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鼓手”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1899-1946），湖北黄冈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著有《七子之歌》等多篇爱国作品。1927年到1937年，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书。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随校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并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1946年7月15日，“民主斗士”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下午归家途中被特务暗杀，享年47岁。闻一多将民主革命斗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
1919年5月5日清早，前一天晚上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正是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大关心外界事物，被人称为“书痴”。“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实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从不含糊。1917年，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他们二人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
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声援“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驻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并将于6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父母虑其安危，劝他回家。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恳陈忧国之情：
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
男与八哥（闻亦传）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这天，一向不参加演讲的闻一多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还准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
《七子之歌》写成两个月后提前结束留学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留学。
美国种族歧视十分严重，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次，闻一多的同学陈长桐去理发，比他来得晚的人都理完了，理发师还是不给他理，他问理发师这是为什么，理发师回答说：“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气得跑到法院去告状，官司赢了，理发师也道歉了，但最后理发师又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你们进了这个店，白人就不来理发了。”闻一多知道后气得脸红脖子粗。
还有一次，梁实秋等三人开车与一个美国人的车相撞，警察看他们是中国人，就把那个美国人放了，反而把他们连车带人带执照扣下了，并且要他们交罚款，梁实秋等奋力辩解无果，最后只好交了170美元的罚款。梁实秋回来后对闻一多讲这件事，闻一多气得把手中的画笔都敲断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闻一多感叹：“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
他在信中无比愤怒地对父母说：“彼之人民忤我特甚（彼称黄、黑、红种人为杂色人，蛮夷也，狗彘也）。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美利加（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蛰居异域，何殊谪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
1924年6月14日，闻一多在家书中强调：“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份责任。”
1925年3月，闻一多挥笔写下《七子之歌》，他选择了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旅顺和大连七个被列强侵占的港口，“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7月4日，《七子之歌》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时，闻一多已经回国，他特别为《七子之歌》加了一段短序：“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顺）大（连）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诗经·邶风·凯风》）之七子。”现在发表这首诗为的是“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并且说如果果真能够这样，“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1999年澳门回归之时，恰逢闻一多百年诞辰，在《七子之歌·澳门》嘹亮的歌声中，闻一多70多年前的梦想实现了。
“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闻一多归国前后，“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相继发生，打破了他救国救民的愿景，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曾说：“我不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而是想为我们衰弱的民族，开一剂起死回生的药方呵。”
1927年到1937年，闻一多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书。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臧克家是他的学生。据臧克家回忆：
闻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他对自己、对别人，要求十分严格，他作风民主，诲人不倦。他讲授英诗的时候，那激动的样子，那抑扬顿挫的腔调，至今犹在目前，仍在耳边。那不是一个教授在讲课，而是一个热情的诗人在讲诗呵。
记得在讲唐诗的课堂上，一位同学对诗中的一个句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闻先生心中大为赏识，下了课，他请这位同学坐茶馆，谈诗。下一堂唐诗课，他一上来就点这位同学的名，说：“你上来讲讲。”这是多好的风度，多感人呵。
闻先生，不注意衣着，头发几乎顾不上梳，总是乱蓬蓬的。他一心扑在学问上。他默默地，严肃认真地，一点一滴地在啃，在钻，在创造。他不求人知，他对我说，“别人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甚至“做了也不说”。
在闻先生的思想里，有两件极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闻先生终其一生，在苦心地为他深深热爱的祖国探寻出路，在文化方面，在政治方面，不管遭受多少挫折，多少次失败，多大的痛苦，但他始终志不衰，气不馁！闻先生之所以崇高，不在于他一贯正确，而在于他时时不忘检查自己，天天在寻求进步。这种今日而知昨日之非的精神，始终在探索、在前进的意志，永远是知识分子的伟大楷范。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到清华大学执教。清华可谓闻一多的精神家园，但全面抗战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平静的生活，他不得不携家带口匆匆离开北平，加入逃难者的行列。1937年7月19日，臧克家与闻一多意外地在北平火车站相遇。当他看到老师只带了点随身物品，惊讶地问道：“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感慨地说：“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臧克家听后很难过。
1937年8月，清华大学奉命南下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南京失守、武汉吃紧，长沙临时大学又起意迁滇。
湘黔滇全程长达3300余里，闻一多参加了步行团，沿着红军在湘、黔、滇走过的道路和许多青年一道，从洞庭湖边一直步行到昆明，历时68天，行程3000多里。
当时，身为名教授的闻一多本可以搭乘车船经河内转至昆明，但他态度颇为严肃地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大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特别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更无从知道。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此时的闻一多才40岁，外表却显老态：脸庞清瘦，额上刻着几条深长皱纹，有学生以为他已上了50岁。但他心境开朗，南下途中他拿起搁置已久的画笔，画了五十多幅写生。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庆幸自己体质较以往更强健了，还颇为自得地提到自己蓄起的美髯：“这次临大到昆明，搬出好几个大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冯友兰）的最美。”
在昆明，闻一多积极投身于抗战活动之中。当时，在反动派的无情压榨下，知识分子的生活也跌落到社会底层。闻一多家中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为了过日子，闻一多只好忍痛把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卖了。为了省炭钱，他每天清晨带孩子去河边洗脸；为了省路费，他每星期提着书包在城乡来回奔走几十里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没有怨言，他总和前线抗战的将士相比，说人家拼命，我们只不过生活苦些罢了。当孩子们饿得难过时，他就说：“这是抗战，吃点苦应该的，等胜利了就好了。”
闻一多的学生王一在《哭闻一多先生》中回忆：“1944年8月，我到昆华中学的楼上，找到了他的卧室：摆着两张床，他一只手拿着馒头啃，一只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了半天，终于我说明了来意：‘我以你的学生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他瞪着眼，半天，泪珠刷刷地掉下来，说：‘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闻一多的朋友很多在重庆做官，他们给闻一多写信，劝他也来重庆做官。闻一多总是严辞拒绝。有人为做政客幕僚而将教学任务弃之不理，闻一多听闻后毫不客气地斥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自己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岗位。
誓“为民主前途奋斗”
闻一多亲身经历了苦难生活之后，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思中，逐步走上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非常珍视他的每一分进步。当时，《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受周恩来委托，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周恩来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1944年夏秋之交，西南文化研究会诞生，通过在研究会的座谈、学习，闻一多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转变。他向华岗提出，希望加入共产党，他甚至想到延安去看一看。但华岗考虑到他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认为他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闻一多如饥似渴地阅读《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文献。他从英文版《西行漫记》中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了解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对于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的顽强斗争精神，闻一多从心底里佩服。他还兴奋地将毛泽东的照片拿给妻子、儿女看，并表示回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到解放区去读书。
1944年秋，闻一多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宣誓“为民主前途奋斗”。他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新的理论。许多时候，他在夜里读那些在白天不能公开读的书刊，昏暗的灯光照在发黄的土纸上，他像一个刚启蒙的小学生，如醉如痴地汲取营养。他常说：“可惜的是，见到这些东西太晚了点，这一辈子已经过了一大半了！”随着思想的转变和认识的提高，他成为昆明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杰出的战士。
这年底，云南各界人士举行护国起义纪念日纪念大会，要求真正的民主。闻一多面对云南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演讲。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应该惭愧的，应该对护国的先烈们惭愧了，应该对在座的护国英雄们惭愧！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像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三十年后，我们所要的依然是民主，要打倒独裁！”
1945年“五四”纪念日，闻一多不顾瘦弱的身体，和青年们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出征前，他登台呼吁：“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间去！”当队伍经过四个小时的游行又回到云大操场时，闻一多再次出现在高台上，他高喊：“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闻一多成为了“时代的鼓手”。
“我是兰草，永远压不死”
1945年8月10日，广播中传出日本天皇的乞降照会时，闻一多正在乡间的研究所里处理工作。第二天中午，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兴冲冲地跑来报信，他听后高兴地跳了起来。
随后，闻一多直奔附近的理发馆，将留了8年的长须剃去——抗战之初，他曾宣称：等胜利的那一天再剃胡子。如今，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赶回昆明，满院的孩子们都向他伸出大拇指：“顶好！顶好！”他摸着光秃的唇腮，也不禁笑了。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国共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内战随时都会爆发。李公朴见到闻一多时说道：“你的胡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闻一多答道：“那就把它再留起来！”闻一多的胡子没有再蓄起来，但他本人又一次参加了新的斗争。有些特务攻击闻一多，谩骂他是“疯子”。闻一多听后不屑一顾，坚定地说道：“他们是顽石，我是兰草，永远压不死，总有一天兰草长起来，将石块顶碎。”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数百名反动军人和武装特务有计划、有组织地袭击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他们肆无忌惮地殴打学生，致使四名青年牺牲，50多人受伤。面对惨绝人寰的屠杀，闻一多愤怒至极。为了更有力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倡导罢教，这在当时可称得上非凡之举，在国民党统治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闻一多还起草了《告诉状》和《告同学书》，举行记者招待会，为揭露惨案真相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一二·一”惨案中的四烈士出殡那天，昆明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上街头为死难烈士送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行进中，闻一多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队伍。烈士墓的墓壁上铭刻着他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文中写道：“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在墓前，他沉痛致哀，发誓永远为民主而战。
1946年，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闻一多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兼任昆明民主周刊社的社长。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民主运动奔走。他说：“内战在进行，人民在遭殃，假如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苟安地活着，不肯说话，怎么对得起人民……”
这年，西南联大的师生陆续返回北平。6月20日，闻一多让闻立雕、闻立鹏先飞重庆，在那里等全家到齐同返北平。孩子要走了，出门前闻一多叮嘱他们路上小心，注意身体。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别。
进入7月以后，重庆的形势更加恶劣，大街小巷贴满了咒骂民主人士的反动标语，并公开叫嚣要暗杀那些“鼓动青年”的人。甚至有人扬言，用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闻家门口也时常有人盯梢。7月11日晚，李公朴遭到特务暗杀。闻一多赶到医院，站在李公朴的遗体旁，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淌。这时，街上传来消息，暗杀黑名单上的第二号就是闻一多。朋友们纷纷劝闻一多少出门，他却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
接下来的几天，闻一多家门前总有人鬼鬼祟祟，妻子高孝贞忍不住恳求闻一多：“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可怎么办好啊！”闻一多说：“事已至此，我今天不出去，什么事情都不能进行。怎样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以后叫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叫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
7月15日早晨，闻一多昂首跨出家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会上，反动派的猖狂激怒了闻一多，他拍案而起，即席作了著名的最后的一次讲演：“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人民！”
闻一多的演说，成为射向敌人的枪炮，激励人民的战鼓。
中午，闻一多回到家中，高孝贞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下午1时半，闻一多准备参加记者招待会。高孝贞望着他说：“怎么，又要去开会？”闻一多亲切地拍着妻子的肩膀轻松地说：“一会儿就回来，就只有这最后一个会了。”闻一多出门了，闻立鹤不放心，一直护送到民主周刊社门口。分手时，闻一多让他下午四五时左右来接一下。5时左右，招待会散了，闻一多出来了，他同闻立鹤慢慢向西仓坡宿舍走去。
从周刊社到西仓坡宿舍不过200米左右，拐个弯向西不远就可到家。闻一多松了口气，再有二三分钟便可回到家中。父子二人不慌不忙地走着，西仓坡平时就行人不多，此刻则如死一样寂静，看看宿舍院子的大门，已经很近了，只有十多步了。突然，枪声从阴暗中响起，埋伏已久的几个特务一起抠动了扳机，子弹如雨点一样朝着闻一多射来。闻一多头中三枪，胸部等也连被击中，当即倒下去。闻立鹤一听枪响，便知道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毫不犹豫地扑在父亲的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射向父亲的子弹。特务们丧心病狂，连射数弹，闻立鹤拼尽全力大喊：“凶手杀人了，救命！”
特务怕闻一多没死，又补了几枪后在西仓坡口乘吉普车从容而去。高孝贞闻声向大门口冲去，只见大门外，父子俩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之中。
很快，闻一多父子被送到医院，闻立鹤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但闻一多因失血过多抢救失效。噩耗传来，举国震惊，社会各界声援民主战士的唁电纷至沓来。中国共产党人对闻一多惨案极为愤怒，毛泽东、朱德17日给高孝贞发来唁电：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毛泽东对闻一多的爱国行动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