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寒冬，山西平遥的荒郊野岭，刚出生的女婴被裹着破布遗弃。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国民族声乐活化石”的生命，在姑姑的怜悯下捡回生机。

3岁重回原生家庭时，郭家已有11个孩子。8岁那年，父母颤抖着将她和弟弟推向人贩，她死死抱住门框哭喊：“饿死也要死在家里！”这番哭求让她暂留家中，却躲不过3年后被卖进戏班的宿命。

戏班子的水缸比11岁的郭兰英还高，每日劈柴挑水的间隙，师傅的鞭子随时会抽在青紫的脊梁上。当同龄女孩还在母亲怀里撒娇时，她已学会凌晨五点对着荒野开嗓，翻跟斗失误就用牙齿咬住辫子忍痛重来。14岁登台即轰动太原，座无虚席的戏园子里，谁也没料到这个“小喜儿”将改写中国歌剧史。

1945年观看文工团《白毛女》的夜晚，成为郭兰英命运的转折点。舞台上喜儿的哭诉与她的童年重叠，次日她便冲进文工团驻地，当场表演山西梆子、翻二十个旋子。

调入华北联大文工团后，文盲的她白天学识字，夜晚揣摩角色，将《白毛女》演成解放区最催泪的剧目。战士们说：“看郭兰英的喜儿，子弹袋都要哭湿。”

1956年《我的祖国》让郭兰英家喻户晓，但荣耀背后暗藏杀机。因同行妒恨，她被暴徒围殴致脊椎错位，医生断言“这辈子别想站起来了”。瘫痪在床的700多个日夜，她抓着床沿复健，汗浸透的被褥能拧出水。重新站上舞台那年，她同时收获爱情——与演奏家方浦东的婚姻却因流产绝育走向终结。

特殊年代的下放劳动中，画家万兆元用300封情书叩开她的心门。这对相差2岁的眷侣创办艺术学校，变卖画作供养贫困学子。1998年丈夫病逝后，郭兰英守着满墙兰花继续执教。

94岁的她如今独居广州，在菜园耕种、与广场舞为伴，那些唱过《南泥湾》的清晨，窗台上总有学生悄悄放下的新鲜果蔬。

从被弃女婴到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生命印证：厄运碾不碎真正的金子。当记者问及人生憾事，老人抚着丈夫的遗作笑道：“没孩子？这些学生都是我的儿女啊。”夕阳洒在艺术学校的牌匾上，“郭兰英”三个字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