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两条看起来没什么关联的信息，如果把它们关联起来看一下，挺有意思。

一个是关于中国新首富的。8月9日消息，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44岁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已登顶中国首富。他以486亿美元（约3483亿元人民币）的身家，反超了从2021年4月以来一直占据榜首的中国瓶装水之王钟睒睒。

另一个是关于孟加拉国临时政府的首席顾问。8月8日，由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领导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宣誓就职。近来，孟加拉国内出现了大范围的暴力行为，原政府总理已经辞职逃往国外，尤努斯以80多岁高龄挺身而出。

黄峥和尤努斯两个人在中国的知名度有很大差异，作为拼多多的创始人和老板，黄铮在中国当然有着超高的知名度，特别是他的拼多多业绩一路攀升，在几年之内其风头就盖过了阿里巴巴和京东。数据显示，其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营收868.12亿元，同比增长131%；同时，调整后净利润达到306.02亿元，同比增长202%。在一片萧条的市场上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

尤努斯在中国的知名度大概只限于专业人士，但是他在全世界的低收入人群中则是真正的一尊偶像。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开创并发展了“小额信贷”服务的理念，创建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专门向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提供贷款，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因尤努斯“卓有成效的、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将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尤努斯和他创建的银行。

他们两人的共同点是都面对低收入人群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模式，虽然一个是提供金融服务，一个是提供电子商务的平台服务。然而，他们两人不仅商业模式不同，而且社会效益也有很大差异，其社会评价更是天壤之别。尤努斯获得全世界经济学家和低收入人群的尊重，黄铮和他的拼多多则是非议不断，这些非议不仅来自经济学者和业内专家，更来自拼多多服务的人群。最近，拼多多因为其争议颇多的政策引起商家的强烈不满。

7月29日，约200名中小商家聚集在拼多多Temu的广州总部抗议，原因是不满其平台的高额罚款和扣货款政策。很多商家抱怨说，不管是不是商家的问题，只要买家不满意，Temu就直接按照“仅退款”处理，并对卖家做出货款2-5倍罚金的处罚。据悉，聚集的中小商家被罚款总额高达1.14亿，这使得他们难以继续经营。据说，这样的罚款收入已经成为拼多多一项可观收入。

关于低收入人群的市场，已经去世的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曾提出过“金字塔底层”（Bottom of the Pyramid，BOP）生意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未来市场潜力的真正来源不是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也不是新兴的中产消费者，而是“亿万热切的贫困人群”，因为按人数计算，全球每天生活在2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40亿之多，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

普拉哈拉德发现，与传统生意以“成本+利润”确定价格的方式不同，BOP生意常常是倒过来的，它们先确定目标消费者可以承受的价格，再反过来倒推成本和利润的比例。他举印度一家叫斋浦尔义足（Jaipur Foot）的公司为例。把产品价格定为30美元——在发达国家，装一个假肢平均需要8000至1.2万美元，可是印度底层消费者能承受的价格只有30美元。斋浦尔义足通过使用便宜得多的本地材料和简化生产、服务程序，让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残疾人获得了廉价但足够好的产品。现在，斋浦尔义足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假肢供应商之一。

低收入人群的生意在互联网条件下显然是一个可以获利的领域。就这一点而言，黄铮比尤努斯幸运得多。因为在尤努斯的员工们向农民们推广小额贷款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还得一个个地去苦苦解释。不过，因为很多农民看到实际的获益，才让格莱珉银行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拼多多的生意是面向金字塔底层的，但商业模式却不同。黄铮认为，既然巴菲特可以通过向富人销售保险获得资金，然后用这笔资金投资产生复利，那么他也可以创造一种保险，只不过这种保险不是卖给穷人的，而是反向卖给想要获得生产确定性的工厂，使它们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保险的内容则是消费者未来的购买意愿。他称这是“把资本主义倒过来”。

登顶中国首富让黄铮有理由对这个倒过来的资本主义感到自豪。坦率地说，互联网环境是他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有了互联网，底层消费者的社交资源可以聚少成多，才让拼多多可以创造出一种拼团直接面对制造商购买产品的方式。不过，他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倒过来，而是用人性的弱点创造了一个资本的神话。

成功者不应该受到指责。尽管一直以来对拼多多有着非常多的质疑和指责，但拼多多的成功还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经验供创业者学习。对拼多多的指责更多的可能是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都需要面对的，例如侵权现象严重，产品质量差、山寨产品多，对商家各种罚款涉及滥用市场优势等等。只不过，因为拼多多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太多了，自然存在的类似现象规模也是最大的。最终市场选择了拼多多，说明这现象在拼多多并不是主流，

从商业成功的角度说，尤努斯与黄铮差距巨大。但是，他们之间更值得分析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商业影响力所及。他们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商业文明。虽然他们都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商业服务，也都在帮助低收入人群抱团抵御中间环节的盘剥，但尤努斯是在挖掘和利用人性的闪光点，黄铮则是在拿捏人性的弱点。

我们知道，在贷款人和放贷人之间需要有信用连接，贷款人缺少信用的情况下就需要担保。低收入人群缺少的不一定是信用，但一定缺少可供担保的财产和人脉。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通常服务的是处于绝对贫困的农民，且绝大部分是女性。他们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的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互助小组，每五人组成一个小组，若干个贷款小组组成一个贷款中心。互助小组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团体激励机制，用内生性的激励机制代替抵押担保制度。这充分利用了农村中存在的熟人关系所蕴含的信用。

当然，这只是格莱珉银行业务成功的底层逻辑，看起来和拼多多的组团确有一点相似之处。但尤努斯的业务不仅仅是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需求，而是将人类存在的合作天性借助商业经营充分地开发出来，通过合作形成的规模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克服低收益带来的可持续经营的风险。而这种可持续的经营，可以逐步将资金的供应从解决生活困难向扶持农民的生产经营延伸，促进农民通过合作提高组织化程度，争取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与拼多多那种利用人性弱点的商业模式相比，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立见高下。这也就难怪对拼多多的质疑声不断了。现在，拼多多几乎成了内卷的典型代表，因为砍价的无底线，产品价格低得令人不可思议，这必然决定了赖以生存的产业链绝非一个健康的产业链，各种追求低价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就自然屡见不鲜了。

格莱珉和拼多多都运用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是嵌入在参与人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可以有效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其具体作用机制通过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关联博弈的声誉机制实施的。拼多多更多的是让参与者参加一次博弈，参与者并不重视博弈结果带来的名誉激励，机会主义倾向就非常严重。而格莱珉银行则将农民组成了社区，让他们参与重复性的博弈，名誉激励对参与者非常重要，这就制约了参与者的机会主义倾向。

其实，人类思想家们早在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之前就有了鼓励人类合作的组织制度，这就是已经产生了180年的合作社制度。合作社作为与股份制相对应的一种企业组织制度，正是在力求克服股份制所带来的一切以股份为决定权的“资合”模式基础上，创造形成了“人合”的制度安排。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合作社的定义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及文化需求及渴望的自治组织。

我们并不在这里讨论合作社的具体问题，只是想说明的是，合作社制度在国际上服务的对象是那些各个领域的相对弱者，所以可以称为广义的低收入人群。除了农业领域之外，流通领域也是合作社应用广泛的领域，中小零售商可以组成合作社共同面对大型批发商竞争，而消费者则可以组成消费合作社抵御中间商的盘剥。通过合作，可以提高弱者在竞争中的议价能力，为弱者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在海外仍然有不少成功的消费合作社在提高消费者的议价能力方面发挥了作用，让参与合作社的消费者可以以较市场更低的价格获得心仪的商品，且还可以获得合作社的分红，或者根据自己从合作社的购买额获得一定的返还。

遗憾的是，在拼多多疯狂扩张的情况下，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抱团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流通领域却几乎绝迹。原因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法律环境来孕育消费合作社，这让消费者没有可供的选项，反倒让拼多多这样多次涉嫌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占尽营商环境之便。

我们不否认拼多多这种商业模式也在一定程度提高了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同时也不否认其所具有的商业合理性。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反倒不能给合作社更为广阔的应用领域和空间。至今由于中国的合作社法所决定，合作社的发展还只能局限于农民，广大城市的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却不能合法地组织合作社来抱团提高自己的议价能力。

从拼多多的发展中，我们既看到了互联网对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看到了互联网环境下对商业文明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