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前，在总干部部长罗荣桓的建议下，滕代远、李先念、王维舟等脱离军队的干部也将参加授衔。

不过随着毛主席主动放弃大元帅军衔，各位中央、地方干部也纷纷响应，不在军队任职的，大多没有军衔。

王维舟对此毫不在意，甚至主动拒绝军衔。那么如果王维舟参加授衔，他肩上会有几颗将星呢？

毫不夸张地说，王维舟有大将资历。

王维舟是四川省宣汉县人，出生于1887年，只比朱老总小一岁。不过若论革命早期的经历，王维舟甚至比朱老总还高。

王维舟出生在一个破败的地主家庭，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然家道中落，以务农为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王维舟逐渐意识到，不是劳苦大众不够努力，是背在身上的几座“大山”太过沉重，首先就是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王维舟参加革命很早，1910年，他在工兵学校上学期间，就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路求荣的行径。一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王维舟回到家乡宣汉县，组建起义军一举攻下县城，还当上了县警备队长（相当于公安局长）。而这个时候的朱老总刚刚加入滇军，还处于见习期。

接下来，王维舟又参加了护法运动、护国讨袁等为革命行动，在川军中站稳脚跟，高升到边防司令。可在川军待得时间越久，王维舟越觉得这样的军阀队伍混乱腐朽，无法实现他救国救民的理想。

于是在1920年，王维舟毅然放弃川军的高官厚禄，前往上海寻求革命真理。这一年，王维舟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他在上海参加了韩人社会党，这个组织后来更名为朝鲜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王维舟入党比建党还早！

其二，王维舟被安排到苏俄学习，还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

1921年王维舟从苏俄回国，在四川宣传共产主义。1924年，他在家乡宣汉县成立了四川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一资历超过大多数元帅、大将。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宣告失败。危难之际，王维舟毅然挑起重担，上任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发动武装起义。那个时候王维舟就是省部级干部，级别很高。

1927年4月27日，王维舟在万源县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全军300余人。这支武装力量虽然不算庞大，但早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点燃了四川革命的星星之火。

此后，王维舟在川东领导革命，还有过两次攻打武汉的经历。

1930年，受“立三路线”影响，四川省委向川东游击军发出错误指令，要求王维舟率部攻打武汉，进而占领湖北，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王维舟参加过毛主席任教的农民讲习所，对毛主席的游击战略十分认同。此时川东游击军不过一千人马，冒然攻打大城市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但军令难违，王维舟还是率部出川，向武汉进军。

结果部队刚走到湖北房县，就遭到敌人的重重唯独，部队损失惨重，王维舟侥幸逃过一劫。就这样，第一次进攻武汉的计划失败了。

百折不挠，王维舟没有丧失革命的信心。回到四川后，他又前往重庆地区，重建川东游击军。1932年，王维舟再次发动武装暴动，组建川东游击纵队。该纵队分为三个分队，全军3000余人，王维舟任总指挥。

在红四方面军到来前，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纵队，是四川最强的革命力量。他也吸取以前的教训，注意团结百姓，在四川威望极高。

1932年夏，川东游击纵队刚刚打破川军的“围剿”，悲剧又发生了。四川省委派来特派员，要求王维舟再次攻打武汉。王维舟不敢违抗军令，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一路留守川东山区，一路向武汉进军。

“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们必须服从！”特派员拒绝了王维舟的提议。

王维舟率3000人马进攻武汉，一路上心事重重。果然队伍刚到石柱县，川军的一个师就尾随而至，王维舟被迫回师，与敌展开激战。

由于敌众我寡，又没有根据地的保护，川东游击纵队伤亡惨重，幸存者不过数百人。王维舟对此十分痛心，后来回忆说：“政治上缺少动员，领导层没有思想准备，盲目乱干，怎么能打胜仗呢？”

王维舟一度陷入迷茫，直到红四方面军到来。

1933年9月，王维舟配合红四方面军发起万源战役，击溃了川军8个团。这场战役后，王维舟见到了红25师师长许世友，许世友回忆说：“一个瘦瘦高高、乡村教师打扮的中年人向我走来，简直不敢相信他是川东大名鼎鼎的王维舟！”

这次见面，王维舟也很兴奋，对许世友说：“主力红军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不久后，王维舟所部被改编为红33军，王维舟任军长。当时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王维舟作为五大军长之一，也有大将资历。

抗战全面打响后，王维舟出任八路军129师358旅副旅长，协助王宏坤工作。他有一个很出名的部下，正是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陈锡联。

1938年初，王宏坤调抗大任职，王维舟升任358旅旅长兼政委，也是大将级别的资历。当然客观地说，由于358旅大部驻扎在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王维舟捞不到打仗的机会，战功少了许多。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的级别同样不低。1945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中央准备派王维舟回四川出任省委副书记，可他刚上任，变故就发生了。

原来老蒋惧怕他在四川的影响力，威胁他在三天内离开四川。王维舟以组织委派为由拒绝老蒋，却被强行带上飞机，飞到了南京。

1948年，王维舟重回部队工作，给贺老总当副手，历任五晋绥联防军副司令、西北军区副司令等职。1949年解放西南，王维舟随贺老总打回四川。

王维舟资历高，符合“独立建军”的标准，红军时期是军长，抗战时期是旅长，解放战争是贺老总副手，应该是上将以上军衔。

不过问题在于，王维舟自建国后就脱离军队，先在西南任职，1954年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原则上王维舟是不参加授衔的，但罗荣桓考虑到他的贡献，还是将他列入“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名单之中。罗荣桓找王维舟谈话，问他什么军衔合适，他却主动拒绝了军衔。

因此1955年的大授衔上，并未出现王维舟的身影。不过他的“娘家人”参加了大授衔，那就是他的侄女婿萧华，是开国上将中最年轻的，年仅39岁。

在我党历史上，王维舟有着“大善人”的美誉。

早年在川军当官时，王维舟的部队纪律严明，不允许拉壮丁、骚扰百姓。王维舟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他的家乡宣汉县，给他立了“除暴安良”的德政牌坊。

投身革命队伍后，王维舟更是将“大善人”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1937年6月，358旅驻扎在陇东期间，王维舟带着警卫员下基层考察。路过一个城墙拐角时，王维舟发现一个妇女领着孩子，正在那里啃墙皮吃。孩子的肚子吃得鼓鼓的，却让王维舟感觉无比心疼。

王维舟立即走上前去，邀请母子俩到食堂吃饭。王维舟还不放心，又让母子俩领了救济粮。妇女很感动，逢人就说部队来了个“王大善人”。

一位老大娘听说过，也来到驻地请王维舟给她看病。警卫员疑惑了：“我们旅长管带兵打仗，可不管看病啊！”老大娘很坚持：“王大善人是神仙啊，神仙管看病！”

王维舟得知后，立马把老大娘请了进来，他虽然不会看病，但还是让军医给大娘看了病，才让她回去。

1949年，王维舟回了一趟宣汉老家。看到乡亲们过得贫苦，他难过得掉泪，告诫当地干部一定要善待百姓。

1970年王维舟病逝，直到临终前他仍不忘告诫子女们：牢记革命传统，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