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一个不该被忽视的“外来户”
<引言>
公元639年，唐朝创建了以遵义为中心的播州，从此遵义与贵州的命运开始紧紧相连。然而，1372年明朝将播州划入四川管辖，导致遵义与贵州分离长达数百年之久。尽管在1728年清朝才将遵义重新划归贵州，但它却一直被视为贵州的＂外来户＂，得不到其他市州的认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嫌隙的产生？遵义对贵州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揭开这个谜团。</引言>
千古一州，遵义播州
唐朝贞观十三年，也就是公元639年，播州在历史长河中徐徐浮现。这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州郡，从此成为了贵州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恭水县，一个寓意着＂无偏无陂，遵王之义＂的名字，在公元642年赋予了遵义县，＂遵义＂也第一次出现在史书的字里行间。彼时，播州与贵阳、安顺、铜仁等地一道，同属于黔中道。
宋朝，播州改属夔州路。元朝，几乎整个贵州都隶属于湖广行省。1286年，元朝将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并，建立了四川行省，5年后又将播州划归了四川。不过，从播州经由湖广前往京师，显然更为便捷，故而一年之后，播州又重新划归湖广行省。
唐宋元时期，尽管几经变迁，播州始终与贵州保持着一体的关系。春秋战国，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安顺、贵阳就同属于鳖国。西汉，牂柯郡囊括了遵义和贵阳等地。直到明朝，遵义作为黔北重镇，才与贵州分离。
700多年的时光荏苒，遵义始终与贵州同呼吸共命运。然而，一场土司叛乱，却改变了遵义的命运轨迹。
明朝洪武五年，也就是1372年，播州土司杨氏归附明廷，播州遂被划入四川管辖。此举意在削弱贵州土司势力，为建省扫清障碍。当时播州辖区范围达到了历史最大值，遵义、桐梓、正安、道真、绥阳、仁怀、湄潭、余庆等地尽数在列。
岁月如梭，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揭竿而起，公然反叛。4年后，明廷剿灭叛乱，将播州一分为二：北部设立＂遵义军民府＂，划归四川；南部设立＂平越军民府＂，隶属贵州。
自此，遵义与贵州的历史再次产生了交集，却又各自延伸出不一样的故事情节。直到清雍正六年，即1728年，清廷将＂遵义府＂重新划入贵州省，贵州政区格局才基本确立，与今天的贵州省相差无几。
回望历史长河，唐朝设播州伊始的700余年里，遵义与贵州同属一省。春秋战国的鳖国、西汉的牂柯郡，无不见证着两地休戚与共的历史印记。尽管明清之际遭遇叛乱与分治，但最终仍旧回归贵州怀抱。遵义，这个不该被忽视的＂外来户＂，其实从来都是贵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川黔争锋，播州兼辖
贵州，一个曾经被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蛮荒之地＂，在元朝之前因为耕地稀少、经济落后，一直未能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然而，蒙古铁骑南下灭宋之时，这片山势陡峻的土地，却成了它们进军湖广、四川的一大阻碍。
贵州的战略地位，就此浮出水面。元朝建立后，以北京为中心，铺设了1500处驿道，将大江南北、四面八方连为一体。贵州，也被纳入了这张巨网之中。
由湖广经贵州抵达云南的＂湘黔滇驿道＂应运而生，成为朝廷南府西疆的咽喉要道。贵州地位的提升，令明廷不得不开始重视对当地土司的管控。他们祭出＂分而治之＂的法宝，将昔日同属一省的贵州土司拆散，交由云南、湖广、四川三省分治。
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当时元末余孽盘踞滇中，负隅顽抗数十载，贵州成了明军的前进基地。30万大军浩浩荡荡由此出发，经湘黔滇驿道直捣云南。平叛告捷后，2/3的兵力则驻留贵州，沿驿道设置了29个卫所，保障这条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洪武二十三年，转瞬即逝。朝廷瞅准契机，乘思南、思州两大土司为争夺矿产而互相攻伐之际，迅速废除二州，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周边的土司、州县也被划入新的行政区域。至此，贵州省呱呱坠地。
然而，初创的贵州省羸弱不堪。每年的夏秋赋税加起来不足15万石，却要负担全国十分之一的驻军。单单军饷开支，就需要22万余石粮食和8万8千余两银钱。入不敷出的窘境，令贵州不得不依靠川、鄂等地接济。
而在贵州北部的播州，不知何时已悄然崛起。杨氏播州，自唐贞观立州，历经700余年，积厚流光，俨然成了贵州诸般土司的＂一哥＂。
播州的富庶之地引起了朝廷的觊觎之心。为便于向播州调粮，他们让贵州兼制播州。但播州的军务，则交由贵州思石兵备道管辖。川、黔两省，就这样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共管播州的历史。
巡抚，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但要发布政令，还得通过地方三司去执行。贵州就算兼制播州，也得指望四川通力合作。两省争锋，彼此掣肘，给管理播州带来诸多不便。
贵州屡屡上奏，要求将播州彻底划归己方。四川则力图收回贵州的兼制之权。互不相让，斗争不休，僵局一直持续到播州土司揭竿而起。
一州两治，川黔分而制之
贵州省，一个用＂犬牙相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省份。在新省初创之时，北有播州虎视眈眈，南有苗疆叛乱不息。东西两部分土地，被腰斩开来，似乎永难缝合。
政区的破碎割裂，给行政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但同时，这种布局却能借力打力，利用周边省份钳制本地土司。更重要的是，它为＂湘黔滇驿道＂的畅通提供了保障。这条驿道，是明王朝联通西南门户的咽喉要道。
贵州的建省，完全出于军事政治的考量。经济上的贫瘠羸弱，是其无法回避的短板。除了＂湘黔滇驿道＂，明廷在贵州还开辟了＂川黔驿道＂。它从贵阳出发，经由播州直抵重庆。
维系这两条驿道的钱粮供给，全部来自驿道沿线各地。单单是＂湘黔滞驿道＂，就在贵州境内设置了20多个卫所。可想而知，这对羸弱的新省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若是将播州并入贵州，＂川黔驿道＂的维护成本无疑会大大提升。中央政府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暂且保留川黔分治的格局。
万历二十四年，大军征伐，平息播州之乱。战火带来了满目疮痍，当年遵义府内的8个县中，仅仁怀、绥阳、余庆3县幸免于难。而贵州经济本就羸弱，根本无力修葺城池，更谈不上展开改土归流的事业。
总督李化龙上奏，得到朝廷首肯。播州被一分为二，归川、黔两省管辖。这个决策，其实是基于贵州建设大局的考量。
黔东、黔西两部分如何连成一片？平越军民府就是解决方案。它归入贵州，不仅为新省带来了农业田赋，还可以填补两地之间的空缺，提升政区的完整性，加强行政管理。
而遵义军民府则暂且保留在川。川省富庶，可以助其重建家园，完成改土归流。等时机成熟，再并入贵州不迟。只可惜，这个规划最终没能在明朝实现。
遵义贵州，唇齿相依
崇祯皇帝登基，大厦将倾。李自成在陕北崛起，张献忠占据四川，鼎革在即。内忧外患之下，地处四川边陲的遵义却因祸得福。战乱波及较小，人口激增，这片广袤的土地迎来了发展的良机。
康熙年间，＂遵义府＂俨然成了贵州最富庶的＂粮仓＂。每年的赋税粮银，抵得上贵州总额的一半。这个数字，放在今天，也足以令人侧目。
相比之下，贵州其他地区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农业用地匮乏，经济凋敝，加之苗疆叛乱频仍，朝廷索性推行免赋政策，收入几近于无。就连苗疆外围的汉民，也因为担心耕地被抢，裹足不前。
＂全省赋税收入甚至比不过江南一个小县＂，建省200多年了，贵州的窘境似乎并没有太大改观。每年所需的兵饷28万多两，朝廷自己掏不出来，还得从外省协济20万两。
雍正元年，一切即将改变。新上任的总督鄂尔泰，向朝廷进言：＂要治理贵州两大心腹之患：苗蛮与土司。制夷必先改土归流＂。改土归流，这几个字意味着彻底的武力征讨。但内地汉军来到贵州，十有八九会败在瘴气之下。
而贵州本地的土兵大多掌控在土司手中，改土归流无异于与虎谋皮。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遵义递上了橄榄枝。人口众多，与贵州水土相近却已完成改土归流的遵义成了贵州的＂后援基地＂。
兵精粮足的遵义与贵州里应外合，掀起了改土归流的狂飙。经此一役，贵州百废俱兴。200多个土司，在大历史的洪流中土崩瓦解，融入更广阔的时代洪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平天国时期的乱局波及贵州，遵义再次担当起＂盾＂的角色，上演着与贵州的＂唇齿相依＂。同治年间，＂遵义府＂拨给贵阳的协饷高达5万余石。
古有唇亡齿寒，今有唇齿相依。置身变革的洪流之中，遵义从未缺席。＂播州叛乱＂后的辖区划分促进了贵州行政区划的完善；清朝的改土归流攻坚战中，遵义又是贵州最坚实的后盾。
今天，GDP总额高居全省第二，增速连续多年领跑的遵义，依然在默默支撑着贵州的发展。而汉族人口占比高达88.55%的遵义，与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贵州其他地区之间，文化差异日益凸显。
＂外来户＂的标签，似乎再一次将两地拉开距离。但回望历史，遵义从未与贵州分割。从春秋的鳖国，西汉的牂柯郡，再到唐朝的播州，数千年的命运纠葛早已将两地的血脉交融在了一起。
贵州好，遵义好；遵义好，贵州更好。历史与现实早已给出了最好的注脚。长路漫漫，唇齿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遵义与贵州最好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