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网上看到有学者发表关于对上海的议论，受其影响，想到我曾在上海有关刊物发表过3篇文章，因此对上海有些好的印象：上海办事公正，尊重知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应算得上是各地人的“融炉”。

1982年我在赵官公社干通讯报道员，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的生活》丛刊，恰好手里有篇赞扬共产党员的文章“夸夸俺们的义务投递员”，大体意思是：本社付庄村68岁的老党员付丕让，二十多年来坚持做好义务投递工作，受到干部群众的称赞。文章有800多字，全是复写纸手抄的，且歪歪扭扭不太清楚。我抱着“中不中往上涌”的想法，就按照刊物的地址，写上“稿件”二字不用贴邮票，通过邮局随便寄过去了。文章发出后，我根本没有拿着当回事，也没抱希望能用。我以为，一来山东与上海没有隶属关系，不可能宣传报道外地的事迹，二来我一个小“乡巴佬”写的文章怎能登到上海的大刊物。可结果出乎预料，时间过了大概3个月，我突然接到由上海寄来的《党的生活》丛刊1982年第4辑样本，打开一看，我的文章竟然真的登出来了，整整用了2个页码，还配有素描式的插图，更为高兴的是还有10元钱的稿费汇单，确实令我喜出望外。由此，我对上海增加了崇敬和向往，然而很遗憾，始终未能有缘，这当另论。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常被人们称为“魔都”，所以在我心目中充满仰视乃至迷信。自己的机缘和命运与上海没有丝毫牵连，只能谋求把名字嵌入上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有时候也就选择一些合适的稿件顺便给上海有关刊物发去。当时，虽然稿件发出了，但内心仍是“有一搭无一搭”，总以为自己与“大上海”的名气差距太大，且无任何关系，如果我的文章能够被采纳那简直就是奢望。可结果又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想象，让我更加增厚了对上海的好感。那个年代，基层农民负担问题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关注，因而也出现了围绕“减负”的系列问题。对此，我经过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查阅了若干文件、资料，撰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农民负担之我见》，阐述了我对农民负担的内涵、特点、轨迹、形成原因和建议。该文还真的被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社会学》季刊1991年第1期后发表，开创了政研室成立以来在上海刊物发表的齐河首篇文章，曾一度引起反响。还有一篇文稿同时在上海2家杂志刊发：1992年初，我针对农村烟酒消费现象进行了广泛调查，撰写了《农村烟酒消费增长过快不容忽视》一稿，文章发出后分别被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季刊1992年第2期和上海大学主办的公开期刊《社会》1992年第3期发表。这篇文章也成了我离开政研室的“压卷之作”，难免有点“沾沾自喜”了。

我这几篇文章都是手抄复写，邮局寄发，没有特殊背景和丝毫关系，能够被采用真的让我佩服上海办事的公正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学术方面，上海尊重知识，不讲出身和地域，符合条件就会有足够的机会脱颖而出。由此，也体现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验证了上海“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价值取向，不是空话。

回忆这几件小事，一来为上海点赞，二来也对当时的编辑表达我迟到的敬佩和感谢！

2022年10月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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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鲁文可，男，汉族，1957年9月生，山东省齐河县人，中共党员，齐河县委退休干部，曾发表新闻、政论、随笔等各种文稿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