、最现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