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人声鼎沸,却不是因为这里正在举行一场体育赛事,而是因为“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应人民政府的特别邀请,这一天共有2.18万余人现身体育场,参加了这场大会。其中就包括了遭受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
会场之外,还有河北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省广播了这一场大会的实况。
可以说,这场大会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极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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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盗窃、骗取的国家资财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被定性为“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
哪怕他们曾为革命工作作出过贡献,是国家的高级干部,他们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坚决反腐肃贪的决心。
不过,当年的171亿6272万元,在如今又值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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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都曾是革命的功臣,刘青山和张子善在被爆出贪污事迹时,党内还有不少人为他们求情,希望党中央能允许他们“将功补过”。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力排众议,坚决将他们的贪污案件当做新中国反腐败的标志性事件进行处理、对他们处以死刑,更加体现了党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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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1916年出生在河北安国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5岁参加革命前,他也曾有多年当长工的经历,感受过受剥削的苦楚。
因此,他的内心也种下了反抗不公的种子,更在红军队伍来到安国县附近后受到影响,生根发芽,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刘青山是在1931年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参加了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参与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冀中支队,哪怕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也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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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被营救出狱后,1937年,刘青山作为受党重点培养的一员,得到了进入抗大深造的机会,此后在他辗转多地,在后方任职县委书记,依靠群众,带领县大队配合我军的反扫荡和抗日工作,立下了一定的功绩。
这也使得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也肩负了更大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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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艰苦的战乱年代,刘青山还能压制住内心的欲望,为党为人民做许多有益的工作。
到了和平时期,他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竟动起了盗窃地方粮款、防汛水利专款、救灾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的心思。
甚至,在尝到甜头,又没有被发现之后,他的胆子变得更大了。
他盯上了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以及治河民工供应粮款,开始克扣粮款,倒卖粮食,并以修建为名,从国家银行骗取了大额贷款用于非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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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从东北套购木材,官商勾结,倒卖国有钢材。
通过这些非法手段大肆贪污、通过这些非法途径谋取到暴利之后,刘青山开始了肆意挥霍的生活,甚至染上了毒瘾,生活变得极度腐化和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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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记载,在天津灾民泛滥、生活凄苦的时候,作为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为了吃到韭菜馅的饺子,还专门派人赶至北京郊区买了四季青暖房里种出来的高价韭菜。
只是,将韭菜买到手后,刘青山又觉得韭菜不好消化,硬是逼得厨师想出来一个法子,那就是将整根韭菜包进了饺子,将韭菜白露在外面,等到饺子煮熟之后再把整根韭菜都抽出来扔掉,这样饺子就保留了韭菜的鲜味,而刘青山也不至于因为吃到韭菜而难以消化了。
通过这个生活小故事,也更能窥见刘青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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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大肆贪污、非法经营之时,张子善作为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给了他很多的配合。两人可谓是沆瀣一气。
张子善是1914年生人,还比刘青山年长2岁。出生在河北深县的他也曾是一位贫家子,在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为党的革命工作作出了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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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津战役期间,他就作为中共冀中十地委第二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组织群众凿开已被冰冻的大清河,以船运粮,很好协助保障了几十万参战部队的后勤。当时他还收到了天津战役前委的表彰。
只是,当他伙同刘青山一起作出危害、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事情时,他的荣誉不再,他也就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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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和张子善事迹败露被抓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51年的12月。
当时,刘青山早已高升成为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并在1951年10月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成员,随代表团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了联欢会。
他是在12月归国时,在火车站被当场逮捕、带走。早被监视着的张子善也很快紧随其后,被正式看管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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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人是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
他是刘青山、张子善的副手,对他们的非法行为有多了解,也多次对他们进行了规劝,可惜刘青山、张子善自恃革命有功,认为“享受点也没什么”,始终没有理会李克才的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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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没法劝说刘青山、张子善回头,李克才为维护国家、人民利益,决心冒险将此事上报。
只是,当他找到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林铁反映这一问题时,林铁却站在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一边,反过来对李克才大加批评,痛斥他“卖主求荣”。
可以想见,李克才当时有多寒心。他几乎是孤注一掷地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即将举行的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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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51年11月21日,与会的824名代表都亲眼见证了李克才当众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一幕。此事也惊动了华北局,华北局很快向中央作了报告,惊动了以毛主席为首的高层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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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处置刘青山和张子善一事上,党内却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有利于刘青山、张子善逃脱罪责。他们和林铁一样怒骂李克才“卖主求荣”,又找到毛主席请求不要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一种不利于刘青山、张子善逃脱罪责。他们意识到和平时期,领导干部群体中正出现了一些“蛀虫”,如果不对“蛀虫”进行严肃处理,将对党的长期发展十分不利。因此他们很支持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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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观点上,毛主席倾向于后者。
毛主席表示,正因为刘青山、张子善是党任命的高级干部,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更要下定决心处决他们。以他们为典型,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不可否认,毛主席的这一认知、这一决定,更体现了他的公正和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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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盗窃、骗取的国家资财总计高达171亿6272万元,因当时使用的还是旧币,换算成新币,也即今天的171万人民币。
或许一些人认为以如今的判罚,刘青山和张子善不至于被判处死刑,却要知道,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笔款项可以买到小米5000万公斤,救活灾民无数。
换言之,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在当时的确算得上是巨大,他们被判处死刑也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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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为了更加放心,在作出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的决定之前,毛主席还特地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做进一步确认。
结果是,当地552名党员干部,共有535人同意对刘青山判处死刑,536人同意对张子善判处死刑。这一结果更加坚定了毛主席的决心。
自此起,一直到1952年3月公审大会召开,毛主席再不见任何为刘青山、张子善求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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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的公审大会,其实也是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的大会。
当天,36岁的刘青山身穿一件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大衣,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皮帽,脚蹬一双油黑发亮的皮鞋,走向了刑场。
38岁的张子善也是相似的情况,一身熨烫得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一双同样崭新的皮鞋,和与会的2.18万余名衣着朴素、带着许多补丁的干部、群众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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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被捆绑起来,执行了死刑之后,他们的遗体经由党组织的安排,被安置在早已准备好的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里。这也是党考虑到他们过去有功而特地做的安排。
当然,经党中央特别批准,他们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也将由国家抚养成人。
参考文献:
文史博览 刘青山张子善走向刑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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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琨. 新中国反贪第一案的回顾与反思 [J]. 秘书工作, 2024, (09): 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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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山编. 《散落的历史》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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