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字

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

在过去这一周里，我们几乎以每天都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线上演唱会。刘德华线上演唱会会观看人次突破3.5亿，李健线上演唱会刷屏老中青朋友圈。

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线上演唱会，给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里独有的一幕。

张震岳在唱《思念是一种病》之余，现场连线一对乡村医生夫妇，沟通里，乡村医生在山村里坚持的可贵与艰难打动很多人。

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曾因描绘场景的真诚细腻，唱哭过无数听歌的人。

演出现场的大屏幕里出现一张衰老、龟裂的老人皮肤纹理照片，视觉冲击极大。她说这首歌讲的是错过、失去，而守护这些老去的“父亲”们，是弥补人生诸多的遗憾。

这场音乐会是99公益日小红花音乐会里的收官场次，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公益第一次正式用这种形式介入筹款。

小红花音乐会收官舞台

6场音乐会演出结束后，99公益日也迎来了数据的收官：总捐助人次58161896，募集小红花数量182580195，捐款金额3306815209元。

当这些数字不断撼动人心时，一场针对公益筹款方式、参与形式的社会技术革命，也宣告落地完成。

这场公益革命自“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始，历时37年，经历慈善演唱会的兴起、一系列的诈捐事件、全民公益的元年、钱款流向的失控、带来丑闻与混乱的明星慈善夜之后，终于由数字化消除、解决了它的盲区与bug。

在这背后，是社会与技术的冲撞与变迁。而公益的制度与社会热情之间存在了几十年的裂痕，也随此被抹平。

“世界上最伟大音乐会”的遗憾

1984年，美苏冷战进入尾声。

上一代的嬉皮士已经老去，新一代的后浪正回归主流价值的怀抱。

物质丰裕，娱乐文化盛行的当下，BBC的一条新闻纪录片却让西方世界听到了远方的哭声。

20世纪以来最大旱灾席卷非洲，几千万人被饥荒吞噬，挣扎在生死边缘。

田地龟裂，黄沙弥漫，牲畜倒毙，到处回荡着绝望而幽咽的布鲁斯。

极端的贫富分化刺痛了那一代西方音乐人的心。其中有一个叫鲍勃·吉尔道夫的摇滚歌手，在亲自去过埃塞俄比亚之后，决定发动一场为非洲筹款的慈善摇滚演唱会——Live Aid。

Live aid发起人，鲍勃·吉尔道夫

为了邀请尽可能多的大牌明星，他充分发挥刺头本色，时不时来点道德绑架，又或者利用信息差连哄带炸——打电话给皇后乐队说：你们来不来？大卫·鲍伊和埃尔顿·约翰都来，考虑一下吧！然后再打电话给大卫·鲍伊：你来不来？皇后乐队和埃尔顿·约翰都来……

就这样，出演名单几乎凑齐了欧美乐坛所有风云人物。

保罗.麦卡特尼、大卫 · 鲍伊、鲍勃 · 迪伦、U2、皇后、威猛、菲尔 · 柯林斯、麦当娜……这些人的影响力叠加到一起，很快就有品牌商抛出橄榄枝。

百事可乐宣布花费100万美元购买演唱会的独家赞助权，前提条件是这场演出必须有大电视台的转播。

吉尔道夫团队找遍美国三大电视网，连吃两次闭门羹后，他故技重施，对美国广播公司（ABC）声称，“其他两家都答应给100万！”急需挽救收视率的ABC上钩了。最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ABC分别花100万美元购买版权。

在开源节流这方面，吉尔道夫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早在演出之前就开始售卖节目小册子、T恤衫等周边产品；温布利现场票价二十五英镑，媒体记者想在场内随意走动，就得掏一百英镑，购买一张“特别通行证”；他还亲自给伦敦警察厅厅长打电话，死说活说省下一点五万英镑的现场安保费；当面与撒切尔争论，迫使她免除募捐专辑销售的增值税。

从运行模式看，live aid核心仍然是依靠明星IP导流-粉丝观看造势-商家冠名获得影响的常规路径。

同时因为头顶“拯救生命”的崇高主旨，那些江湖气浓厚，不那么符合程序正义的手段也显得无伤大雅。

皇后乐队演出时，钢琴上摆着百事可乐的纸杯

1985年7月13日当天，16小时的接力演出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约翰·肯尼迪体育场间来回切换，现场人群的欢呼如同海浪一般拍打耳膜。

在通讯技术尚未成熟的年代，全球14颗卫星、上万个地面接收站、100多个国家的电视台同步转播，将演出传输到了十几亿人的荧幕里。

电视上以每20分钟一次的频率滚动播出汇款地址，捐款需要人们先拨打电话，报上自己的信用卡号和捐助金额，之后再去邮局汇款。就募捐体系而言，演出只充当氛围组的角色，导流与转化的步骤完全分割。

鲍勃·吉尔道夫最初委托BBC开设了20部电话负责接听电话捐款，后来又委托一家电话交换机公司的200人的团队，但这显然还是招架不住全球十几亿爱心人士的热情。

接线员忙得喘不上气，当几十万个认捐电话同时打入，电话中心一度陷入崩溃。

live aid现场盛况

演出结束后，捐款热潮仍未停歇，人们不断往专门账户上存钱，不信任邮局的亲自把钱交给吉尔道夫。

遗憾的是，最终筹措到的1.5亿美元并没有真正解救深陷饥荒的人们。

由于战乱和恶劣的交通，第一批食物烂在码头，第二批食物的运输光采购卡车就花了 5个月，后来又沦为当地军阀的囊中之物。音乐杂志SPIN1986年和2016年都发布文章，指责BandAid的资金被滥用，救灾效果远不如预期，并要求吉尔道夫本人回应——但他从未向SPIN提供任何资料。

这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义演，单从过程而言的确是摇滚精神与人道主义的极致体现。然而理性地看向结果，由于捐赠与演出的分割，人们从中获得的道德满足感，似乎远高于它真正带来的改变。

即便如此，live aid依旧被视为“音乐拯救世界”的典范，所发出的声音，在往后近四十年，仍不断产生回响。

只是，钱款的来路、监督与去向，一直都是困扰演唱会与慈善的关键。

不断涌现的义演

屡屡失控的资金

吉尔道夫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那一年，大陆的第一场公益演唱会在北京工体举行，也诞生了第一首群星合唱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音乐作为全球性语言，与慈善事业有着天然契合度。

每一次重大灾难来袭，都向大众吹响集结号角。随着社会形态变化，背后的公益模式也在不断流变。

1991年入夏不久，华东地区爆发水灾。一夜之间，国内18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全都被洪水淹没。

眼见内地同胞受难，身为香港演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立刻号召香港娱乐圈进行义演募捐，并放狠话要“不择手段”让大家多捐一些钱。

当时的香港，正是一座热钱涌动的自由港，影视娱乐业大为繁荣。

此消息一出，上百位明星艺人齐齐放下手头的工作，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TVB、亚视、商业电影和香港电台首次放下成见联合直播。

大汇演专门为艺人印制的主题T恤

演出在跑马场举行，从下午三点一直唱到晚上10点，整整7个小时，近100个节目。

从筹款形式上说，它像是天王巨星集体放下身段后的一场街头卖艺。

某富商捐款50万，点黎明唱《对不起，我爱你》。毫无准备的黎明，连续两次在副歌跑调；刘德华表演胸口碎大石，当场口吐“鲜血”，寓意血浓于水；杨受成放话成龙翻一个跟头就捐 10 万，成龙连翻 7个；“飞人”柯守良骑摩托车翻越人墙，惊心动魄的画面将现场推向高潮，一举拿下300万捐款。

没有节目的时候，明星艺人拿着捐款箱穿梭于人群之中。成龙甚至直接拿起一个空的饮用水桶向市民募捐。

最终，《香港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取得捐款100723182港元，打破香港历史慈善捐款纪录。

过去几十年，香港一直被认为是东南亚“首善之地”，募捐的成绩充分彰显了香港作为市民社会和资本社会的内在活力。

但这样的成功难以复制。它需要公益事件具有足够大的冲击力与社会影响，能够让政商演艺界人士自发凝聚在一起。也需要台上的主导者足够豁得出去，短时间内迸发出强大的情感煽动力。于是现场观众被气氛哄抬，在血浓于水的真情感召下捐出钱款。

表演完胸口碎大石，刘德华“口吐鲜血”

局限和问题也很明显。大众与公益事件之间的关联，主要依赖不定时的电视媒体、或者更加静态的报纸。覆盖面有限，缺少交互、缺少高效的通道，导致募捐数额、参与人数等都大打折扣。

企业面，则直接来到了公益黑匣子面前。

7年后的夏天，又是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从南到北波及数省。中央电视台和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仿照“资本主义世界”那一套，召集一帮明星，联合举办慈善晚会进行募捐。

晚会当夜，温情旋律直戳泪腺，到场企业频频举牌认捐，你追我赶，赢得满堂喝彩。然而事后，6亿元认捐款却有一半都成了空头支票。

晚会呼吁万众一心，企业家们却是各怀异心。有的因为媒体对自己的宣传时间不够长，报道不全面等因素对所承诺的捐赠数额打了折扣；有的压根没有捐赠意图，只想利用声势浩大的宣传表彰活动扩大企业知名度。还有的被现场气氛感染，一时兴起承诺了大笔捐赠，但实际上压根没有这个资金实力。

在平民慈善尚未真正得到开发的年代，大型舞台沦为企业的捐赠秀场，留给普通民众的捐款入口依然只有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总会的热线电话与银行账户。

这当中有时代，也有技术的局限。

时间来到2008，汶川地震，北京奥运，新世纪的悲与喜都交集在这一年。

犹如一颗从地心爆响的原子弹，近9万人在地震中丧生，受难人数多达4000万。

央视举办的赈灾晚会延续以往的模式，明星倾情献唱，企业踊跃举牌。全国5.5亿观众收看了现场直播，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媒体转播或使用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互动中来，央视开通了短信交流平台，以及包括英语、法语等六种语言的捐款热线。

6月1号，在谭咏麟和刘德华召集下，香港举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义演（绵延近8小时）：500位艺人、18000名观众到场。每位入场人士需最少捐出20元港币；两岸三地许多明星都临时将演唱会改成募捐形式，每售出一张门票，承诺向灾区人民捐出一定金额。

公益演唱会遍地开花，全国上下掀起捐赠热潮。

当政府调动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灾情，民间公益力量便破土而出，借助互联网第一次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为“公益元年”。

民间志愿者从专列上接运灾区伤员

5月12日当天， 腾讯QQ团队的员工发现，许多活跃IP大量掉线，而这些IP恰好就在震区。QQ团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开发了寻人和祈福项目。

项目上线后， QQ产品经理突发灵感：“要不，在页面空白处设置一个筹款吧。”

这原本是一次无心插柳的尝试。毕竟2008年所处的PC时代，网络支付并非易事。可意外的是，不到一周， 网友在QQ的这个平台上捐款竟超过2300万元，不亚于一个线下公益项目的筹款规模。

在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13日凌晨2时，淘宝网也开设了募捐快速通道。短短一分钟内就有1900位网友捐款，10000元善款即时到账。截至年底，国内三大支付平台共募集善款超过6000万元。

可见这个国度的人们不缺爱心，缺的只是“献出一点爱”的路径。

据民政局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070亿元。其中，国内个人捐款约458亿，第一次改变了以往个人捐赠占比徘徊在20%左右的格局。

拜互联网所赐，人们有更多渠道了解灾区的真实情况，被触动的同时也能更快捷地转化为行动。参与度高了，对善款流向的关注度自然也大大提高。

各个渠道募集来的钱款陆续汇入红十字总会，民政部等相关接收单位。然而这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募捐机构缺乏管理庞大资金的能力、透明度、乃至与公众沟通的耐心，因此积压的社会质疑越来越多。

郭美美炫富，引发红会信任危机的导火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团队的研究报告显示，汶川地震652亿捐款中，公布使用明细的约有151亿元，约占总额的23.16%。而其余501亿元的详细去向至今并未在公开资料中明确显示，甚至连捐款来源也无从查证。

之后每逢5.12纪念日，对死者的怀念、对生者的祝愿总会唤起诸多关于灾难的记忆。2011年，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因“郭美美事件”深陷信任危机，汶川地震的过百亿捐赠资金去向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迫于舆论压力，2011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对外承诺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终于上线试运行，但是数据笼统，审计报告过于简单，而且四年之后，该平台已无法打开。

捐款流向何处？有多少用在灾区人民身上？是否有可查证的善款使用明细？

这些问题的答案模糊却又格外重要，也有人在探究另一种可能性。

筹款新尝试带来混乱：

相比于企业和职能部门，聚光灯下的个体似乎更难抵挡外界的发难。

2010年1月，天涯社区某网友发帖称，章子怡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宣布过的多宗捐助善款，根本没有兑现。随后，网民启动“人肉搜索”，发现章子怡实际捐款84万，而当初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的捐款数额为100万。

风波不断发酵，一时间，各路公众人物的承诺捐款都成为网友紧咬不放的话题。

“诈捐门”发生三个月后，第八届“芭莎明星慈善夜”在上海举行。

当晚，时尚集团的总裁刘江把一张巨大的支票卡交给那届慈善夜的合作方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支票上写着1882.8887万元的金额。

这笔钱在此时只是个数字而已，真正交付款项还在后面。

第八届芭莎慈善夜晚会

《时尚芭莎》的市场总监景璐底气十足地告诉记者：除了2009年第七届慈善夜还有一笔善款没有全部到位外，前面六届的善款都已经全部如期汇到了相关慈善组织的账号上。

“在现场，买主一旦举牌拍下拍品，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把买主带去在合同上‘签字画押’，随后，我们会亲自催款。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让对方把善款直接汇到那个慈善组织或基金会的专用账号上。相应地，该慈善组织都会开出发票给捐款者。”

这番操作，似乎在努力为明星慈善挽回口碑。

作为国内顶级慈善盛会，芭莎慈善夜诞生于 2003年非典期间，主编苏芒凭借自己强大的社交手腕和资源运作能力，欲打造一档中国版的Met Gala。在面向企业和大众之外，为公益开辟一条新的路子——募捐人数少，单笔数额高，熟人圈子化。

首届芭莎慈善夜还没有奢牌支持与资金赞助，一群明星卖力吆喝，最终筹得不到17万善款。伴随着后来越来越多明星与企业家入局，募集的善款连年新高。与此同时，“慈善娱乐化”的细胞不断发生裂变，画风逐渐转变为大型修罗场。

2017年，这种趋势到达顶峰。全程网络直播，放大了明星之间眼波流转的明争暗斗。“章子怡霸气露肩神情不屑”、“张韶涵稳站C位岿然不动”、“刘嘉玲墨镜难掩嘲讽笑容”、“林心如夫妻到场未捐款”......场外群众在瓜田上蹿下跳，苏芒连用 6 个对不起回应各种争议，却收获更多骂声。

或许就像她曾经在某篇序言中写的那样：“如果在坠了5公斤水晶，闪烁出万道霞光的晚礼裙包裹下的身体里，还有思想和灵魂，还有善良和真心，这太不可信了吧？”

衣香鬓影，鲜花着锦的大场面，与帮助弱势群体的慈善，难免有种微妙的割裂与违和感，稍不留神就会招致“沽名钓誉”、“借机炒作”的猜疑。而当公众目光过度聚焦于名利场的暗流涌动，却听不到受助者的真实声音时，芭莎时尚夜显然早已背离了“营造全民慈善大环境”的初衷。

被吃瓜群众津津乐道的合影名场面

一年后，苏芒卸任时尚集团总裁一职 ，接替她掌舵的董事长刘江又在2019年3月9日因病去世。

整个《时尚》集团陷入权力更迭的混乱状态，芭莎慈善夜也因此流失了一批咖位高、资历深的明星。

名利场游戏缺少“名流玩家”，声量急速下滑。2019年，芭莎慈善夜直接从时尚名流闭门晚宴，变成了一场粉丝向的“拼盘演唱会”。到场明星可以用义演代替捐款，将所得全部门票钱款用于慈善事业。

演出效果一言难尽，但公开售票的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捐款数额带来的道德绑架。以往每年都有热心群众为到场明星制作捐款对比图，不捐或少捐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也有声音称明星捐款的钱根本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品牌方代为支付。

与苏芒一向不对付的洪晃，甚至在小说《张大小姐》中直接开撕：“搞着披着慈善外衣的时尚派对，让奢侈品得到宣传，大款得到明星，编辑部也得到利润，慈善机构自然也能拿到钱。”总而言之，就是一桩名利场的四赢买卖。

时尚集团希望通过此番转型实现“去苏芒化”，回归公益的本质。但当“孔融让梨”全面取代宫斗戏码，看客也着实提不上多大兴趣。

连扑两届后，2020年因疫情线下活动被叫停，芭莎慈善夜缺席，2021年卷土重来时，场面已经缩水到直逼十年前的婚宴酒席。

2021芭莎慈善夜，名利场变吃席现场

更接地气的是，还有黄牛四处卖票，花个几千块就能拿到正规邀请函，可以和众多明星共赴晚餐，近距离接触，甚至有机会合影握手碰杯。

曾经云集娱乐圈半壁江山的“中国版Met Gala”再无名利场故事可讲，而从公益角度看，主办方只公布募捐善款总额，关于去向细节，能够查到的报道寥寥无几。具体怎么使用，结出了怎样的慈善果实也就难以追踪。

两头不到岸的尴尬局面中，芭莎慈善夜只能吊着一口气，继续向品牌方展示自己在圈内仅存不多的号召力。

疫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线下演出集体停摆，一场史无前例的线上演唱会在全球同步播出。

37年前，温布利球场Live Aid现场，皇后乐队以《波西米亚狂想曲》的第二段作为开场，随后接上他们的另一首名曲《Radio Gaga》，这段表演被《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评价为“皇后最精彩的一次现场。”

一年后，一个名叫史蒂芬妮 · 乔安妮 · 安吉丽娜 · 杰尔马诺塔的女孩在纽约出生。因为太喜欢《Radio Gaga》这首歌，20岁那年，她干脆给自己取了个艺名：Lady Gaga。

时间跳转到2020年，疫情带来长久的隔离与封锁，全球化全面倒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个体生活在巨大的撕裂之中，无力感与日剧增。

lady gaga在Global Citizen慈善董事会的提议下，决定做一场线上版的live aid，用音乐给困在家中的人们带去些许慰藉。

One World演唱会，席琳·迪翁、安德烈·波切利、“传奇哥”和Lady Gaga合作表演《The Prayer》

8个小时的音乐马拉松，凝聚了保罗·麦卡特尼、埃尔顿·约翰、席琳·狄翁、张学友、陈奕迅在内的上百位世界级文体名人，风格横跨流行、摇滚、古典。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而是由艺人各自在室内录制，统一剪辑完成后，通过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

考虑到人们在疫情中损失重大，这场公益音乐会不面向普通观众募捐，所有的款项全部来自苹果、可口可乐、IBM、卡西欧等企业和私人慈善家的赞助。在演出开始之前，就已经筹集到3500万美元。

最终的演出效果虽然不尽完美，没有绚丽的灯光、舞美和音响配置，也没有体育场内万人狂欢需要用高压水枪降温的激情，但作为反孤立主义的行动，它的确短暂营造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氛围。

疫情防控旷日持久，用户渴望视听现场，音乐人需要演出机会，于是线上演唱会以一种新的商业形态崛起。

崔健首场线上演唱会海报

4月15日，消失主流视野已久的崔健举办首场微信视频号线上演唱会——“继续撒点野”。

在姜云的印象中，那天晚上只是不经意间刷了下朋友圈，发现大家清一色地都在转发崔健演唱会的直播链接，气氛热烈得跟过节一样。纵使没受过多少摇滚乐的启蒙，她也忍不住点进去凑个热闹。

背靠庞大的微信用户体量和强大的社交传播链条，视频号自带破圈潜能。加之作为重点扶植对象，其能最大化调动微信生态下的多方资源，借用公众号、小程序、搜一搜、朋友圈、附近等各组件为其引流。

不得不说直播间里的一切都令她惊异：4千多万的人次，几百万的实时在线人数。如果线下演唱会想达到这种量级，必须得做到全国巡演的规模才可以。

以往受时空限制只能独自抒发的情感，此刻都装载进评论区，在屏幕上飞速滚动，观众的情感共鸣也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姜云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了这种观演方式。

不用紧张地抢票、不用花时间赶赴现场、解决了同一巡回主题歌单重合的疲倦感、还可以边看边互动。

这之后，罗大佑和孙燕姿在同一天举办线上演唱会，再次将人们拉入集体记忆之中。点进罗大佑的直播间，她看见夏夜、草地、星空、蝉鸣，多机位视角自如切换，助阵嘉宾顺滑衔接。这场“童年”主题线上演唱会开场前30分钟的预热阶段，就已经有超500万人点击，到演唱会快结束时，微信视频号直播数据更显示有超3700万人看过。

依托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音乐人、乐迷和平台方的运营联动问题逐渐得到精益化解决。相较传统演唱会，线上省去了场地租金、报批费用、安保费用，反而能够在软件方面精益求精。通过技术赋能，提升观众的沉浸感与互动感。

罗大佑与孙燕姿在同一天举办线上演唱会

视频号的流量资源本身就已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通过整合微信生态资源，线上演唱会也在进行更多商业化尝试。

从4月15日崔健线上演唱会开始，视频号在线演唱会第一次有了独家冠名商。

极狐披露的信息显示，在Logo全场露出的情况下累计收获9000万用户触达，完成近千万量级的曝光度。当晚微信指数达历史最高，峰值较活动前提升54倍以上。深感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极狐汽车又继续赞助了罗大佑演唱会。

5月20日与21日上线的周杰伦重映演唱会，均由百事可乐独家冠名，部分直播端口中嵌入了百事可乐的电商店铺链接。粉丝在预约专区，可以直接跳转到百事的店铺。开场前，粉丝需要等待超长广告，观看时，优先的礼物选项也是百事可乐易拉罐。

依托“微信豆”，视频号还能探索更多的付费空间。在崔健演唱会中，用户可以购买“微信豆”，继而转换成礼物进行打赏。1个微信豆可赠送“一辆极狐汽车”或 “一顶星光闪闪帽子”，10个微信豆可赠送一个“ROCK”。演唱会期间，“极狐汽车”赠送次数超过100万。

在线演唱会的号召力、影响面、与粉丝的关联深度、给不同品牌带来的价值观等，都不断地呈现出它特有的价值。这让企业品牌能确切、持续地从中换取所需的价值。

因此，产业的加持，带来的是稳定和可持续。

慈善机制总落后于慈善热情？

如果2020是线上演唱会元年，2022则成为它的繁盛之年。

从五月天到周杰伦，再从崔健到罗大佑，愈发密集的鼓点，不断加深人们对线上音乐会的感知度。

视频号的熟人传播造就巨大流量，线上直播大容量+高互动的特质又为观众的情感表达提供载体。当这一切与公益结合，过往饱受诟病的效率与透明度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

大型公益直播小红花音乐会由此应运而生，今年，腾讯公益联合数十家公益机构及影响力艺人，一连打造了6场公益音乐会。

今年六一，微信视频号试水首场大型小红花音乐会——“你好小朋友”。音乐人与受助儿童隔空连线合唱，用摇滚的方式重新演绎经典童谣。

达达乐队与红苹果合唱团的孩子

沉浸式感受音乐的同时，观众还可以体验定制版小红花打赏功能。与以往的打赏不一样，三款小红花分别对应1、6、10数额的微信豆，极具象征意义，后两款更是由小红花人组成，憨态可掬，所有打赏将全部捐赠给音乐节的公益项目。

除了可以直接以资金充值购买以外，普通人平时在微信里捐步数、做好事，都会获得腾讯公益的一朵小红花。参与者可以点击相应的项目，对指定的公益梦想计划捐赠自己的小红花。

同时，音乐会首次集中上线多个公益项目气泡链接，一键跳转，打通直播与公益平台，缩短路径，善款全部直接进入公益项目对应的公募组织账户。并能定期收到腾讯公益平台发送的善款使用的项目进展，可监督善款使用。

与残障伙伴组建乐队的罕见病患者、渴望上一堂音乐课的14岁少女、还有丈夫婆婆早逝，独自一人靠着做马尾绣，艰难养大五个孩子的水族妇女......

由罕见病、残障伙伴组成的8772乐队现场彩排

每一个群体通过小红花日发出的声音，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议题。它们虽然不像那些声势浩大的灾难一样，动辄给成百上千万人造成毁灭性打击，但被它选中的人，也确实在日复一日的缓慢磨损中，丧失了生活的诸多可能。

站在腾讯公益运营团队的角度，小红花日设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公众知道相关公益议题，并推进议题的解决。”

以音乐为载体，受助者不需要靠眼泪换取注意力，而是通过自己的歌声，让扁平的公益项目和公益理念变得更为丰富、立体，从中收获被平等尊重的感觉。

几场音乐会，让国内数以万计的公益机构看到，除了简单粗暴的募捐以外，还有很多数字化、人性化的筹款方式和动员方式；通过演唱会的场景，公益项目能够更便捷地接触捐赠人，捐赠人也能更好地感受受助人的情感。

“音乐会看上去是活动，其实我们是当做产品在做，而且会坚持做下去。”音乐会组织方代表刘琴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这是我们的尝试，做完之后解决好技术和运营问题，打造平台，开放给公益行业进行使用，教机构做自己的音乐会，这个价值会大于我们做音乐会的价值。”

过往几十年，慈善机制总是落后于社会的慈善热情。

而这一次，技术创新终于抹平差距，使二者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