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过：

“谁能不犯一点错误呢？不管是谁都是会犯错的，但犯的错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占少数，像是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和戴季英。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他人都是能拯救的，都是能改过自新的。”

能和陈独秀等人被毛主席点名批评的，说明戴季英并不是普通人，犯下的错误也不是能被原谅的程度。那么戴季英是谁？他究竟犯下了怎样的错误，最终结局又是怎样的？

1927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开始“镇压”农民运动开展不错的城镇，黄安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国民党军在黄安城头贴了一张捉拿共产党员的名单，里面就有戴季英的名字。

在可怕的“白色恐怖”之下，戴季英没有被吓退，而是和郑位三、吴焕先等人在七里坪重新建立了中共黄安县委，并领导农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11月13日，黄麻暴动正式开始，戴季英不仅仅是暴动总指挥部的成员，还兼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黄麻暴动成功歼灭县警备队，缴获100多支枪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

1932年，戴季英升为红4方面军25军政委，率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不过由于领导人的错误指挥，再加上敌我双方兵力悬殊，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被迫西征。

戴季英所在的第74师则继续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在此期间，他频频率部立下战功。

1933年3月4日，红25军的侦察员突然前来汇报：“我们侦察到马鸿逵第105旅前往河南光山郭家河村，准备和汤恩伯的第89师换防。”军长吴焕先听后十分高兴，随即决定：“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趁着马鸿逵部未在郭家河村站稳脚跟之际，将其歼灭。”

3月5日，吴焕先做了全军紧急动员：“战士们，现在是我们发挥所长的时候了！立即朝郭家河进发，此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在吴焕先的动员下，红25军的战士们连夜急行30公里，终于在拂晓抵达郭家河村。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我军以伤亡30多人的代价，全歼敌军两个团的兵力，更是将敌207团团长和副团长击毙，俘虏2000余人，缴获的枪支弹药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次战斗中，戴季英率部英勇作战，不仅获得了吴焕先的称赞，还被升为红25军政委。

不久后，红25军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份报纸，并从上面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会师，很有可能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正调集大量兵力向川陕甘边地区进攻。

吴焕先和戴季英得知这一情况后陷入沉思，他们不知道是向川西转移还是继续北上。于是针对这一问题，吴焕先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慎重的思考和讨论，吴焕先和戴季英决定：

“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放中央红军不管。这样，郑位三等同志带领部分战士留下，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我们则率领主力部队向甘肃进发，以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红25军先是连续攻占了甘肃两地县城，随后攻克秦安，彻底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西兰公路。得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当即下令围追堵截红25军。就这样，红25军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成功吸引敌军的注意。

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同年6月，高敬亭牺牲，原本的第4支队分成由徐海东和戴季英带领的新的第4支队、罗炳辉带领的第5支队。

徐海东重病期间，指挥的重任落在戴季英的头上，他率部开辟了津浦路西、路东的游击斗争。很快就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4年夏，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没有积极应战，反而慌忙逃窜。在这一情形下，我军成立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王树声担任司令员，戴季英担任政委。

王树声和戴季英是老相识了，他们曾在鄂豫皖时期配合默契，因此再次迎来合作，两人都是非常高兴的。他们接受命令后率部向河南敌后方挺进，并创立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担任司令员，戴季英担任政委。期间，他们率部进入豫西伏牛山区，在这里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还发动群众建立党和各级组织，先后建立了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活动受到毛主席的高度欣赏，甚至在多个地方公然夸奖。比如说在和郭述申等人的谈话中，毛主席说：

“和敌人斗争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咱们过去只顾着扩兵筹款，却把根据地搞空了，这样是不行的。针对这一情况，河南的同志们就做的很好，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在一次报告会上说：

“陕甘宁边区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的队伍除了新四军以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比如说王震部、戴季英部等等，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从以上毛主席的两段话中足以看出，戴季英在主席心中的地位还是不低的。

1946年7月，中原突围正式开始。李先念、王树声、戴季英等人率领中原军区的战士们进行战略转移，期间不仅粉碎了国民党想要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想法，更是牵制36万国民党军，以少量牺牲获得重大胜利。

既然戴季英频频在战争年代立功，那么他为何会被毛主席批评，甚至被开除党籍呢？

新中国成立后，百姓安居乐业，也令不少领导人产生了别样的心思，开始伸手向毛主席“要官”，戴季英就是其中之一。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被任命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等职务。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戴季英的职务也得到提升，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

要知道当时的开封和现在的开封不一样，可是河南的省会。戴季英能当省会的市委书记，足以看出毛主席对他的器重，然而戴季英却不满意。

他认为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早、立下的功劳也多，最重要的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在河南工作，因此自己应该被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是一把手才对。

在任职期间，戴季英倚老卖老，多次不听省委的意见，甚至在会上发表和省委相反的意见。起初河南的领导人都看在戴季英过去立下的功劳的面子上，没有和他计较。但1951年他竟然给毛主席写信“要官”，也引起毛主席的反感。

1951年年底，毛主席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戴季英的信件，他还以为对方是有什么要事和自己汇报，谁曾想打开后却大为震惊。原来戴季英在信中多次攻击河南省的领导人，并要求主席同意让他来做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没想到戴季英进城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当即怒骂道：“这个戴季英真是不可救药！”随后给中央办公厅批示：

“有这样的领导，该怎么信任他能领导好手下的人？我们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领导干部，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1984年4月，戴季英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的待遇。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在郑州病逝，享年92岁。也不知道戴季英晚年是否后悔当初向毛主席“要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