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即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分封的丞相、将军们，都是布衣出身。

假如我们看汉初的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汉朝的开国功臣们，除了张良的出身比较高贵之外，其他功臣的出身可谓是惨不忍睹。

比如，刘邦集团的一号功臣萧何，原本只是沛县的主吏；二号功臣曹参，原本是沛县的牢头；曹参手下的两个狱吏，任敖和周苛后来也封了侯。

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都是布衣平民。

樊哙，则只是一个“屠狗辈”；

周勃，在红白喜事上吹萧的。

灌婴，集市上的一个小摊贩。

但是，一时之间，他们都变成了开国功臣，一个个封侯拜将，可谓是前无古人，但是后有来者，毕竟朱元璋集团也差不多。

那么，出现这种奇特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要说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绝对有很多，比如这些人都是刘邦的老乡、这些人有机会在真正的战争中历练等，但是我们今天要剖析的，是最根本的原因，而不是这些主观因素上的原因。

要想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就要启动“上帝视角”，并且发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正确认识历史的方法，其核心观点就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

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大势上把握。

在刘邦出场之前，中华大地上实行的是分封制，也就是将天下的土地，划分为不同的诸侯国，然后再将功臣们分封到诸侯国中做诸侯，诸侯是世袭制。

诸侯下边，则是卿大夫，卿大夫们也是世袭制。

而当时的将相则大多是从卿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时间久了，大家就形成了共识，即卿大夫的后代，生下来就有机会成为将相，而普通老百姓，则是没有机会成为将相的。

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世卿世禄制。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世卿世禄制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弊端一，世卿世禄制下的卿大夫阶层，对君权威胁很大。在春秋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篡位、弑君的事件，可谓是层出不穷。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曾这样写道：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可见，世卿世禄制下的卿大夫们，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政局稳定的重大威胁。

弊端二，世卿世禄制下的卿大夫阶层，沦为“肉食者”，鲜有贤才。

一个既有威胁，又没用处的阶层，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淘汰，而淘汰它的，则是“布衣将相之局”。

也就是说，“世卿世禄之局”已经不再适应历史的发展，因此必须做出改变，而改变的结果，则是最终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

这便是“布衣将相之局”形成的根本原因。

由“世卿世禄之局”向“布衣将相之局”的演变，始于战国时期。

经过长年的兼并战争，中华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国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战国七雄”。

随着生存空间的缩小，战国“七雄”之间的战争，也越来越“卷”，逐渐从争夺土地、人口等资源战，打成了生死存亡的“灭国之战”。

为了应对这种灭国战争，七国只能被迫发动战争机器，动员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适应日益惨烈的战争。

可是当统治者想要重用那些世卿世禄制下的贵族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人基本没啥用，只能从民间招揽贤才。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白衣将相。

这些人中，文有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武有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

此时，从“世卿世禄之局”向“布衣将相之局”的演化，已经悄然开始了。

后来秦始皇尽灭六国，统一天下，接着就是反秦大起义，在一番龙争虎斗之后，刘邦便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消灭群雄，登基称帝。

由于刘邦自己本身就是布衣出身，所以刘邦的部下也大多都是市井无赖中的亡命之徒，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并最终凭借着功劳封侯拜将，开创了大汉的布衣将相之局。

刘邦和他的布衣将相们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世卿世禄之局”向“布衣将相之局”转变的阶段性胜利。

但却不是完全性胜利。

此时仍然有韩信、英布、彭越等八位异姓王，这是因为世卿世禄制度仍然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转换为布衣将相之局，需要慢慢演变。

但是，历史惯性虽然客观存在，却仍不能抵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在刘邦的一番操作之下，八位异姓王，最终被灭了七个。

异姓王之后，刘邦又封了很多同姓王，这些同姓王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朝廷便对诸侯王严格限制，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固，地方上的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命，诸侯王们除了能收收租子、做个富贵王爷之外，再无其他权力。

同时汉武帝大力从民间提拔身份低微、但能力出众的贤才进入统治中心，建立内外朝制度，以卫青、霍去病、桑弘羊等布衣，代替窦婴、田蚡等外戚。

至此，布衣将相之局完全代替了世卿世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