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真，不能人云亦云

论教育领域中的以讹传讹，普职分流是经典的一例。

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一说法：50%的孩子上不了高中，考不了大学。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另一个结论：中考比高考竞争更激烈。可事实是，这些都是谣言。

根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普高招生967.8万人；中职招生454.04万人，普职比约为68:32，逼近7:3。而202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947.54万和484.78万，普职比是66:34。回望10年，都没有出现过5:5分流的情况，而且明显出现了普高招生占比提升、职高占比下降的趋势。

而在北京、上海，普高占比则更高。2018年，北京中招普高占比92%，职高只有8%。即便今年北京赶上生源高峰，根据招办公布的一分一段表看，海淀区理论上仅有2000人需要读职高，占比约10%，个别区县则可以实现普高率100%。

2021年，相关部门对于中职的定位由以就业为导向调整为升学与就业并重。2023年则提出扩大发展综合高中，即在普高、职高之外增加了一种新型高中，让孩子们在高一时再决定是读中职还是普高，进一步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和家长。

综上所述，所谓“中考只有一半孩子能上高中”显然是谣言。第一，职高也是高中。第二，即便我们普通人讲的高中专指普高，也不存在一半孩子上不了大学的情况。

与之相关，中职学生不能参加高考也是谣言。事实上，目前高考报名者中约30%是中职学生。比如，河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131万，但普高学生参加的6月传统高考报考人数不足100万，其他主要都是中职学生。目前，高职院校招生计划中近60%是专门定向中职学生的“单招”。根据北京大学2020年的一项调查，全国中职毕业生中有65%升学，其中10%就读本科。

那么，谣言为何会广泛流传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教师和家长倾向于利用这一说法制造焦虑，敦促学生学习。再加上一些课外辅导机构搞焦虑营销，最后三人成虎。

诚然，普职分流政策的确需要检讨其必要性、合理性与科学性，事实上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调整改变中。但遗憾的是，不仅仅是普通人被误导，一些专家有时也会基于这个谣言批判教育，谈教育改革。而媒体记者在报道这些专家的观点看法时，如果不去追问事实真相，以讹传讹，就会成为谣言间接的传播者。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各类教育问题时，要多求证，多甄别，即使是貌似“大家都这么说”的结论，也不妨多问一句，多看一下：依据是什么？有权威出处吗？这样才不会被误导，才能找到真问题、真答案。

二、了解教育的快速巨变，找到真问题

近期媒体对于高校“驱赶式”学习现象多有报道，即学校通过强制规定，要求大学生上课必须坐在前排等。与之相关，一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严格的纪律管理，包括建立家长群等等。对此，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学校与老师，指责一些大学“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坦率讲，这一观点是流于表面的，是对中国教育最近20多年的巨变缺乏足够了解的。

1999年的大扩招，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1998年，全国本专科招生总量108万人，1999年增长至160万人，一年增加了52万人，而1990年到1998年总共才增长48万人。2023年高校招生总量超过1042万人，是1998年的约10倍。研究生招生去年已经超过130万人，和1998年相比，增长了约20倍。与此同时，出国留学也快速增长，超过了1998年的30倍。高等教育迅速跨过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去年毛入学率超过60%。2021年高考的录取比例达到了93%。从录取分数上看，本科最低线仅有280分（黑龙江理科），专科线仅有100分左右。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不足甚至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大规模进入高校，这和“精英教育”时代的学生素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高校如何保障学生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使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也能毕业？

于是许多高校不得不想方设法加强管理。比如东北某高校上午11点前宿舍上锁，防止学生溜号回宿舍打游戏。高校建家长群也有原因：一是有些家长强烈要求建群；二是一旦有的孩子因为打游戏等原因挂科影响毕业时，家长往往会指责学校管理不力、沟通不够。

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第一次突破100万，2024年，大学毕业生达到了1179万，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90%。20年来，中国大学教育快速普及，其速度世界罕见，遗憾的是，一些报道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以彼时的尺子，丈量当下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和当下大学生，很容易发生错判、误判。在“驱赶式”学习的报道中，普遍出现了批评高校与老师的声音，但很少注意到大量不愿意学习的孩子进了高校这个现实困境。今年西安科技大学发生的“按闹给成绩”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某老师被要求检讨不及格率超过30%的原因等事件，都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对于类似现象，除了教师的水平问题外，更值得媒体探讨的是对于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待提高的孩子，高等教育如何去适应？这方面有不少建议，比如说从培养模式上，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考虑从千校一面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向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方向转变。在毕业制度的设计上，可以考虑设立荣誉毕业生制度，对毕业生进行区分以保障质量。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孩子们是否必须上大学？虽然多数人都有了上大学的便利与机会，但一些人可能并不适合走这条路。

与之类似，在大学生就业领域出现的“下不了的高台，脱不下的长衫”的现象，本质上也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快速巨变，仍然在用“精英教育”时代的尺子，丈量当下大学教育普及化后的就业形势：多数家长都是从“精英教育”时代走过来的，在那个时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体面的工作，但忘记了当下，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怎么可能必然都有体面的工作？

因此，在大学生就业报道中，不仅应呼吁相关方面给予支持，也需要提醒家长与考生合理定位：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仍然固守于体面与高端，可能会被困在高台上。

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绝大多数适龄人口都进入了大学，导致大学生人群全面社会化，但公众与媒体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不自觉陷入传统的“大学生高端化”的错位判断，动辄就会以“大学生如何”来报道。试想一下，如果主角不是大学生，是否还构成新闻？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报道强调大学生的独特性是否合理？这都是我们在报道中需要思考的。

总之，只有认识到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一快速巨变，我们才能在报道大学出现的一系列现象时有准确、科学、专业的判断。

□ 2023年11月9日，在黄平县示范幼儿园，老师带领小朋友体验手工。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强化教师业务能力，推广“学为中心”课堂教学改革，建设“标准、规范、内涵、特色”的学校品牌，全面深化产教融合等措施，积极探索民族地区育人新路（新华社发 梁文/摄）

三、强化系统思维，做有深度的报道

中高考客观上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也往往成为舆论关注讨论的焦点，近年来有一个说法就是取消中考，以减轻负担与焦虑。实际上，中高考的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升学焦虑是社会人才评价和社会竞争筛选导致的问题，而非教育问题或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时期，大家焦虑的是能否考上大学，中学比拼的主要是升学率，因为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是包分配的。

伴随1999年的大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普及化阶段，各中学迅速从比拼升学率转向比拼本科率、重点率、“985”率甚至“清北率”。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用人单位更看重毕业院校，虽然因此受到不少质疑，但这一现象背后有其现实逻辑，即人才筛选上的大概率事件。目前“985”高校本科招生量大约等于我们扩招前的招生总量，在稀缺程度上几乎一样，这也就解释了很多强势用人单位招人时卡在“985”，而不是“双一流”的原因。

学习竞争的背后，是就业岗位的竞争。

2023年7月，江苏盐城中考出现了罕见一幕。一个中考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导下，放弃了当地最好的普高盐城中学，选择了分流到中职项目。而这样的孩子还不是一个，是一批。原因就是当地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这个中职项目背后连接着教师编制——顺利毕业，即可获得教师编制，于是大家趋之若鹜。

升学负担与焦虑，背后也是文化问题。

对子女的重视，核心是对其教育的重视，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的现象。韩国与我们有不同的中高考制度，但教育竞争与负担同样严重；华人移居美国后，依然热衷应试培训。

取消中高考显然无法取消竞争。相反，取消各种升学考试，大家甚至可能会以更复杂的形式竞争。

中高考制度需要完善，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绝不是靠中高考改革就能解决教育焦虑与负担的。解决内卷的问题，根本上需要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才的社会评价改革不断推进。而这些都要久久为功。因此，在教育报道中，新闻工作者要有系统思维，不把病症当病因，才能让报道更深刻、更专业。

四、认识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把握差异性

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与意识形态、文化、国情、社会制度都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我们在报道中也要重视差异性，稳妥把握。

多年前，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曾效仿美国的绝对就近入学政策，即一个房子对应一所学校，同时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采取了不同的招生管理办法，私立学校全面放开，公立学校全面管控，严禁筛选生源。这一举措的初衷旨在推动教育公平、缓解入学焦虑，但客观上也带来了学区房价格飞涨等问题，引发不少争议。

同样，10年前启动的高考改革的举措之一，是效仿美国“走班选课”。遗憾的是，因为功利选科与功利学习，导致大量学生放弃了物理，对我国的人才培养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2018年不得不对物理科目进行限制性选择，但随后化学科目被功利性放弃，于是2021年进一步对理工科专业进行物理+化学的限制性选择，有人称之为“小文理”。

改革的螺旋式上升是一项基本规律。在教育的治理上，不同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差异非常大。因此，在相关报道中，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认识和把握这种差异，我们可以参考借鉴西方的做法，但决不能照搬照抄，更不能盲目地言必称西方。（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 | 《中国记者》2024年第10期

值班编辑 |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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