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骚赋作家有耶律铸、郝经、王恽、方回、张之翰、刘敏中、陈普、陆文圭、任士林、王旭、刘诜、袁桷、唐元、虞集等，他们的骚体赋作品多以古物、古人、古迹、古义为题，在怀古之中表达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个人的心境情怀。
元朝前期骚体赋艺术表现上的怀古倾向
元朝前期骚体赋在表现主题上重赋咏古物、古人、古迹、古义的特征，使它们与原初楚骚那种浓 烈的家国情怀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渐行渐远。但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模拟楚辞诗篇、句法、意象，以骚为祖的“怀古”倾向。
对楚骚诗篇的模拟。“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这是屈原《远游》篇中的诗句，也是屈原面对危机深重而权贵又嫉贤妒能的楚国，以想象的方式远游天界，以表达理想、诉说苦闷。屈原而后，这一描写模式被历代文人所模仿。如司马相如《大人赋》曰：“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霓兮，载云气而上浮。”语句与屈原《远游》神似，但表达的内涵却是为迎合汉武帝喜好神仙，企求长生的心理。张衡的《思玄赋》写其访仙山、登蓬莱、留瀛洲、饮清岑，借梦幻远游表达自己对现实不满，不愿随波逐流却又忧谗惧祸的矛盾心态。
其后，北朝阳固的《演赜赋》、唐代孤独及的《梦远游赋》也效仿了这种写法手法。元初，王旭又作《拟远游赋》。赋中作者面对“悲斯世之沈浊兮，背驰余而莫偶”的心境，要仿效屈原“思远游以舒愤兮，超逍遥以长终”。因此，他以云为车、以风为马，召飞廉执辔，令八龙前导。过玄武，问琼宫，饱四海之玄精，饮群生之沆瀣。但求索的结果却是“中郁陶而莫遂兮，还余车而言迈”。于是他再次出发，游崆峒、涉清海、过若水、至神丘、谒苍梧、访姑射、探禹穴，“问道德之征言兮，愿开予之所蒙”。
经过追寻，他感悟到，逍遥无为，能使精神得一，长生超化；举贤授能，方能安于天下，圣哲长茂。因此，他希望能“宣淳风兮被九州，泽渐四海兮淡悠悠，荡我愤兮舒我忧”。表达了渴望圣泽广被，天下安宁的愿望。同时，也含蓄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追求逍遥无为的落寞情怀。这就使此篇赋作形式上是楚骚的翻版，内在精神上却沉降了许多。
对楚骚句法的模拟。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大夫屈原开创的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在王逸《楚辞章句》所收录的屈原作品中，这种新诗体有几种代表模式：一是《离骚》式，即以六言句为主，两句一韵，奇数句末缀有“兮”字；二是《九歌》式，即以五言或六言为主，每句中夹有“兮”字；三是《橘颂》式，即以四言为主，偶数句末辅以“兮”字。
两汉以后，骚赋作家在继承这些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在寻求着骚赋体式的新变。如变幻“兮”字的位置，以“之”“也”“以”等替代“兮”字，作赋时遵守对仗、声韵的限制，限定表示立意要求的韵脚字等。这些新变，丰富了骚体赋的表现形式，但与屈原原初楚骚的表现模式的距离越来越远。
元朝前期，骚赋作家在怀古倾向的影响下，在骚体赋的创作中，又出现了形式上模拟楚骚的怀古现象。其中，模拟《离骚》模式的最多，代表性的语句有：天明鉴观弗蔽兮，奠表著以诚陈。（郝经《幽愬赋》） 涉滹沱而北鹜兮，过常山之故城。（王恽《吊廉将军墓赋》） 历故鄣之遗区兮，泝桐江而西上。（方回《石峡书院赋》） 始余卜于斯丘兮，倚白云而为庐。（蒲寿宬《古赋二首》）览春葩之妖冶兮，厌尘容与俗姿。（刘敏中《玉簪赋》）像离三之虚中兮，戴九梁而洞越。（熊朋来《瑟赋》）原苍箓之开基兮，始于有邰之封。（陆文圭《灵台赋》）此外，还有陈栎《木猫赋》、任士林《复志赋》王 双：元朝前期骚体赋的怀古倾向《宝麓赋》、赵孟頫《求友赋》、王旭《拟远游赋》等，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
《九歌》模式虽然具有错落摇曳之美，但元朝前期的赋作中通篇使用这一模式的只有连文风的《登高赋》和唐元的《拟骚送盛则贤归越》两篇。其他更多的篇章是在赋作中杂用这种体式。这正如 郭建勋总结的那样，此式“大多是用在赋篇的开头、结尾或作品的关键处、承转处，在结构和节奏上起一定的作用，同时推动抒情或描写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
以《橘颂》为代表的四字句重复推进的模式，因其节奏单一、抒情直白的特点，后世把它更多地用在作品结尾的“乱辞”中。但元初一些骚赋作家仍以怀古的心态通篇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如：
我登常山，心慨叹兮！
大海四周，波涛涌兮。
泗流回渊，禹朝步兮。
吴季有剑，占所服兮。
对楚骚意象的模拟。屈原在其开创的楚辞体式中，创造性地构建了香草美人的象征系统，以作为其言志抒情的载体。这正如王逸所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元朝前期，骚赋作家对这种手法也多有借鉴。
如郝经因充国信使史宋，却遭人构陷，拘于真州，不得归还，故在《幽兰赋》中，以纫秋兰以为佩、冠章甫之巍峨、挽扶桑以载燧、葺江蓠以为裳、搴芙蓉以为袖等象征性的笔法，表明自己质性高洁，却无辜遭人谗害的忧愤心绪。刘敏中面对“给养之资，日以艰窘，恐以贫乏累其志气，乃作《励志赋》以自勉”。
故赋中亦用“纫秋兰以为佩兮，服辟芷与江蓠”等语句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赵孟頫的《求友赋》则是用“搴长洲之芙蓉兮，览大泽之兰茝。撷江蓠之秀颖兮，结秋兰以为佩”等表达寻求志同道合之友的心愿。王旭的《拟远游赋》、唐元的《拟骚送盛则贤归越》更是全面模拟屈原漫游天际，不断求索的浪漫主义象征笔法。
元朝前期骚赋作家由宋入元的特殊经历，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如胡次炎、陈普、陆文圭、陈栎、王旭、刘诜等，辞仕宦征召，选择了教授乡里、掌书院教席的人生路径。而进入仕宦行列的文人，由于元朝等级制度的限制，也少有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更多的是从事朝廷制策、国史编修等工作，担任翰林待制、中书参政、国史院编修等职。这样的生活心态和现实处境，使这部分文人在用骚体作赋时，有意识地通过咏古物、吊古人、述古迹、析古义来表达对旧朝的怀念、对新朝的疏离及心中忧愤不平的心绪。
而骚体赋自汉形成以来，形式上不断求新求变却未能达到一种艺术新高的境地，也使此时的骚赋作家更加怀念原初楚骚的形式特点，从而在篇章、结构、意象等方面模拟楚骚的表现形式。这就使这一时期的骚体赋从主题到形式均呈现出怀古的创作倾向。而这种形式上“祖骚”，其表现内容却远离现实政治，远离楚骚忧国忧愤情怀的艺术特色，也使这一时期的骚体赋难以取得原初骚体作品那样的精神力量和艺术感染力。
元朝前期骚体赋题材内容上的怀古倾向
骚体赋是以“兮”字句为作品主体形态且不能入乐歌唱的一种文学样式。自汉初贾谊首开以骚体的形式哀吊屈原，并抒发自己遭谗被贬的忧愤后，长于抒情的骚体赋渐渐成为各时代文人抒情言志的重要形式。而元朝前期的耶律铸、郝经、王恽、方回等众多文人，同样是善于利用骚体赋这种文学形式来表情达意。但由于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新变，他们创作的骚赋作品在表现主题上却与原初楚骚的抒情特质越来越远，且呈现出游离现实的怀古倾向。
以骚赋咏古物。与楚骚一脉相承的汉代骚体赋不仅形式上接受它的体式，内在精神上也承继了楚骚的抒情传统。这些作品或以此来抒写不遇之悲、玄远之思，或将对时事政治的不满和对帝王的讽谏规劝之意寄托其间。建安以降，抒情虽然依然成为骚体赋的主调，但其艺术功用和表现范围开始不断扩大。出现了如王粲的《迷迭赋》、曹丕的《柳赋》、曹植的《白鹤赋》、阮籍的《猕猴赋》、傅玄的《桃赋》《柳赋》《蝉赋》、夏侯湛的《浮萍赋》《石榴赋》、杨炯的《幽兰赋》、宋之问的《秋莲赋》、刘禹锡的《砥石赋》等大量咏物之作。受这种创作倾向的影响，元初的文人也将咏物作为其骚体赋表现的重要主题，但其所咏更多的是久远的古物。
《晋桧赋》为元初张之翰所作。赋中所记“侣三千之蟠桃兮，友八千之灵椿”的晋桧，历经历史的风雨，“一变而为亳郡丹砂之左纽兮，再变而为泉山紫极之孤根”。它遒劲疏朗，清影飞动，“向则立鹤骨兮缠鸾筋，今则奋虬髯兮张龙鳞。影动清源之落月兮，气接紫帽之飞云”。又能抱节守贞，涵养真淳之气，“在晋则愿招渊明之结庐兮，不愿污元规之扬尘。在唐则愿遇谪仙之神游兮，不愿挂林甫之奸魂”。
而这一“独挺然难于为用兮，乃得永天年而全天真”的晋桧则是作者生活境地的写照。陆文圭的《木铎赋》所咏为《诗经》时代“维孟陬之月建，为警众而特设”的木铎。它的现实功用虽为“震雷发春兮，先三日以令布。行人采诗兮，而乃徇之于路”，但其“集大成兮终古，金玉声振兮条理。想声容之美盛，宜闻者之兴起”的客观效果，却使木铎成为寄托作者“升堂阒其无人兮，空闻丝竹”之哀，和期盼圣人之德音的载体。
陆文圭《萍实赋》中借咏“如斗兮如日，味之甘兮可食”的萍实记述了楚昭王过河遇见萍实的传说。而面对众人莫识之物，孔子“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的解答，也是作者感奇物千载不遇，只能援笔而空叹心境的反照。此外，这一时期刘诜为咏现于成周与汉代建武、永平之际，其出必兆太平的白雉而作的《白雉赋》，为咏“数千万年一见于人间兮，龙马奋突河图还兮”的端溪石而作的《端溪石赋》，以及虞集咏“历世十百，神物来兮”“终古不磨，奇雄特兮”的古剑而作的《古剑赋》等，同样都呈现出此时骚赋作家善用古物来抒怀的创作倾向。
以骚赋吊古人。汉代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创了以骚体的形式怀吊屈原。同时代同样以骚赋怀人的还有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及刘彻的《李夫人赋》。建安后，此类作品愈少。只有唐代郑少微的《悯相如赋》、蒋防的《任公子钓鱼赋》和徐寅的《勾践进西施赋》等为数不多的篇章。元朝初年，受怀古倾向的影响，骚体赋中又出现了怀吊古人的作品。
王恽的《吊廉将军墓赋》通过凭吊常山故城“何高丘之突兀兮，郁剑气之峥嵘”的廉将军墓，回忆了廉颇能够面对自己的狭隘和蔺相如的深明大义，“复顿颡而悔过兮，折节负赎罪之刑”的举动。同时，用“人与骨而尘朽兮，义与粲乎日星”和“能不远而复初兮，其惟赵之廉卿”这样的语句，给予廉颇至高的评价。陆文圭的《高祖斩白蛇赋》从秦失其鹿、天下并驱写起，叙述了陈胜、吴广剖鱼腹，出丹书，举林火，鸣妖狐，揭竿而起后，高祖等役徒慷慨悲歌，以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决心，窜伏于荆榛，夜遇白蛇，醉而斩之的经过。同时表达了对高祖五载而成帝业、击筑而归故乡之事乃天人合应、王者符瑞的天命论思想。
以骚赋述古迹。西汉末年刘歆的《遂初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纪实性骚体“述行赋”。它记录了作者“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故纵贯故晋之域，感今思古的情感历程。随后，班彪追迹刘歆，以《北征赋》写自己从长安到安定途中见闻，以表现“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的流离之悲及乱世中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的疾苦。之后，更有曹大家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曹丕的《述征赋》、曹植的《东征赋》、陆云的《登台赋》、李白的《剑阁赋》、刘禹锡的《山阳城赋》、白居易的《伤远行赋》等描写行踪、古迹的骚体赋作。
元朝前期，王恽、王旭、刘诜等继承了这一写作传统。如王恽的《登常山故城赋》写作者登上“断城连络，蛇阵蜿兮”的常山，想到在“万井歌吹，鱼龙渊兮”的背景中，“垂光竹帛，星日悬兮”“胆气满躯，勇夫志兮”的赵子龙，不禁心生慨叹。王旭的《长生殿赋》记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马嵬暮别后，难掩“怅翠华兮再来，飒玄鬂兮已霜。感旧誓兮徒存，念伊人兮不忘”的苍黄愁绪，表达了对杨玉环骄淫覆唐的不满，希望能“赋长生之私语兮，庶后生之足戒也”。
王旭的《过铜雀台赋》写作者过魏武遗宫，登铜雀故台后，“怅古人之何在兮，漫今人之兴衰”的怅惘。刘诜的《兰亭赋》《歌风台赋》也同样是通过对作者探访会稽兰亭、丰沛歌台的记述，表达了对“嗟千载之不能一慨兮，独以遗墨而见奇”的王右军和“启四百年之绪业兮，皆宽仁大度之基也”的刘邦的历史情怀。此外，还有方回的《石峡书院赋》、陈栎的《汉林赋》、任士林的《宝麓赋》、陆文圭的《灵台赋》《河源赋》等。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古迹的记述以抒发怀古之思和兴亡之感，成为此时骚体赋的重要主题。
以骚赋析古义。将玄理引入骚体赋，较早见于扬雄的《太玄赋》。扬雄仿《周易》作《太玄》，又以《太玄赋》表达自己荡然肆志的避世思想。随后又有张衡《思玄赋》，它化用《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为题，以抒发自己的政治失志之感。建安以降，随着世俗生活和个性情怀在骚体赋中比重的不断增加，此类 “哲理赋”越来越少。而到了元朝初年，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骚赋中又出现了阐释古义之作。
陈普的《太极赋》以“予尝倚栏杆而问真宰兮，曷为有此四方上下之六合”的追问开篇，通过“一形一理性兮，一体一仪形”，“百千万亿不出于一兮，万古一阴而一阳”“去来生死其性兮，其物其则常在于太虚之中”等表述，阐述了自己对天地百川、阴阳水火、男女生死等问题的哲学思考。而其《三才赋》则是以自己“尝疑一阴一阳之九六兮，迭相摩盪而为《易》”的疑惑开篇，详析了卦、爻的形态与组合的含义。同时表达了天地万善，莫过太极图之主静；天地之主，独为圣人之仁义中正的思想。此外，还有唐元的《六艺赋》，考六艺之本始，并对“礼”“艺”的内涵进行阐释。黄溍的《太极赋》则写出对玄远的至道和难名的道中之妙遑遑求索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