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0号凌晨，日本长崎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发现门前的街道上、屋顶上、院落里到处都是白色的纸片。老板拾起几张纸片，上面印着汉日对照的文字，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老板盯着传单上的文子陷入了沉思，这么多的传单是从哪里来的呢？虽说日本本土有不少反战的中国留学生，但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悄无声息的散发这么多的传单，那会是中国本土来的吗？可长崎地处日本九州，与中国内地遥隔千里，中国怎么可能将这些传单凭空传送过来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飞机飞越海洋，空袭了号称防卫严密、固若金汤的日本本土，果不其然，当日本安保部门这些传单送到木工厂进行化验后，证实了这些传单确实来自中国，而这便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只是令日本人不解的是，当时日本的空军正在中国本土进行狂轰滥炸，而既然中国的空军已经飞到了日本本土，为什么不直接投下炸弹，而只是散发了上百万张没有生命威胁的纸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从头说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了1938年初，经过半年多的战争，中国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而随着淞沪会战的失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迁都重庆后，武汉成了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成吨的炸弹使得昔日繁华的城市变得满目疮痍。与此同时，日军又在中国其他地方到处空轰滥炸，连医院、学校都不放过，其残暴之举，激起举国同愤。为了警告日本当局者，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决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阻止日本的疯狂行动。于是，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了1938年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然而，计划定下来后，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十分薄弱，战斗机几乎全靠外国的援助，但这些战斗机的性能都不佳，最远航程也不过1000公里，很难支持远距离航空作战，尤其是飞到日本本土，这种跨洋空袭，早在1937年9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便受到蒋介石命令，务必购买可用于轰炸日本的远程重型轰炸机。当时蒋介石想要200架驱逐机和100架重型轰炸机，但苏联最终只提供了六架重型轰炸机。
到了十月，六架TB3重型轰炸机从苏联如愿飞抵兰州，11月30号，其中的五架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进行对日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得到了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后。于12月13号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我方两架飞机，炸伤三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这一次意外轰炸几乎炸碎了中国空军远程攻击日本的最后希望，而现在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当时以民众募集的资金向美国订购的马丁139WC轰炸机上。只是这些马丁轰炸机当时规划为第14中队，该中队是由英、美、法等国的支愿飞行员组成的，由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当时空袭日本本土的计划确定之后，外籍飞行员称任务风险太大，开出了一人10万美元的酬金作为任务报酬。蒋介石对此很不满，价格高昂只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张口就谈报酬的外籍飞行员，显然没有赴汤蹈火的勇气和热血，万一遇到一点波折就半途而返，或者弃机保命，岂不是得不偿失？所以，一定要找一名愿意为国为民而甘心赴汤蹈火的本土飞行员，就在这时，空军飞行员徐焕生上尉主动请缨，他说，身为革命军人，应把自己贡献给国家。无论面临任何危险，我都义不容辞。
他是中央航校第一期毕业生，曾被选派到德国实习，并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是中国空军资深飞行员，由他担任此次任务的主角再合适不过。一切准备妥当，就在蒋介石签发轰炸命令之时，常委会秘书长宋美龄提出了不同意见，即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即散发传单。这样的目的一是出于人道考虑，实施精神攻击，因为把炸弹扔到日本无辜的平民身上，似乎有点不够人道，日本的侵略行径是狗咬人，但我们不能反过来咬狗啊，此外，在日本国内，反对战争的人也有很多，扔炸弹只会更加激怒日本国民，而传单恰好有分化震慑作用。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其实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本来就很少，远程轰炸机更是寥寥无几，少数的几架轰炸机只能在日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得逞，等到日本人有所防备，再次实施轰炸就难上加难了。并且日军海空主力还停留在本土。过分激化矛盾，就会得不偿失了。在综合考量之下，蒋介石同意了宋美龄的提议，即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而编印纸弹传单的任务，最终被国共合作时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拦了下来。
周恩来交给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具体负责。郭沫若马上付诸实施，编写的告日本国民书的传单多至数十种，对象包括了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工商业者等等。在他定稿后，又请在华的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陆地环翻译成了日文。日本反战同盟紧密配合，署名编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最终传单总印书达到了100多万份，都是明白易懂的文字，其中有警示、有劝谕、有告诫，其辞恳意切，令人动容，如告日本国民，书上写，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的全领土做着怎么样的罪恶？又如告日本工人，书上写，驻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正会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是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驻军伟大的力量吧，诸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这解除两国人民的痛苦，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远征从苦难的中华大地上起航了。
徐焕生接管第14中队后，取得了对轰炸机的控制，接着他们开始紧张的作战前准备。他们先是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以增加航程，并加装无线电定向仪，以保障远程飞行的航向准确截止，由抽调驾驶过马丁轰炸机的空勤人员在四川北部凤凰山基地进行集训，以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最终，经过近两个月的训练和筛选，确定了由徐焕生为队长，驾驶编号为1403的长机，童彦博为副队长，驶编号为1404的。僚机，与其他六名队员一起组成空袭小队远征日本。经研究决定，轰炸行动以宁波为出发基地，沿舟山群岛南部避开日军的防空警戒系统，横渡东海，以日本九州的鹿儿岛为目的地。轰炸机全部携带传单，既可显示中国空军拥有攻击日本本土的能力，又能显示中国泱泱大国的慈悲胸怀，比起日军的残暴更具有对比性。而远征日本本应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五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越洋航行，而中国没有日本本土的气象信息，只能根据东亚周边的地带气象进行推测。到了5月19号，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不理想，徐焕生还是毅然下令出发。他决定在飞往日本本土时，根据空中观测的天气临场应变。
1938年5月19号晚23:30，两架马丁轰炸机从宁波起飞，以三千米高度向东飞行。飞行了一刻钟左右，中国海岸的五色灯火通明的日舰大概听到了飞机的声响，正用探照灯下空中扫射，又不时盲目开炮，夜空中弹光四射，徐焕升等人在沉着应对，继续向日本本土航行。到了5月20号00:35，徐焕生给基地发回电报，云太高，看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刚出发时，两架轰炸机还能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远离大陆后，他们就只能凭借仪表进行盲目飞行了。又过了两个小时，凌晨02:20，机组发现了海岸线与航行地图对照，确定为日本九州岛。当徐焕生看到地面闪烁的灯光时，不禁欣喜若狂，飞行员查证航图，推定下面的城市就是长崎。于是飞机降低高度，绕成盘旋一周，将各自尾舱内装满传单的麻袋搬出。当飞机高度降至3500米时，一份份传单向白色的炸弹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纷纷扬扬的飘向日本本土。到了03:45，飞机进入了福冈，日方发现上空有飞机后，立刻发出防空警报，探照登对空滥照仪器，机组人员震惊自若，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04:32，编队飞越九州上空，第三次撒下传单。两架飞机在日本上空盘旋了两个多小时，把带去的100多万份传单全部投放完后，又从容返航。5月20号拂晓，飞机飞抵我国东海岸时，队员们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遭到海上日舰高射炮的袭击，东征勇士利用云层做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
徐焕生意识到如果返回宁波，跟在后面的日机狠狠的尾随轰炸宁波机场，便临时决定直飞南昌。在南昌加完油后，飞机继续起航西行，于中午11:30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东征勇士们经过1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圆满完成了这次任务，东征勇士胜利归来的喜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国民党高层的孔祥西和应亲钱大军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蒋介石也从洛阳发来专电，嘉慰徐焕生等八位远征勇士，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王明等人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向徐焕生的空军勇士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而徐焕生等八勇士东征日本，完成人道远征的新闻轰动了全世界，各地电台、报纸争相报道予以高度评价，称此次行动为文明与野蛮的对比。英国新闻记者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起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苏联莫斯科新闻已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各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华盛顿邮报称赞中国为人道远征，中国空军报复日机之轰炸为散布传单，与日本之文明相较，时令日本之身无地。香港报纸也评论称，传单比炸弹更具威礼，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也。此评论一语成谶，四年后的1942年，美国少校杜利特率16架B25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东京后成功返回，被誉为了二战中的英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照片，徐焕生的照片也在期间，并注明徐焕生是先于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徐焕生的这次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虽然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但却是整个世界航空作战史上最有特色、最辉煌的作战行动之一，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心理上，它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西方媒体所言，这是一次文明与野蛮的对比，愿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能记得这次伟大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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