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出生于商朝末期，他亲眼见证了商朝的衰败与覆灭。

在那个时代，商朝的“淫祀”风气盛行，每年有超过200天的时间用于占卜，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需要卜问神鬼才能决定。

这种过度迷信的行为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衰落。

周公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周朝建立之初，他便着手改革，将礼乐制度从“神文时代”推向了“人文时代”。

周公的改革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早在五帝时期和夏商时期，礼乐就已经存在，但那时的礼乐主要作为祭祀占卜的辅助手段。

周公彻底打破了从五帝时期到夏周的巫觋主导国家一切事务的体系，开启了“人文时代”的序幕。

周礼包括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干戚乐舞等，主要记载于《周礼》、《仪礼》和《礼记》。

这些礼制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合，如冠礼、丧礼、聘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以及祭祀、饮食宴客、君臣上下之制、军队出征礼仪等。

周礼的细致入微可以从“盠”青铜驹尊中窥见一斑。

这尊青铜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颈、胸部铸有铭文9行94字，器盖内铸有铭文3行11字。

铭文记述了在十二月甲申日早晨，周王在地举行“执驹礼”，赏赐盠两匹马驹，盠称颂周王不忘旧族，颂扬周王的美德，为祭享父亲大仲制作了这件宝尊彝。

执驹礼是马驹在二岁离开母马服役时，训练让它驾车的典礼，相当于马的成年礼。

这体现了《周礼》的规范是多么细致入微，涉及山川、河流、谷物、牧畜、饮食等方方面面。

从“得”到“德”的转变是周公制礼的核心。

周公认为，商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因为“不敬厥德”（《尚书·召诰》）。

他提出“则以观德”，即通过礼乐制度来观察一个人是否有德行，是否有资格治理国家。

这种思想将“德”与“礼”统一起来，使得获取天命保佑的方式由“事鬼敬神”转变为“敬德事礼”。

礼乐成为了从宗教走向伦理的中间环节，这标志着从“神文时代”向“人文时代”过渡的一大创举。

何尊是第一个出现“中国”一词的青铜器，同时也是第一个出现“德”字的器物。

何尊之前的器物，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甲骨文，“德”字都无心。

在这之前，无论是表示得到还是表示道德，全部是无“心”，全是“得”。

何尊之后的铭文，表示道德的有“心”，这意味着三千多年前德政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德”字的演变也反映了周公对“德”的重视。

从甲骨文的形体来看，“德”字的左边是“彳”（chì），表示行走；右部是“直”字，表示眼睛要看正。

二者相合就是“行得要正，看得要直”之义。

西周金文的形体与甲骨文相似，但在右边的眼睛下加了一颗“心”，表示除了“行正、目正”外，还要“心正”。

这表明人们对“德”字的含义标准要求越来越高。

古人认为心是主管思维的器官，是德之血脉所在。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两者互为表里。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视有着特别的礼仪要求，即“非礼勿视”。

德不仅仅是思想、目光的问题，它与行为举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礼乐制度的发展是周公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

如果说“分封制”和“宗法制”是西周的立国之本（政治制度），“井田制”是西周的安民之本（经济制度），那么“礼乐制”就是西周的文化之本（文化制度）。

礼乐制度分为礼和乐两个部分。

“礼”主要是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并对社会进行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则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来缓解社会矛盾。

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是祭神的供奉，乐是娱神的歌舞。

中国的礼乐习俗形成于夏商时期，成熟于西周时期。

《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礼，始见于商代甲骨文，本指祭神、敬神，因此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

随着古代祭祀活动逐渐规范，“礼”也成为了与祭祀活动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最终演变为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

在考古出土的周代器物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商朝墓葬往往有大量的酒器，但周朝出土的文物中，几乎很少见到酒器。

虽然禁用酒祭，但周人早期的礼乐制度几乎完全借用殷礼，这是因为当时殷人的文化水平高于快速兴起的周人。

但周公、成王之后，周人的礼与殷人的礼差异逐渐变大。

三监之乱后，西周政局开始稳定，需要着手消除殷商的文化影响力，因此有了周公的“制礼作乐”。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意思是，夏、商、周的礼仪制度有承袭关系，其主体思想不变，变化只能用“（减）损（增）益”来形容；将来继承周朝的朝代，就算百世以后，也还能看出它们的承接关系。

因此与其说周公在“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

周公旦在夏商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取舍、规范和定义，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

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具体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与礼同源于祭祀的“乐”，经周公改造后，也得到了升华，与礼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演乐同样有十分严格的制度，不同等级的贵族配以不同的乐舞。

列鼎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制规定，主要出现在周代。

根据这一制度，不同级别的贵族在使用鼎的数量上有所区别，从而体现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差异。

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尊卑的象征。

编钟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

按照《周礼》的规定，周朝的天子在举办宴会或者祭礼祖宗神灵等时，可以使用三架编钟，诸侯国的国君只能使用两架编钟，至于士大夫仅可使用一架编钟。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编钟的使用数量出现了僭越现象。

周公还将礼乐制度和尊卑制度生活化、大众化，渗入到社会习俗和百姓生活里面。

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我们熟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一礼乐制度，是周公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制度改革，政治制度与社会礼制相辅相成、互相映衬，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的社会，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有人可能会疑问，何以确定就是周公完善了礼乐制度？

我们可以从《尚书》入手，探索周公“制礼作乐”的源头。

《尚书》记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西周初年，周公为了巩固周人灭商的胜利果实，对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周人子弟和西周灭商的功臣。

康叔封是周公的弟弟，素来与周公亲近，并且很有才干，所以周公分封他到卫国去，使其接管殷商旧地。

但卫地毕竟是商王朝的大本营，深受殷商文化的浸染，且对周人有着天然的敌视。

能否治理好殷遗民，使其接受并服从周人的统治，事关西周政权的长治久安，所以康叔就封前，周公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训诫。

《尚书》中的《康诰》《酒诰》和《梓材》，均是周公教导卫康叔如何治理殷遗民的训导告诫之辞。

这些诰辞繁复周详，叮咛备至，生怕康叔施政不当、治殷有失，再生事变。

由此不难体察出此时周公忧慎戒惧的心态，亦能折射出周人所面临的严峻情势。

周公之忧，从他对儿子伯禽的训导中亦可看出。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典出《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

周公姬旦派长子伯禽（又称禽父）去管理鲁地（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而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伯禽，姬旦没有去封国做国君），临行时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

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来接待贤士，这样还怕失掉天下贤人。

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有国土而骄慢于人。

”周公礼贤下士，求才心切，进食时多次吐出食物停下来不吃，急于迎客。

后遂以“周公吐哺”等指在位者礼贤下士之典实。

康叔此去，身上肩负着三项责任。

《康诰》载周公之辞曰：“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因殷地刚经历过武庚、管蔡之乱，所以康叔的首要任务在于安定殷民。

在安民的同时，还应完成对殷遗的改造，使其成为“新民”，主动接受并认同周人的统治及其文化。

只有这样，周人才能长久地拥有天命和天下。

如何才能完成这三项使命？

周公教导康叔要时刻谨记“明德慎罚”四字。

经历了商周之际历史巨变的周公，非常看重历史的经验教训。

殷商王朝的后期，以商纣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以严刑峻法来维护他们的残暴统治。

《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

”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商纣王发明的有“炮格之刑”，另外还有醢刑、脯刑、烹刑等。

从甲骨文中可以窥探商代的刑罚和暴政：“伐”，就是以戈砍颈；“圉”，字是一个人双手带着刑被关起来，也就是监狱；“羌”，字是人戴羊头之形，在商人眼中，羌人几乎与牲畜无异，因此每每祭祀都要以羌人来活祭。

周公对殷人“先鬼而后礼”的天命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天命无常”只是表象，天命眷顾的核心是“德”，即民心所向。

天命以民心向背为依据，决定王权的兴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的“德”，于是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将殷人的“重神事”转移到周人的“亲人事”中来，从而用礼乐制度来表现和巩固周人之“德”。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

在《康诰》之中，周公认为周之所以能够克殷的原因就在于“明德”和“慎罚”。

关于明德，周公告诫康叔，一定要能够光大文王的仁德。

当年文王，不仅不欺侮孤老、寡母，而且还能在人民面前平易、恭敬、谦虚。

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西岐的繁荣。

之后，武王也是因为继承了文王的仁德，才完成了灭商的使命。

如今你也要成为一国之君，一定要牢记先王的教导，以德服人。

一定要关心百姓的疾苦，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谓“慎罚”，主要是说要谨慎地对待刑罚，不要把刑罚作为维护统治的首要工具，且应“先仁而后罚”。

商人沉湎于酒，也被认为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商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酒池肉林。

卫国所在的地区有大量殷商遗民的存在，如何对待酒，也成为康叔到卫国之后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此，周公还专门写了一篇《酒诰》来对康叔进行指导。

周公告诫康叔，殷商王朝之所以能被周人消灭的重要原因就是商人沉湎于酒，康叔到了卫国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切不可步商人之后尘。

周公并没有要求康叔彻底禁酒，中国文化从来都不禁酒，周公的伟大之处在于将酒纳入到礼制之中，既能发挥酒的娱乐功能，又能把酒的危害降到最低。

青铜爵是先秦时期重要的酒礼器，出现于夏代，商代达到鼎盛，西周中后期基本消失。

关于爵的功能有多种说法，有专家认为它是温酒器，祭祀的时候用来行“歆”“祼（guàn）”之礼，“歆”是指加热爵中的酒散发出香气供神享用，“祼”则是将没有蒸发完的酒以“灌地之礼”求神。

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周初曾经厉行禁酒，可能是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所以把置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册命”。

铭文自首行“王若曰”始，至第七行“故丧师已”，系西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立国之勤勉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之教训。

历史学家钱穆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称：“中国古史所传述之圣人，如尧舜汤文武，其人其事，传说之色彩常胜于纪实。

若论人物个性在中国历史上之明显表现，而具有真实重大之影响者，则应自周公始。

”回顾周公旦的一生，他克商伐纣，辅佐少主，东定叛乱，营建成周，制礼作乐，他以雄才大略，为维护和巩固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做人做事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也成就了一代圣人的风范，而为后代所敬仰和推崇。

周公的改革不仅改变了周朝的治理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中国社会。

他的“敬德保民”思想，成为后世儒家学说的重要基石。

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中国礼乐文明的新纪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在周公的智慧中汲取力量，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