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暗中前行，我跌绊、摔倒,又站起，我茫然前行，我的脚，踩上寂寞的石块，还有枯干的枝叶。在我身后，另一个人也踩上石块、树叶。 ——帕斯《大街)
长裙摇曳生姿，脚腕纤细白皙，套上高跟鞋的女人，似乎有一道春风经由脚踝穿透全身，不由分说地挺拔起来，俏丽起来，袅娜起来。发明高跟鞋的人，前世一定是个魔术师，长夜，睡梦中，他闭上眼睛，看见了一种被抬升，被雕琢的美。
那个渴望变得高大伟岸的男人路易十四只是要享受被世人仰望的高贵，他不会想到，几百年后，这项专利早已被女人全盘占领。尖、钝、宽、窄，方、圆、高、低、黑、白、红、蓝，设计师们绞尽脑汁，不断翻新着花样，女人们则乖乖地掏出钱包。她们愿意承受肉体的折磨，将重量集中于一小块脚掌，后脚跟悬空，身体被架起，以换取不真实的飘荡感，取悦自己，并取悦这个世界。
现在，一个女人正穿着高跟鞋走进颇有庄重肃穆感的审判庭，鞋跟敲击地面、发出有节奏的篤篤声。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她的美，从声音的发源处望过去，一头染成棕色的长直发，一件设计简洁而有质感的白上衣，一条黑色的包臀裙，勾勒出一个成熟女人荡漾的风情。无疑，那双尖头细限的黑色高跟鞋义为她增添了几分韵致。
她在原告席上坐下来，我翻了翻案卷，娇，这个名字明显携带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及以前的气味。就在我的故乡麦菜岭，从祖母到母亲辈，再到姐妹辈，随便扳着指头数一数，就能数出十几个“娇”来:春娇、冬娇、发娇、莲娇、玉娇、贵娇、水娇……而她们无一例外活得粗糙，活得像土地上低头爬行的虫蚁，她们承受着生活交给她们的苦难，她们中大多数人一辈子没有穿过高跟鞋。唯独眼前的娇，可以让我联想起娇这个字眼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柔嫩、美丽、可爱。
可是，她一出声，我就后悔了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这里，还会痛，医生说还得做手术。”她伸出手肘，比画着，时而嘟起嘴巴，像一个因争吃糖果而不得的受了委屈的孩子。从资料看，她已虚岁四十，随话语带出的，却是和年龄极不相称的天真、幼稚，或者说愚痴。每说一句话，她都夺张地提动脸部五官和肌肉，显露出丰富的表情，但那丰富里又包含了可笑了成分，像一个竭尽全力表演却没能换得掌声的小丑。她结巴的、委屈的、无逻辑的、赌天发誓的辩解，不仅没有为她赢来同情，反面增添了嫌恶。“真的，骗你会死掉。”娇的发言和一个极力想证明自己又全无方法的稚重并无二致，以至于法官一忍再忍还是不禁哑然失笑。律师侧过头去，毫不客气地制止了她再说下去。我见她又一次嘟起了嘴巴，先前给予人的成熟女性的美好荡然无存。
外表的观感与灵魂的真实原来可以如此天差地别。我突然想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甚至不愿意相信，这个将高跟鞋穿得风姿绰约的女人，精神怎能如此单薄而空洞?
当法官问及她读书读到过几年级时，旁听席上娇的妹妹替她补白道:“我姐姐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自从那次在洗头店摔伤之后，她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脑子都稀里糊涂的。”
“是啊，是啊，我以前在店里都是做店长的，做了好多年。”娇又一次抢着回答。我注视着这一对姐妹，不用说，她们都长得堪称漂亮，体形匀称，穿着时尚而得体。然而，妹妹玲珑聪颖，说话流畅，意思表达准确。姐姐，却成为一个时时处处需要由妹妹来兜着护着的人。
无论娇的痴愚是来自于童年深刻而永不能去除的烙印，还是真如她们所指证的一次意外，让我们回到那一次摔伤事件，也即回到这一场诉讼最初的起因。
大年初四，娇衣着簇新，挎着她的小坤包，足蹬一双除了居家、睡觉，几乎从不离脚的高跟鞋，踏进了位于市中心的一家美发店。同时进店的，还有她的姐姐和嫂嫂。在此之前，她们持有了这家店印制的一张优惠感恩卡，这张按实际消费逐次画去服务数量的感恩卡，还有多半尚未使用。
这些年，我无比熟悉这样的卡券，从美容院、美发店以及健身房大量地拥入人群，通过熟人的互相推荐，业务人员的上门推销来拓展客户。他们以新店活动、节庆优惠等各种缘由，用低于市值的价格吸引消费者购买卡券，从而进店消费。如果顺利，其中一部分人将在新一轮的推销攻势下，成为店里的长期客户。办公室里，小区的步梯上，散步的途中，时常有打扮入时的女性前来推销卡券，充斥于微信群、聊天窗口、朋友圈的各种推销更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由不得你立场坚定，永不动心。
是的，我也根据自身的需求购买和使用过这类卡券，见识过店主和员工们热情得有些夸张的笑脸，也经历过低质量服务与轰炸式鼓动继续消费的懊悔，还有商家一夜之间关门闭户人间蒸发的挫败。当然，其中必有一些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建立了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但更多的是失望，是进入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之后没有安定和归属感的失落和空茫，是遭遇现实与描述的巨大落差之后的溃逃。
厅堂宽阔，暖气开得很足，服务生彬彬有礼，室内弥漫着浓郁的香精气味。因为是春节，人们的寒暄多了几分客套和热情，大堂的茶几上摆着糖果，一切都洋溢着和谐、喜悦的气氛，没有人能预料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一起惊魂的事故。
娇踩着高跟鞋登上二楼，折转的楼梯上，每一个阶梯都镶着瓷砖，光鲜锃亮，照见女人婀娜摇摆的身姿。娇在靠近楼梯口的房间里停伫下来，脱下高跟鞋，躺在一张特制的洗头床上，惬意地接受服务生细致的洗头服务。这是属于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之一种，人像云朵飘在天空一样，有了被伺候的幸福和尊贵之感。
然后，娇的湿头发被服务生熟练地包好，穿上她的高跟鞋，提上她的小坤包，走出了那间洗头房。她需要从二楼步行至一楼，坐进柔软的大皮椅，面对一块巨大的镜子，等待发型师将头发吹干，并吹出漂亮的发型。春节，是女人们争妍斗艳的大好时光。
可是，她没有等到这一个指向美丽的步骤，刚刚下行至楼梯的上半部，就翻滚了下来。那一刻，她的身体真正地悬空了，无所依托，然后，头皮破裂、流血，手臂骨折，晕倒，被迅速送进医院。那双为她带来旖旎风光的高跟鞋，瞬间从脚上脱落，扭曲变形，最后不知被谁检起送还给她，又被她丢到了哪里。
二
公正的判决来自于在一次一次的推论中接近并还原真相，来自于对原被告双方责任和义务的公平合理划分。这个过程漫长而曲折，经历了两次伤情鉴定和三次公开审理。
民庭的案子多半是这样，事件的前因后果迷雾重重，太多的细节被各执一词的浓荫掩盖，牵扯着千丝万缕的情感、欲望、利益、博弈，可非简单的黑白相对、正误两端。证据的呈现、钱款的计算无不复杂多样，有时候，一场庭审，书记员能记下双面打印的几十页笔录。庭里的法官总是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即便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鉴定申请、反复的诉讼请求变更、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庭。想来，他们早被琐细的工作日常磨出了极好的耐性。
这是第二次开庭了，整个上午的庭审过程中，当事双方都在想方设法地还原原告娇跌落当时的场景。当然，每一种还原和设想都在尽量朝着己方的利益靠近。
原告律师端出了己方的陈述:“2017年1月31日下午，原告在被告处接受美容美发服务时，因被告处地上积水，原告从被告的楼梯滑倒,当即感到左侧额头、左肘关节疼痛剧烈，左侧额头流血不止。”
积水、滑倒、受伤，简单而不带任何修辞的描述，形成了一条严密的因果关系链，直指美发店在事件中所负有的安全责任。我常常想、司法语言也许是离文学最远的一种，客观、冷静，省却各种枝枝蔓蔓，拒绝感情用事、拖泥带水，正如将一枚水果刨去了有滋有味的果肉，只呈现出那颗坚硬的核。一个法律工作者，当他面对案卷时，需要摒弃像一只鸟那样腔调繁复的鸣唱、色彩斑斓的羽衣，以及天马行空的飞翔。
律师的身体和思维都是不能悬空的，他需要用双足落在地上，结结实实地往前走，一步，一步，又一步。
然而，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被对手截住去路。正如这份陈述，很快遭到了被告律师的反驳:“原告诉被告美发店地上积水造成原告从楼上滑倒，不符合本案事实。事发当天原告从美发店的二楼洗头出来的时候，是从二楼跑下楼梯的时候自身踏空摔倒，原告的损害主要由原告自身造成。”
跑下楼梯，踏空摔倒。如果推论成立，那么事故的责任将又一次回到原告自身。它像一只脏兮兮的破皮球，被双方踢来踢去，谁也无意将它收留。
“不是这样的，房间地面上积了好多水，水都漫到我的鞋底了，不然我怎么会摔倒?”作为原告以及摔伤当事人的娇有些急切。法官循循善诱:“你认为地面上的水是怎么积起来的呢?”“有可能是地漏堵了，也有可能是洗头的花洒喷溅出来的。”原告律师解释道。
设想一下，在整天需要用到水的洗头房，如果不及时拖地，鞋底沾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鞋底湿滑，楼梯瓷砖光滑，失足滑倒，似乎顺理成章。
被告律师面对新的攻势，只反复强调店方已经尽到提醒义务，原告作为成年人，不注意安全跑下楼梯，才导致了踏空摔伤。有时候，律师就是那个蹲在战壕里持续保持火力的战士，如果这是一场战争，无论遇到怎样的进攻，他们都必须始终坚守自己的阵地。
想起孩子吵架之后面对大人裁判时的又一次纷争，“他先打我。”“不，是他先动手的。”你无法分辨双方冲上前去扭打在一起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娇从楼梯上摔落，孩子互相揪住衣领，都发生在如此短暂的一个瞬间。瞬间即逝的片断，人的动作可以千姿百态，一个结果的形成原因可以千差万别，也许，就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准确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她只记得一场尖叫，仿佛世界末日的来临。真正的还原，除非当时有目击证人或者视频录像。
然而，没有人提供当时的视频。也许，美发店本身是安装有监控设备的，但他们并未出示，或者像大多数面对官司的部门一样，视频录被适时地“删除”了。
出来作证的只有被告方申请出庭的两个证人，他们是事故现场的目击者，美发店的两名员工。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款步走进法庭，镇定地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在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在法官提醒法律责任之后，保证不做伪证。
他们都那么年轻，剪着清爽干净的时尚发型，白衬衣上套着裁剪得体的黑马夹，紧身裤勾勒出结实的腿部轮廓。他们站在一侧，肩背削直，有着训练有素的挺拔和精神。可以想象，当他们像白杨树一样立在美发厅里，礼貌而娴熟地迎来送往，在穿梭出入的女人眼里，不啻为一道悦目的风景。
在双方律师的提问下，他们一前一后，不疾不徐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虽然两个证人并未同时出庭，但内容却惊人的一致:“事发当时，我就站在楼梯下方。和原告一起来的两个朋友先洗完头，坐在一楼大厅吹头。原告下来时一手拿包，一手拿手机，正在打电话，好像是下面的朋友在催她。她的高跟鞋很高，走得很急，没有看路，一下没踩到楼梯，就摔下来了。”
原告律师为了挽回局面，提问证人与被告的关系，得到雇佣关系的答复，他表示，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词不足以采信。娇也坐不住了，举起手来说:“我也想提问证人。”作为基本的权利，她得到法官的许可，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则堪称滑稽了。
娇的提问没有一句切入正题，只是意气用事般地质问着:“你在撒谎你知道吗?你知道骗人是什么后果吗?明明不是那样的，你怎么可以乱说?”本来是愤怒的质询，经她丰富的表情和幼稚的口吻演绎出来，却像一个小女生在向人撒娇。证人却神情淡定，每每给出一句简短的肯定答复，让她更加气急败坏。不多时，娇被法官提醒:“你应该就事情提问，而不是质问和反问。”娇不服气，嘟嘟囔囔着:“要是我说一句谎会死掉，他们说了也会死掉。”又引起在场者遏制不住的偷笑。连律师都觉得和她坐在一起有点丢人，他黑着脸，口气里甚至有点训斥的味道:“你不知道怎么问就不要问了。”
焦点终于集中到了高跟鞋上。但原告娇矢口否认:“我的鞋跟一点也不高，穿起来很好走路的，像穿平跟鞋一样。明明是沾了水才滑到，我根本没有踩空。”
法官问:“你的鞋跟是多高呢?”“没有很高，就这么一点点。”娇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着。“那双鞋还在吗?能不能拿出来量一量?”“早就扔了，鬼才要它了。”娇翻了翻白眼，表示了对那双晦气的鞋的愤恨。
“那你怎么证明鞋跟到底是多高呢?”“就和我脚上的这双差不多，你看，一点也不高。”娇站起来，离开了座位，撇出一只脚，展示着她的高跟鞋。一身素淡的中年女法官笑了:“这还不高啊。”“真的，走起来一点都不会累的，很好走。”
争论纠结在鞋跟高与不高上，自然不是办法，法官请人拿来了一把尺子，竖直量了过去，得出了准确的数值——6厘米。
三
第三次为这个案子走进庭审现场，已是6月中旬。夏天的风热辣辣地横扫大地，一切在春天里萌芽的事物都在此时达道了旺盛生长的顶点，而在这几个月里，娇手臂上的骨刺也在潜滋暗长。她被鉴定为伤十级、还被医生告知，骨刺必须做手术挖掉，否则将导致骨头萎缩。她坐卧不安，她不想失去应有的灵活和自如。
然而，所有的后续治疗除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指向一个很俗气但又再现实不过的字眼——钱。
现在，她已经被供职的美体内衣店辞退。因为捧伤，因为半个多的住院，因为三个多月的后续治疗，也许还因为，她已经不具备一个优秀销售员所应有的敏锐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了。那个店长的位置不会一直空缺着等待她的回归，商家讲究的是效益，而不是人情。在她的家里，还有两个需要抚养的小孩。从事故发生到今天，有一年半的光阴，她都在寻医问药、寻求赔偿、准备诉讼中度过，在这个人人全力争食的社会中，她成了一个生活没有着落的，晃荡的悬空的人。
她被职场抛弃，也许有一天，还会被家人嫌弃。关于思维能力的改变，她无法提交相关的证据，也没有在起诉书里提出任何赔偿要求。只有长期接触她的人才知道，她真的变了，从一个精明干练、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变成了一个丢三落四，说话东拉西扯的人。
更麻烦的是，在准备上诉之前，她自行前往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所得的鉴定结果在庭审中并不为被告所认可。被告要求由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得到了法院的许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她又经历了两个月的等待与煎熬。
这一次，由法院委托的鉴定结果终于被双方认可，结局与前次却并无太大差异。但被告律师仍提出，鉴定结果的出示则意味着医疗的终结，后续的治疗费用便不应被认可了。是的，作为美发店委托代理人，他要做的，是站在被告方立场，尽可能地降低赔偿金额。他还提出，原告在出院之后前往某祖传骨伤诊所和其他两处康复治疗馆进行的治疗，都不是遵医嘱的结果，且这些机构不具有正规治疗资质，所花销的费用没有正式票据，也不合理。
而在此之前，她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在与美发店进行周旋。如果协商顺利，获得相应的赔偿，她是不会也不需要选择上诉这一途径的。她清楚地记得，店老板曾爽快地答应过她:“需要什么治疗，你尽管去治，拿发票来店里给你报。”也正因为这一句承诺，她的内心放下了很多担忧。从医院出院后，她听人说某祖传骨伤诊所医术很好，便去做了后续治疗，花费五千多元。她还到市区某康复治疗馆进行康复治疗，花去两千多元。受伤后，她的额头被缝了七针，她是一个爱美的女人，最怕伤口留下疤痕，恰好她供职过的美体内衣店出售一种可以去除疤痕的药物(也许是保健品)，她购买使用这些产品，又花了一千多元。
她是相信他们的，“我会负责”这句话像画在她眼前的美好愿景图，给了她莫大的安慰。从住院到治疗，她都内心笃定，毕竟，那是老板亲口对她说的。她满心以为，这些花费最终都会落实到美发店的头上，他们会按照当初的承诺交付给她。可是她显然太天真了，当她一趟一趟地前往美发店交涉时，才发现老板根本不记得或完全不承认当初说过的话了。除了当初把她送进医院时垫付的四千元医药费，店家再没有拿出一分钱给她。
这时，她才发现事情远非她想象的那般简单美好。事实是，谁愿意乖乖地掏出自己的钱包为他人买单呢?老板真的说过那句话吗?她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即使真的有录音，那又如何呢?他们只要提出按法律程序办，她就对他们毫无办法了。她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恐惧，以她对世的有限认知，她不知道还应该相信什么。她这才发现，口头的协定是悬空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悬空的，没有什么是可以通过简单的途径到实处的。
协商、争吵、怨怼、指责、乞求、哭泣?无法想象，当她一次次心怀忐忑地踏进那家美发店，经过了多少内心的撕扯和折磨。有厌倦、有愤恨，一定也抱有微茫的希望。起初双方应该都是客客气气的，商家还要做生意，不希望事情闹大影响到客户的感受，而她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撕破了脸吵架耍泼的女人，她那么顾惜自己的形象，自然也不会使用任何下三滥的胁迫闹事等手段。
当她最终无奈选择上诉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聘请律师、准备材料、归集证据，一个从未经历过官司的女人，在前后三次庭审中，几乎耗尽了她的脑力。第三次开庭时，她显得镇定多了。在听到不利于自己的观点时，她不再急于解释，不再赌天发誓，不再像从前那样因为某样东西没带到打开手提包四处翻找，不再显得惊慌失措。
娇所提供的证据在对方质证下，几乎体无完肤，比如感恩卡并未盖章，已超过了使用时限;比如她的后续治疗费用没有一张是正式发票;比如对按城镇户口标准赔偿的质疑;比如对被抚养人生活费用的不予支持……最致命的一点是，被告方始终认定原告的摔伤与接受服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的场所设施以及服务行为有任何缺陷瑕疵，也即原告的摔伤属于自己的过错，损失也应该由自己承担。
她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大睁着眼睛，脸色越来越苍白，几次嗫嚅着嘴唇想要说点什么，又强行吞咽下去。她一定被反复提醒和告诫过，所以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像前两次那么任性说话了。她只能安静地等待，像一个被惩罚过后学乖了的小孩。
事实上，律师将替她表述一切，并且逻辑周密而不失风度。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地提到了美发店应负的安全保障责任，比如瓷砖光滑未能铺上地毯;比如全场没有任何安全提示;比如拒绝提供事发当天的视频:比如洗头房容易湿滑，鞋子容易沾水应该有危险预见;比如明知女宾多穿着高跟鞋却不提供平底鞋换穿……
然后，原告方播放了事发后，娇的哥哥及时前往美发店拍摄的一小段视频: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两侧分别摆放着栽种绿植的花盆。那是四季常绿的万年青，它们抖擞着碧色的宽大叶片，像一群没心没肺的看客。律师总结道:“楼梯台阶摆放的花盆，导致原告摔倒时无法抓住扶手，而侧身倒地，并一直滚落到一楼。”而在视频播放之前，被告方一直声称楼梯上无任何多余的设施，虽然娇一直提到有花盆和她一起滚落下去。
再后来，那些花盆消失了。
四
繁华的闹市街区，商店鳞次栉比。这些年，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消费场所如雨后春笋，不断生发。洗头、洗脸、洗脚，美容、美甲、美体……有些经济头脑的人纷纷看准这行巨大的市场潜力，争相投人抢食服务大蛋糕的行列。这其中，不乏诸多盲目跟风、匆匆上阵者。我们小区边上，一个连最基本的面部护理手法都不懂的女人，开了一家美容院，并到处游说客户，自称专家。据说，在开店之前，她还在摆夜宵摊。
与服务行业如火如茶的扩张速度相比，其准人门槛和管理规范的制定实施，却极不相称。其间产生问题可谓层出不穷，收了预付费关门跑路的，服务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次充好的，遇到消费纠纷扯皮要赖的……每年消费纠纷发生以干万计，每个涉足过服务消费的人，几乎至少都要遇到一两件窝心事。维权之路繁复艰率，多数消费者选择息事宁人，将哑巴亏吃下去，像娇这样最后走进法院的只占极少数。
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容院拔火罐，一向信赖的美容师突然失手，一粒点着火的酒精棉掉落在我的左肩，灼伤在所难免。美容师买来药膏百般道歉，而我亦接下了那支烧伤药，默默地选择了谅解。那个烧伤的部位许久才得以痊愈，正是穿裙子的夏天，我却严严实实地捂着连袖的T恤度过了那个暗色的季节。最后，那个伤口赠我一道浅浅的疤痕。我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没有选择维权?心里的那个声音在回答:“你耗不起。”是的，不仅仅是因为内心的善良让我在面对他人羞赧的眼神时，无法腾起火花。此外，我的时间被分割成许多块，工作、写作、读书、育儿、旅游、休闲、会友……伤害没有达到无法承受的范畴时,我都没有准备好打破生活的平衡。况且，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工商管理框架内，每个维权的人，都面临取证难、成本高、难度大等等障碍。事实上，维权结果远低于预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付出的时间、人力等成本，加之其间经受的心理焦虑，只会让人感到得不偿失。
一次在与一位法官闲聊中，他提起了大学时接触到的几个典型的外国消费服务维权案例。一个因自己将饮料洒下地面导致摔伤的人，起诉超市负有安全责任，获得巨额赔偿;一个停下房车喝咖啡导致后车追尾的人，起诉房车生产企业未尽告知责任，亦获得大笔赔偿金。而1994年发生在美国的著名“麦当劳咖啡烫伤老太太”案，则更令人叫绝。一老太太在自己的车上不慎将滚烫的咖啡酒在腿上，造成严重烫伤，最终法院判决麦当劳公司赔偿48万美元。
如果将这些案例放在我们身边，普罗大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确实，站在商家的立场上看，咖啡是你自己不小心洒的，凭什么让我来承担责任?买热咖啡的人那么多，别人都不会烫伤，难道问题不是出在你自己身上吗?如果大家都像老太太这样跑来打官司，都给巨额赔偿，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商家岂不是都该倒闭了?
有意思的是，麦当劳公司没有因此而倒闭。自发生这个官司后，麦当劳悄悄地将咖啡温度降低，并且在咖啡杯醒目之处，标明了“高温热饮，小心烫伤”等法律术语警示。正如在烟盒上标明“吸烟有害健康”，也是起因于一场诉讼。不可否认，人类文明的很多进步是在一次又一次
近乎荒诞的责任追究中发生的。经过提醒之后是否注意安全，是消费者的问题，但压根不设提醒，甚至诱导消费，就是商家的问题。“急弯减速”“前方陡坡”，生活中，我们需要太多及时的提醒，那些看似小小的警示，也许遏制了太多大事故的发生。
回到著名的“咖啡烫伤案”，由于老太太是在汽车上烫伤的，为了防止类似的意外伤害事件再次出现，全球汽车厂商皆从顾客安全着想，在车座旁边精心设计了安全放置饮料杯的特别位置，极大地减少了不慎泼洒热饮的可能性。这种对消费者人身安全高度重视的人性化设计，亡羊补牢，防患未然，无疑造福了顾客，你能说这不是法治带来的一种进步吗?
当然，国情的差别、企业的大小，其安全防范级别和所负的责任相应总会有所区别。但只要形成了服务关系，经营者便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事故即负有赔偿责任。这在我国《消法》第四十九条中有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问题在于，有多少人会熟知它，并熟练地运用它。规则就像一条横在逾矩行为前面的一条线，有些人根本没有看见这条线，有些人看见了，会试探着跨过它。如果有人跨过之后发现并没有遇到高压电击，也没有遭受捆绑束缚，跨越显得如此轻而易举，那么他当然会继续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它。视普通消费者为上帝的时代远未到来，和谐从来都来自于规则以及众人对规则的遵守。只是，太多问题没有准确地对错划分,或者说，我们无法证明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不能像下围棋那样将黑子和白子辨别得那么清楚，那么决断。我们每落一枚子，前方都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
这些年，我对那些新开业的服务场所和价格低廉的消费诱惑保持足够的警惕和疏离，这表面看起来是聪明和机巧，其实何尝不是陷人过泥淖之后才获得的清醒认知?更多时候，我们很难放心地将自己以及金钱交付出去，我们得小心地抱紧自己，看好走稳脚下的每一步路，辨别眼前的笑脸是否真实，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安全悬在空中，我们必须告诫自己，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无论最终将由谁替你承担责任，精神和肉体的伤痛最终只能是自己的。说白了，安全也是自己的。
五
此后，我仍然于每个周末如约走进美容院，定期护理我酸痛的肩颈。长期的伏案写作，令我朝着亚健康的谷底一路滑去。我得承认，我没有对正规服务场所的鉴别技术和能力，但我又无比需要它的存在，只能凭着感觉在几家美容院之间对比，然后确认。场所设施、经营规模、时间长短、服务态度、老板人品、技师手法，都是我考量的重要因素。
我会小心地保管好商家开具给我的每一张票据，以及发送给我的活动宣传内容，尽管我未必会真正用到它，但是我得保证一旦需要时不至于无处可寻。我还会要求商家将口头承诺的事项写进服务手册，因为多年的经验，使我见识了太多口说无凭、出尔反尔的现实。如果服务的内容与承诺太不相符，我会友好地提醒他们改进。我知道多数人不会如此，但事实证明，因着我的细致，我收获了相对优质的服务。
而本案的原告娇呢?在经历这次官司之前，她显然没有太多的防范。她像相信清晨天空会亮，下雨地面会湿那样，毫无保留地相信了那张感恩卡真的是用来感恩的，相信了多少人噌噌上下的楼梯没有危险，相信了脚下的那双高跟鞋会一如既往地忠实于她。即使在摔伤之后，她仍然相信了美发店的老板对她说的话:“治疗的费用我们会给你出。”康复治疗、美容保健，但凡与那次伤情相关的费用，她都相信迟早会得到偿还。
在庭审间隙，我与法官私下聊天，她提到了自己经历过的一次粉碎性骨折。她活动着自己的左手肘说:“你看，我现在活动自如，基本没有什么后遗症。但刚开始受伤时，有好长时间都只能弯着，伸不直。”
我不禁好奇，她是怎样治疗的。“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她说，“在医院只做了常规的处理，打石膏固定骨位，后续治疗就找了个有名的民间医生，贴了十几帖祖传的膏药，慢慢就恢复了正常。”而整个的治疗，前前后后，只花了一千多元。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她又一次强调。虽然她在庭审中对于娇的康复治疗以及去除疤痕的产品使用未发表过任何意见，她只是基于公平公正，总结和提示着双方的事实和证据。但我相信她心里应该有了自己的一杆秤。
我在想，如果娇不是在美发店摔伤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承担责任的乙方，那么她会选择进入那些康复治疗中心吗?她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千多元几小瓶的去疤精华液吗?那时候，她会不会掂量一下钱包，权衡一下性价比，思考一下这些措施是否真正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当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看见能够给以安慰的大人向他走来，难免放开了喉咙号啕大哭。而大人渐行渐远时，无所依凭的孩子却悄悄止住了悲声。如果有一面镜子，能供每一个人照见内心，许多人性的真相纤毫毕现时，我们也许会被自己吓一大跳。
端坐于审判桌正中的中年女法官衣着素朴，多次的相见与合作，我从未见她施过粉黛，穿过高跟鞋。她清瘦的脸上，眼睛总是透出睿智而洞悉世事的光亮。也许经见了太多世事纷争，浮华早就从她生命里清除殆尽，也许不偏不倚、公事公办的洗练，会让一个人从表象到灵魂都逐渐趋向中性。关于结果，关于责任的划分，我们没有交流太多，但是心里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预估。
十天以后，我读到了正式下发的判决书。其中对于过程的叙述可谓细致人微，每一项证据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是否认定，认定的成因，都分析得丝丝人扣，无懈可击。判决书很长，足够十页之多。在那些详尽的文字叙述里，事发当时的场景被放大，责任和义务也被郑重地厘清:
诉讼中，原告娇对其认为的被告洗头的房间水很多，可能是地漏堵了，水都漫到鞋底部，所以沾到水的鞋子在下楼梯时滑倒而摔伤的陈述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所以，本院对原告的该陈述意见不予采纳。原告作为成年人，应是其自身安全保障的最大义务人，其在从二楼下到一楼时，应当知道脚穿6厘米高的高跟鞋在楼梯行走时需要注意脚下安全，但是，原告却来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从而踏空楼梯造成其自身伤害，存在较大的过错。综上，本院根据原、被告的过错程度，确定原告对其自身损害的各项损失承担70%的责任，被告对原告的损害的各项损失承担30%的责任……
我又一次想起在庭审为娇测量高跟鞋高度的情景，涉事的鞋子已经不知所终，在没有具体证据可以证明她穿着高跟鞋的情况下，娇主动承认了鞋跟与脚上的这双一样高。然后，六厘米的高跟鞋在本案中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了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一对小小的尖细的鞋跟，多么像一束带刺的玫瑰，为主人带来如许旖旎的风光，也为她带来如此尖利的麻烦和伤害。我心里暗暗地想，如果她当时不是穿着高跟鞋会怎样呢?如果没有穿高跟鞋仍然导致了摔伤的后果，双方责任的划分会不会不一样呢?当瞬间酿造了永恒，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怎么能回到最初，扔下手中那个带毒的苹果。
果然，娇在私人诊所康复治疗的费用没有得到认定。如此，娇在此次摔伤中所受损害的合理损失共计11万多元，美发店按30%的责任赔付金额为3万多元，剩下的7万多元费用，将全部由娇自行承担。通读判决书，所有的判断合情合理合法，儿乎找不到任何瑕疵。但我心里仍旧感到了某种悲凉和难过。
第三次庭审结束后的画面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娇在冷气的推动下走出那扇棕色的包门，她仍旧穿着一双尖细的高跟鞋，是后跟悬空，臀部左右摇摆，走得摇曳生姿。显然，摔伤并没有使她产生畏惧。嗜美如命的女人，不会放弃支撑她身体和灵魂的高跟鞋。
（本文选自作家出版社朝颜著《陪审员手记》，转发请注明出处，如有侵权则告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