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0年的某个深夜，长安城的太极宫中，唐文宗李昂对当值学士周墀发出绝望的喟叹：“朕受制于家奴，尚不如周赧、汉献！”这位曾意图中兴大唐的帝王，此刻蜷缩在宦官的阴影下，连生死都不得自主。而这一切的转折点，正是五年前那场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一场以祥瑞为名的血腥政变，一次彻底葬送皇权的致命失败。

1. 安史之乱的“遗产”：宦官帝国的崛起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为制衡武将，将禁军指挥权交给宦官，从此开启“北司”（宦官集团）凌驾“南衙”（朝臣）的时代。宦官不仅掌控神策军，更通过枢密使制度染指朝政，甚至弑君立帝——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所杀，文宗本人亦是宦官王守澄扶植的傀儡。

2. 文宗的挣扎：一场注定悲剧的反抗

年轻的文宗不甘为傀儡，暗中联合李训、郑注两位“双面间谍”。此二人本是王守澄的亲信，却以权臣身份为掩护，与文宗密谋铲除宦官。他们先设计毒杀王守澄，又杖毙弑宪宗的凶手陈弘志，看似步步为营，实则已埋下祸根：李郑二人争功内斗，计划漏洞百出。

1. 天降“吉兆”：石榴树上的致命谎言

公元835年11月21日，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突然奏报：禁军后院石榴树夜降甘露，乃“天降祥瑞”。李训率百官庆贺，力劝文宗亲临观礼。这场戏码的背后，是李训精心设计的杀局——他提前在院中埋伏刀斧手，意图诱骗宦官头目仇士良等人入瓮。

2. 一秒破绽：宦官的反杀与皇帝的沦陷

仇士良率众宦官踏入禁军后院时，一阵风吹起帷帐，露出伏兵刀光。仇士良惊觉中计，狂奔回含元殿，高呼“陛下救臣！”李训急令金吾卫护驾，却因王璠临阵畏缩、河东军未至而溃败。宦官们劫持文宗退入内殿，关闭宫门，宣告政变逆转。

3. 长安屠城：神策军的血色狂欢

仇士良调动五百神策军血洗皇宫，六百余名官员被当场砍杀，宰相王涯被酷刑逼供，舒元舆、贾餗等重臣惨遭腰斩，家属无论老幼皆被灭门。宦官更借机纵兵劫掠长安，百姓横尸街头，“流血成渠，公私涂炭”。

1. 皇权的彻底崩塌

政变后，文宗被软禁，沦为“盖章工具”。宦官公然宣称：“天子不可令闲，宜以奢靡娱其耳目！”朝廷沦为“北司”的玩物，宰相仅剩“行文书”之职，官员上朝前需与家人诀别，唯恐有去无回。

2. 宦官专政的巅峰

仇士良掌权期间，废立太子、屠杀宗室如屠狗。他甚至教导继任者：“天子不可令读书，亲信儒生则知前代兴亡，心忧变革。”至此，唐朝彻底进入“宦官世纪”，直至朱温屠尽宦官，而大唐也随之灭亡。

3. 士大夫的精神溃败

甘露之变不仅屠戮肉体，更摧毁了士大夫的脊梁。曾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英，在刀剑下噤若寒蝉。白居易的《长恨歌》尚能讽喻朝政，而此后的晚唐诗文，只剩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颓唐。

1. 权力逻辑的误判

文宗依赖李训、郑注这类“投机者”，却忽视其权斗本性。李训为独揽功劳，擅自提前行动；郑注远在凤翔，救援不及。权力同盟的脆弱性，注定计划必败。

2. 军事依赖的致命缺陷

唐代宦官掌控神策军长达百年，根基深厚。文宗试图以临时招募的“私兵”对抗职业军队，无异于以卵击石。反观康熙擒鳌拜，核心在于牢牢控制禁卫军。

3. 制度性溃烂的必然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割据、财政崩坏、均田制瓦解，皇权早已空心化。即便诛尽宦官，大唐也难逃衰亡。甘露之变不过是一曲提前奏响的挽歌。

结语：甘露干涸处，盛唐终成灰

当文宗在宦官监视下郁郁而终时，长安城的石榴树依旧年年开花。只是那曾象征祥瑞的“甘露”，早已化作史书上一滩刺目的血迹。这场政变撕开了大唐最后的体面，暴露出一个帝国腐烂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