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文明的记忆，是我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依据。然而，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真相也会被遗忘、篡改或争议。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学习的历史，就是最权威、最完整、最客观的历史，但事实上，我们所接触的历史，往往是经过后人的选择、整理、解释和评价的历史，有时甚至是有意或无意的误传或歪曲的历史。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有时候，一些意外的发现，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和启示，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历史。

今天，笔者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件震惊古今的历史发现，那就是西晋时期，一名盗墓贼在河南省卫辉市挖出了一部记载了上古89位帝王的“天书”。

这部“天书”就是《竹书纪年》，它与我们熟知的《史记》有着诸多的差异和矛盾，让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唯一幸存的一部通史。

它记载了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的历史，共计1847年，涵盖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等历史时期，共有89位帝王。

它不仅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还记载了许多失传的古籍，如《易经》、《国语》、《穆天子传》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史料。

《竹书纪年》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要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说起。

那一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个盗墓贼不准，趁着夜色，潜入了一个战国时期魏国诸侯的墓穴，他本以为能够发现金银珠宝，谁知进入墓室后，却发现里面只有一捆捆的竹简。

上面写着一些他看不懂的文字，他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还用竹简生火，想要烧毁墓穴。他在墓中搜寻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失望地离开了。

后来，他被当地官府抓住，被迫带领官员去清理墓穴，结果发现了十车的竹简，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当地官府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西晋武帝司马炎得知后，十分重视，派出了两位才子徐旭和钟会，以及一位史官乔继君，前往汲郡，对竹简进行翻译和整理，同时调查墓主的身份。

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破译了竹简上的古文字，发现了这部惊世之作。他们将竹简分为十三篇，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命名为《竹书纪年》，并将其呈交给武帝。武帝十分高兴，下令将《竹书纪年》收入太常寺，供后人参考。

《竹书纪年》的流传，一波三折。由于《竹书纪年》是用竹简书写的，保存不易，加上历史的动荡和战乱，使得《竹书纪年》多次遭到毁坏或散失。

据说，东晋时期，有一位名叫王珣的学者，曾经抄录了《竹书纪年》的全文，但是后来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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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时期，有一位名叫王应麟的学者，曾经根据《竹书纪年正义》的残篇和其他史书的资料，编撰了一部《竹书纪年考》，但是后来也有遗漏了。

清代时期，有一位名叫王鸣盛的学者，曾经根据《竹书纪年考》的残篇和其他史书的资料，编撰了一部《竹书纪年辑本》，但是后来也有删改了。

可以说，从西晋到清代，历经千年，我们所看到的《竹书纪年》，已经是经过多次的抄写、整理、注释、解释、补充、删减、修改的版本，与原始的竹简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

而且，由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对《竹书纪年》的内容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竹书纪年》，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和偏见的版本。这就给我们对《竹书纪年》的研究和认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1.体例方面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每一年的记载，都是以“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为格式，简明扼要，不加评论。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按照主题的分类，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每一篇的记载，都是以“某人，某事，某因，某果”为格式，详尽生动，兼有评价。

《竹书纪年》的体例，更符合古代史官的职责和规范，更便于查阅和核对，更体现了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史记》的体例，更符合后世读者的需求和兴趣，更便于理解和记忆，更体现了主观和批判的精神。

2.来源方面

《竹书纪年》是一部由史官所作的史书，它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史官的记录和整理，以及各种古籍的引用和摘录，它的作者，主要是晋国和魏国的史官，他们都是当时的政治参与者和见证者。

《史记》是一部由文人所作的史书，它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文人的考察和创作，以及各种传说的采纳和改编。

它的作者是司马迁，他是一位汉朝的文官，他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和反抗者。

3.内容方面

《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内容，有很多的不同和矛盾，这些不同和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古历史的记载，例如，《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的名字、年号、年龄、在位时间等，而《史记》则没有。

《竹书纪年》是一部由盗墓贼挖出的“天书”，它记载了上古89位帝王的历史，它与《史记》有着诸多的差距和矛盾，它让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竹书纪年》和《史记》都是中国古代两部最重要的通史，它们都是人类的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的见证，都是思想的表达，都有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竹书纪年》和《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