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权的一生，像一条蜿蜒曲折的红军小道，充满了险峻与奇迹。1950年，他的一封简短信件“我是孔宪权，我没有牺牲”，让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将军激动不已。这封信，是历史长河中一块不起眼却意义深远的石子，掀起了追忆与感慨的涟漪。一个被遗忘多年的红军战士，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他的故事不仅仅属于战场，也在战场之外，书写了不一样的传奇。

1935年的贵州寒风凛冽，红军正在进行长征途中最艰难的时期。孔宪权当时是红军十二兵团作战副参谋长，被赋予了一项危险任务：侦查娄山关敌军的防守情况。这一带地势险要，是国民党围堵红军的关键点。如果无法突破，红军将陷入死局。孔宪权带领突击队摸黑出发，却在离敌军指挥部不远时，发现了一支敌军援兵正在靠近。这一突发情况让他陷入两难：继续原计划拿下指挥部，还是先解决这支援军？他冷静分析后决定，主动出击。

战斗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展开。敌军火力凶猛，红军弹药却捉襟见肘。孔宪权在混战中身中六弹，生命垂危，但他依然指挥战斗，直到援军被击溃。随后，红军顺利攻下娄山关，为整个长征打开突破口。重伤的孔宪权已经无法继续前行。战友们建议用担架抬他，但长征路上生死难料，抬着一个人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中央决定，将他留在一个当地财主家养伤，并留下300块大洋和一名医护人员。这一别，便是十多年。

孔宪权在财主家躺着不是个事。他的腿伤严重，行动艰难，但他还是努力站起来，学了一手泥瓦匠的手艺，靠干活维持生计。村里人对他敬重有加，认为他是红军的“活菩萨”，甚至有人向他讨要红军旧物辟邪治病。生活虽然平淡，但孔宪权心里却从未平静。他常想，自己还能不能回到部队？随着时间流逝，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在心里默默惦记。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迎来了翻篇，孔宪权的生活却依然困顿。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糊口，日子过得清苦。直到1950年，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杨勇、苏振华。他激动不已，这两位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竟然调任贵州军区了！他立刻写了一封信，字数不多，却句句入骨：“我是孔宪权，我没有牺牲。”信寄出去后，他在等待中又忐忑又激动。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记得他。

信送达后，杨勇和苏振华几乎第一时间认出了这位老战友。两人激动得像孩子，立刻安排人把孔宪权接了回来。多年的漂泊生活终于告一段落，孔宪权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被任命为军区第七区副区长。不久后，他的党籍也被恢复，那个曾在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位置。

1952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建，孔宪权再次被赋予重任。他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为纪念馆的建设奔走搜集资料。等到纪念馆建成，他顺理成章成为第一任馆长。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从一名战斗英雄，到一位历史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孔宪权的一生，是坚持与信仰的最好注脚。他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却在战场之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了红军精神。他没有被命运击倒，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是那些宏大的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的坚守与牺牲。有人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即便被历史遗忘，也依然默默守护信仰的人。孔宪权，正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