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句话。此说法怎么来的呢？

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是明代孝宗朝内阁首辅李东阳于《怀麓堂集・七十二》中的记载。他在《记龙生九子》条下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囚牛，龙种，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覇上，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赑屃，平生好文，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

李东阳（1447年——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湖南茶陵）人。家族世代行伍，其遂入京师戍守，后来官至内阁首辅，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又加少傅、柱国等衔。

他在前述书中说，明孝宗在开建“泰陵”的时候曾专门问他“龙生九子”的名目和出处。他也说不上来，“因忆少时往往于杂书中见之，仓促不能悉具又莫之所出”，所以还向朝中诸多有学问的高官一一询问，但也只了解到了上面这些，“亦不知所从出，因据以复命”。

当时孝宗是否极不高兴不得而知。反正李东阳在书中感叹：“盖记问之难如此，恐久而复失，漫识于此，以俟他日”。

不过，孝宗朱祐樘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十六岁就驾崩了。太子朱厚照继位，改号“正德”。李东阳正德十一年（1516年）病逝，谥号“文正”。

龙生九子

约百年后，明代文学家沈德符（1578年——1642年）在《万历野获编・内阁一》中说到此事。其《龙子》条下说：“长沙李文正公在阁，孝宗忽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文正对云：‘其子蒲牢好鸣，今为钟上钮鼻；囚牛好音，今为胡琴头刻兽；睚眦好杀，今为刀剑上吞口；嘲风好险，今为殿阁走兽；狻猊好坐，今为佛座骑象；霸下好负重，今为碑碣石趺；狴犴好讼，今为狱户首镇压；赑屃好文，今为碑两旁蜿蜒；岂吻好吞，今为殿脊兽头。凡九物皆龙种。’”他接着说：“此见之《怀麓堂集》者。而实不止此。又有宪章性好囚；饕餮性好水；蟋蜴性好腥；蛮全性好风雨；螭虎性好文；金猊性好烟；椒图性好闭口；虭多性好立险；鳌鱼性好吞火；金吾性通灵不寐，此又见《博物志》诸书者。盖苗裔甚夥，不特九种已也。且龙极淫，遇牝必交，如得牛则生麟，得豕则生象，得马则生龙驹，得雉则结卵成蛟，最为大地灾害。其遗体石罅中，数十年后，裂山飞出，移城郭，夷墟市，所杀不胜计。比入海，往往为大鱼所噬，即幸成龙，未几辄殒，非能如神龙应龙之属，变化寿考也。又前代纪述中，有感妇人而诞小龙者，若汉高祖之母，龙据其上，乃生赤帝，成炎刘不亿，抑更神矣。又龙生三子，一为吉吊，盖与鹿交，遗精而成，能壮阳治阴瘘。”

他认为，“龙生九子”其实不止九子，还有其他说法，这与西南“苗裔”等少数民族中流传的传说有关。

在这两人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明代三才子的杨慎（1488年——1559年），也在他的《升庵外集》中记载了“龙生九子”一说。其曰：“俗谓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其又说，一曰宪章好囚；二曰饕餮好水；三曰蟋蜴好腥；四曰蛮全好风雨；五曰螭虎好文；六曰金猊好烟；七曰椒图好闭口；八曰虭多好立险；九曰鰲魚好吞火。”

沈德符所记异于李东阳所云“龙生九子”，很可能来自杨慎。另外，他说的“且龙极淫”，则最可能来自谢肇淛（1567年——1624年）的《五杂俎・物部》。

由此可知——第一，“龙生九子”一说，盛行于明。此前正史和有影响的书籍，皆尚未见有明确记载。第二，此说盛行于明，但更可能兴起于唐宋。唐宋时期，文化逐渐普及，古汉语进入“古白话阶段”。酒肆茶楼说书人骤增，民间传奇故事刻本亦大大增多。于是也出现了关于“龙生九子”的各种故事。第三，李东阳、杨慎、沈德符等明代“一流文人”。皆不知“龙生九子”出处。所以，虽然皇帝也有耳闻，然其为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的可能性更大。第四，最关键的，“龙生九子”其实来自上古先民的观象授时。

汉字中，所有动物皆有世间原型。唯“龙”没有。从殷商卜辞可知，甲骨文“龍（龙）”字，是以“东宫苍龙”星宿为“象”而成。先民创造出“龙”的形象，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6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见西水坡古墓龙形蚌塑）。

《钦定古书集成》所载龙星“尾宿”九子星图

“龙星”本为“角、亢、氐、房、心、尾”六星宿，构成了完整的“龙体”。后来，在“二十八宿”体系完成过程中，才有将“箕宿”划入“东宫”。

《史记・天官书》说：龙星“尾宿”的九星，是天帝的九子。司马贞《索引》引宋均云：尾宿九星“属后宫场，故兼九子，必九子者，取尾有九星也。”《史记正义》亦云：“尾九星为后宫，亦为九子星。占：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叙而多子；不然，则否，金、火守之，后宫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嫡乖乱，妾媵失序”。

“天帝”，是古人心中的最高神。地面上的帝王，就被说成是“真龙天子”——天帝之子。这才是“龙生九子”的真正源头。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农耕为主，其他“产业”还不够发达，人们对“天文”的依赖性最大。到了唐宋元明，尽管农业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但“城市化”逐渐明显了，分工细化了。许多人，包括大学问家们，对“天文”也往往知之甚少了。于是，各种传说也就纷至沓来，“龙生九子，各不相同”的多种“版本”的流传，也就成为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