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晟
一、各得其所的生活态度一一“七七事变”前的胜芳镇
“七七事变”前的胜芳镇总人口在4万人左右。晚清后随着国门的打开，胜芳镇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交通优势，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涌现出了以“吉庆堂”蔡家为首的“八大家”这样的大商人及大地主，随着民国的建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八大家”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已经离开了胜芳，移居到大城市里发展事业，如：“笃庆堂”杨家和“吉庆堂”蔡家移居到了天津；“留耕堂”王家去了上海，一般继续经营他们熟悉的商业，也有的投资开工厂，如蔡家在天津就有“万盛斗行”一直坚持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他们在胜芳镇内的产业和土地都留给管家（胜芳镇称为二地东）来打理。但是地的所有制并没有被改变，农民还是无地或是少地者，每天靠为地主家打短工或捕鱼为生。“当时做一天短工的日工资为100个铜板”。据87岁的齐俊海介绍说“那时候棒子面30个铜板一斤，打一天短工能挣三斤多棒子面，吃饭不是大问题”。
胜芳镇由于地处东淀，盛产芦苇，镇上的支柱性产业就是和芦苇有关的产业，尤其是苇席的编织更是其中最大的产业，胜芳镇平民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编织苇席。但是胜芳和中国北方地区的其它城镇不一样，胜芳的土地主要是苇地（当地称草地）而不是耕地。胜芳人多从事有关芦苇的产业和渔业，当地俗语“男制渔、女织席”说的就是当时胜芳人的生活常态。86岁的邢宝田在七七事变前是胜芳镇某席店的少东家，他家在镇上收购苇席，然后有天津的席店来胜芳把这些苇席运到天津，这些席子大部分被运到了长芦盐场。其中当时在天津还有两家日本席店：天德昌和华昌，他们也在胜芳收购苇席然后运往日本。当时的运作方式是：包括日本的这两家席店在内的外地所有席店，都要通过邢宝田这样胜芳本地从事席店的生意人来收购胜芳的席子，因为当时胜芳虽有几十家的钱庄和银号，但只有本地的商人才能把支票兑换成现金。胜芳镇每五天一个集日，据邢宝田介绍当时这两家日本的席店在每一个集要收购二到三万片苇席；另外胜芳镇内遍布的河道内还出产青麻，从晚清时日本的三井洋行就来胜芳收购青麻，日本有名的麻绸的原料大量就是从胜芳镇收购的。三井洋行也和两家日本席店一样，必须通过胜芳本地的商人才能完成收购任务。
“七七事变”前胜芳的土地90％集中在像蔡家和杨家这样的大地主手里，“笃庆室”杨家有草地（苇地）就四千顷。齐俊海和齐孝忠就靠给这些大地主收拾这些苇地以及捕鱼为生。胜芳的女人们从小就要会织席，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能不能织一手好的苇席是她能否找到婆家的重要指标。因为人人都有活干，并且一年四季没有闲功夫，男人冬季也能捕鱼，妇女要编织一个各季的苇席，所以胜芳镇在周边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乡镇。当时胜芳镇周边村落主要是耕地，较少有副业，“九一八”爆发后土地兼并日益的严重，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之中很多人被迫冒险走上了土匪之路。从1931年到1934年间胜芳镇周边出现了几十股土匪，当地人称它们为“某某部队”，如胜芳北的堂二里镇出现的杨部队，土匪头子就是杨治国……胜芳镇周边几乎所有的乡镇和村庄都出现了土匪，而胜芳相对于周边来说是一个经济高地，人民虽谈不上安居乐业，但能各得其所，生活比较安定，自然成为这些土匪抢掠的第一目标。据邢宝田介绍，1934年这些土匪猖狂到在白天就闯入胜芳镇居民家中，进行绑票活动，一个白天居然抢掠了七家之多。无奈之下胜芳镇许多士绅组织起来，去省城请命，请求军队来驻扎。1935年7月当时天津驻军的一个营来到了胜芳，营长是刘文休。据齐俊海和齐孝忠介绍，当时刘营长身先士卒带着士兵趟进芦苇地，消灭了大部分土匪，即便没被消灭的也吓得不敢来胜芳骚扰了。1936年的元宵节，胜芳的花会在刘营长的支持下重新出会，以示庆祝扫匪成功。
二、用洋鼓洋号把日本人迎进了胜芳一一胜芳保卫战
“七七事变”后，当时驻扎在胜芳的国民革命军奉命南撤，胜芳周边的土匪又死灰复燃，并且有一部分投靠了日本做了汉奸（胜芳人称为白脖）。而胜芳此时处于了无军队状态。为了保卫家园，胜芳商会和当时的士绅组织了一支部队，称为“胜芳商团”也称“胜芳自卫团”，由葛福生担任司令员，共计千余人参加，枪支由胜芳商户提供。另外胜芳当时还有200多猎户，他们主要靠在淀区以猎取野鸭等飞禽为主，这些人自古以来就参加了“胜芳枪炮老会”（一种花会组织），为了保护家园这部分猎户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小枪队”。日本军队占领天津后，于1938年6月28日，日军组织了正规军500多人，两门钢炮，从天津出发进攻胜芳，当时“胜芳商团”和“小枪队”组织起来进行了顽强抵抗，并且当时驻扎在胜芳镇北部乡镇的堂二里镇，华北抗日联军第二十七支队在司令员魏大光的带领下组织起来抄了日军的后路，里外夹击击退了日军，此役共计打死日军一百余人。
据齐孝忠口述，因为抗战得利，胜芳镇的自卫团和周边乡镇的自卫团进行了互换。1938年11月18日，日军再次进攻胜芳，此时魏大光已中伏牺牲。这一次日军进攻胜芳的人数更多，武器更猛烈。当时驻扎在胜芳的自卫团（换成了高士一的部队），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奋力抵抗了大约半天的时间，由于双方实力的悬殊，不得不退出镇子。此时胜芳当时隶属于天主教（英国传教士詹姆斯?纪满在1921年至1926年以胜芳镇为基地进行传教活动，并在胜芳创建了“救世军”，他于1926年离开胜芳，但“救世军”保留了下来）的“救世军”内的一位神职人员一一高军官，找到了当时镇内的一些乡绅商量该如何办，为了避免镇内出现大量的无辜民众死于日军枪炮之下，无奈选择了开城门迎接日军入城。齐孝忠当年也被拉进了欢迎日军进城的队列中，举着天主教堂准备好的写有“欢迎大日本皇军”的小旗，在街道两旁迎接日军。据他回忆，当时打开的是胜芳东城门，同时日军还有大量的汽艇开进胜芳镇内的河道内。街道上救世军敲着“洋鼓洋号”欢迎日本人进入胜芳，齐孝忠还说，当时日本军队进城时，四人一列进入的胜芳，并且边走边向欢迎的人群撒糖果和饼干。
三、什么都被日本人统制起来了一一日占后当时胜芳镇的经济生产情况
席店商人邢宝田说：“‘七七事变’前天津大大小小有二十多家席店，日本占领天津后，除了日本人开得天德昌和华昌，其它席店全部被强行关张。并且日本统制了胜芳苇席，他们把在胜芳收购上来的苇席直接就运往日本，一片也不留给中国。”日本军队进驻胜芳后，对胜芳的各种资源进行了统制，由于苇席早在七七事变前日本的需求量就很大，所以更是严格统制。他们成立了“席子公会”和“青麻公会”，不允许胜芳人再从事这些产品的贸易，因此邢宝田等商人也失了业。“一旦发现有胜芳人继续从事席子和青麻的贸易就立即枪毙！”邢宝田说。另外因为天津市里中国人开的席店己经关闭，沿途到处是汉奸和土匪，即便让干也没法干了。一是天津没收购苇席的了，日本的那两家席店己经不用胜芳的商人帮忙了，他们直接来胜芳收购席子，后来两家干脆就在胜芳开了收席的办事处；二是沿途几十里的水路居然会有四、五股土匪劫船，很危险。
还有胜芳人家里不允许拥有日常的铁器、铜器等金属，甚至汉奸把家里家具上的铜环都剔走，说是炼子弹去；七七事变前，胜芳人普通住户已经用上了柴油或者煤油灯，可是日本占领了胜芳没多长时间，煤油和柴油也被统制起来，属于军用物资了，普通百姓不得存放这个，无奈胜芳人又恢复了点菜油灯。
旧时胜芳镇的民间活动非常丰富，拥有大量的花会，胜芳镇有“七十二道花会”之说，时至今日胜芳镇依旧有三十余档花会。平时胜芳人的业余时间多用来参加各种花会组织，孩子们从小就在自己家附近的花会里学习。这些花会分为文会和武会，武会以教授各门派武功为主，日本侵占胜芳后，胜芳镇内的各档武术会多有会众参加各种抗日武装，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大刀队”进行抗日。于是日军不准胜芳武术会再习武，很多武术会的器械被烧毁，并且烧毁了很多武术会自己传承的会谱。
日军总部驻扎在当时胜芳最繁华街道的一座两层小楼上（即今天古镇停车场院内的小青楼），日军规定凡是胜芳人路过这所小楼时必须要鞠躬。并且不断地颁布“强化治安”指令，从1938年11月进驻胜芳到1944年日军撤出胜芳，六年间颁布了五次“强化治安”令，而每次“强化治安”都把胜芳百姓的生活向深渊拉近了一步。
四、从“三了”盘子到“三道黄金箍”——日伪时期百姓的日常生活
“民国三十二年，老百姓受了苦难……去把那地梨儿挖……”这是在胜芳镇流传至今的一首抗日歌曲《挖地梨儿》，1943年胜芳的粮食获得大丰收，可是日本人却把胜芳镇的民众打的粮食全部掠走，不允许百姓私藏粮食，并且派汉奸挨家挨户查访，甚至连碾米用的石碾子都被砸毁。没办法，普通百姓只好去淀区里挖地梨儿充饥。
更把百姓拉向深渊的是物价的飞涨，“七七事变”前像齐俊海等这些无地的底层民众，每天去给地主打短工的工钱能买上三斤多玉米面，一个社劳力干一天活的工钱基本上能让全家吃上饱饭；可是到了1941年前后，干一天的短工只给三元（伪钞），而当时一斤玉米面的价格却已经上涨到了三元三，一个壮劳力干一天连自己都吃不饱，更别说养家糊口。胜芳人的日常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了，大量的民众被饿死。据齐孝忠和齐俊海介绍，胜芳的几个城门，一天往外抬好几个死人，全都是饿死的。可以说这一段的苦难在胜芳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可是不管怎样胜芳人的婚丧嫁娶还是要进行，但是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从古到今胜芳人结婚女孩讲究陪嫁，“七七事变”前都是“多少多少抬”的嫁妆，当时胜芳大户张家娶儿媳妇的时候，新娘的嫁妆从河岸的码头摆到了张家的大门口（大约500米左右）。可是日本人来了之后，这种情况不能延续了。女孩子的嫁妆除了必须有的三件一一“灯、梳头匣子、光盖（扣碗）。”其他的嫁妆就都免了。婚宴的天数也从过去的“大娶”（两天），变成了“走马上头”（一天）。宴席上的盘子被百姓俗称“三了盘子”——一盛满了、一端撤了、一吃没了。当时的酒席也比较简单了，大部分家庭酒席宴上就是四盘菜，分别是：黑鱼丸子，南北豆腐（把本地豆腐用酱豆腐炒）、积藕、豆腐干炒腊肉，中间是一碗蒸黑鱼头。从菜谱看是极其简单的。
“七七事变”前胜芳人的葬礼也很讲究。用时胜芳有好几个赁货铺，都叫“某某斋”，结婚、葬礼都能从里面租到用具，这些赁货铺不但有桌椅板凳，还有厨房用品，甚至连葬礼用的孝服都能从里面租赁到。家里一旦有人去世后，会找来一个“总理”来全权负责葬礼。办事主家会向“总理”交待要“办多少多少钱的葬礼”，这个“总理”就照着这个财力来办事。“七七事变”前胜芳镇内最热闹的葬礼要属张家的一次“出大殡”。足足热闹了七天，连喇嘛都请来了。可是日本占领胜芳后，大型的葬礼已不能办了，好一点的家庭用木头匣子装殓逝者。大部分家庭用三根蒲草捆扎一个苇席就把死人裹着走了，老百姓把这种极其简单的装殓自嘲为“千层芦苇板，打了三道紫金箍”。甚至一部分家庭连苇席都没有（因为被日本人统制起来了），只好到新民会（日本人在中国成立的民间汉奸组织）磕个头，赏给个苇席来装殓逝者。这个时期这些赁货铺生意淡的很，因为老百姓没钱了。
五、妓女与华工——日伪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
经过日本人的几次“强化治安”，胜芳人的生活大不如昔了，在潘效先的日记中，有了胜芳人卖房卖地的地契；而那些没房没地的贫苦家庭只好靠卖儿卖女来维持生活。齐孝忠大姨妈家的三个表姐都被卖到了大连做妓女。“七七事变”前本来童养媳在胜芳是很少出现的，即便有也是养着儿媳妇，胜芳人把这称为“囤养着”，可是日本人进入胜芳后，胜芳镇也出现了把女儿从小送到富裕人家做童养媳，这样孩子就饿不死了。
1942年日本人开始在胜芳征集大量的华工，当地称为“写华工”。这些被写华工的胜芳人命运很悲惨，大部分都被折磨致死。齐俊海的亲大哥、齐孝忠的二爷和三爷以及两个叔叔全被征去做了华工，结果全死在了东北。日本驻军自己并不出面拉华工，而是让当地的一些混混和汉奸去哄骗那些胜芳的穷人，说“去了那有多少多少钱的工资，还管饭”，当时就支付给写华工的人家二十元钱，这相当于七、八口人家的两顿饭钱，结果到了东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不但不给工资，每天还挨打挨饿，极少人能活下来。后来干脆就不给钱了，直接征用胜芳人。胜芳镇当时写华工的人很多，回来的可是凤毛麟角，齐俊海的大哥被征为华工后，到了天津火车站上偷着跑回来两次，第三次被征的时候，没跑成，被逼着上了没有车门的火车后就直接拉到了东北，这一去就再没回来过。听逃回来的说，胜芳人大部分被送到了沈阳附近的矿山里挖煤去了。
潘效先的日记中写道“又按闾拨工填王家坟修码头……”，日记中还有一些日本人征用胜芳人修岗楼、修工事等的记载。齐孝忠就经常被当做征夫，有一次，他被征集到天津的“军粮城”挖稻子，当时说好一个月给四十五元钱还管饭，结果到了那干了两个月一分钱也没给，还天天挨打。他们每天晚上靠唱《边关调》等来解乏和抗饿。后来实在是忍不了了，同去的一个胜芳人提前准备下了一根棍子，在一天晚上旋其他人热睡之后，用这根棍子撬开铁丝网，包括齐孝忠在内的六个胜芳人钻了出去，一口气跑回胜芳。他还说，没跑出来的胜芳人都死在那了。冬季，每天晚上齐孝忠等镇上的壮劳力还被征去把中亭河的冰面裁开，因为日本驻军怕八路军晚上乘着冰面进攻胜芳。有一年冬天，齐孝忠连续四天泡在中亭河里裁冰，白天修一天的工事，晚上还得干裁冰，就对当时的监工询问为什么天天征他，没想到却挨了监工的打骂。总之一天到晚，日本驻军不会让百姓闲下来，当时百姓编了一些民谣如“家家点着菜油灯，长点云彩就刮风；白天打公路，黑夜去打更。”来形容他们一天到晚忙沉重的徭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