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日夜操劳，可前线传来的奏折不是这里被捅了一刀，就是那里挨了一棍，时间一长，皇帝的自信心备受打击，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能赢，直到曾国藩的崛起。湘潭大捷犹如喜庆的炮仗，随后岳州、城陵矶，乃至武昌克复的捷报纷至沓来，让人应接不暇。那种情景，仿佛倒霉了一千年，终于要转运了。

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温暖！办理团练的在籍官员不止一个，包括曾国藩在内，共有四十五人，但除了曾国藩，其他人都半途而废或销声匿迹。曾国藩成为热门人物，在众多官员中，他最出众，出类拔萃。还记得他在京城时，拼命递意见书的情景，幸亏当初留了一手，否则现在即使能收到礼包，也会落下不会用人的骂名。显然，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必须赶紧重用。

尽管曾国藩当初有言在先，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但咸丰仍任命他为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之所以是署理，是因为考虑到曾国藩还在守孝期间，一旦守孝期满，代理即可转正。然而，仅仅七天后，咸丰又匆忙收回了这一任命。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谈话的双方，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军机章京并非军机大臣，说白了就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协助军机大臣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事务，因此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的诗文颇有名气，一生著书颇丰，若将其著作一本本摞起来，比他本人还高。然而，此人虽有学问，却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至极，是个“有学无识”的典型。咸丰与他聊天，起初只是想分享自己的好心情，并未期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那里得到什么高见。咸丰说：“你没想到吧，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下奇功。”彭蕴章也是书生，这句话让他醋意大发。

于是，他说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平民百姓而已。一个小小老百姓，在乡间竟然能一呼百应，追随者数以万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就是这么一句不阴不阳的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许久。

许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咎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汉臣，一个汉臣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手中又握有兵权，对于满族皇帝统治的王朝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说，存在这个因素，但不能以偏概全。

清代任用汉臣掌握兵权并非无迹可寻，例如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便是典型事例。当时雍正起用岳钟琪，谣言四起，仅雍正本人收到的举报信便堆积如山，称他是岳飞之后，要为祖先报“宋金之仇”等等，雍正却并未予以理会。

实际上，很多时候，忌讳与否，与出身并无太大关联。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他们谁是纯粹的汉臣呢？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比岳钟琪凄惨得多。仅仅因为是汉臣，便想着给对方使绊子，这实在是后人小看了这些清代皇帝。其实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归根结底，同样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也照样获得咸丰的信任与重用，还被授予安徽巡抚一职吗？

这件事应视为个例，其中彭蕴章的言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叛乱搞得心惊胆战，生怕一不小心又冒出一个什么“秀全”来给他添乱，二是咸丰一直非常重视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其作用和价值远超广西、湖南、江西等省，潜意识里就不愿意将如此重要的地区轻易托付给他人。

在咸丰眼中，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湘军，但两人却有所不同，江忠源的定位主要是武将，职责就是打仗，而曾国藩却具有号令一方的能力，他组建湘军之时，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号，实则是白手起家，凭什么能迅速拉起如此庞大的队伍呢？倘若让他长期驻守湖北，又有谁能保证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下一个“曾秀全”呢？

咸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门负责军务——毕竟打仗才是当务之急，就算让你担任湖北省长，估计你也没有那份闲工夫。话虽如此，但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让曾国藩心生疑虑。当他从其他渠道得知其中内幕时，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在这种内乱频繁的局势下，想要趁机自立为帝的人恐怕数不胜数，让人防不胜防。人心的复杂难测，是任何人都难以说清的事情，因此咸丰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