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向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介绍了自己身边的得力干将贝利亚，他的介绍词令罗斯福印象深刻：“他是我们的希姆莱。”

希姆莱，希特勒的内政部部长，党卫军头头，掌管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对纳粹的大屠杀、种族灭绝负有头等责任，直接或者间接死在他手下的人超过百万之巨。

斯大林把贝利亚比作希莱姆，这确实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因为在斯大林时期，贝利亚具体推动的“大清洗”等运动，同样导致了超过百万人的死亡。

贝利亚189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的一个农民家庭，在青年时代，他在学校学习机械建筑工程，之后进入军队，担任军队的水利工程师。1918年，29岁贝利亚加入契卡，即后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此后，他在政坛摸爬滚打十几年年，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布）第一书记、联共（布）外高加索地区第一书记。

贝利亚在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前后，积极镇压格鲁吉亚的民族起义运动，曾创下一次处决约一万人的纪录，因其表现出的“布尔什维克的无情铁腕”，受到斯大林的的关注和提拔。

到1938年，贝利亚调入苏联中央，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即苏联的政治局委员，并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此时，大清洗的高潮已经过去，清洗的方式开始从“全面清洗”转为“定点清除”，贝利亚实际上主持了“定点清除”的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巩固着自己的权力。

贝利亚处理“内务”狠辣果决，处理“外务”也是如此，比如1940年，他下令执行了臭名昭著的“卡廷大屠杀”，将俘虏的波兰知识分子、警察、公务员悉数处决，遇害人数约为2.2万人，波兰的社会精英因此损失殆尽。1944年，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占据上风后，贝利亚随即就对国内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人等下手，以通敌的名义将他们流放到中亚。

二战结束后，贝利亚担负起了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的重要任务。资料显示，早在1939年，贝利亚已经负责在科雷马河附近开采铀矿，当时他将大量的犯人集中起来，在没有任何防辐射的措施下强迫他们的劳动。二战结束后，贝利亚对老调重弹，变本加厉，用“犯人”们的生命推动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

贝利亚有没有什么贡献呢？当然是有的。二战时期，他是苏联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情报、外交、武器生产、游击队等工作，相当于戴笠在国民党中军统中的作用，但地位要比戴笠高得多。

不过，贝利亚和戴笠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戴笠一生对蒋介石颇为忠诚，他的名字“君乘车，吾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表达的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忠君思想”。而在贝利亚那里，我们是完全看不到这种忠诚的。从赫鲁晓夫晚年回忆录中对斯大林逝世时场景的描述，我们能看出贝利亚和斯大林的这种复杂关系。

“斯大林一病倒，贝利亚就开始来回走着，说斯大林的坏话，嘲笑斯大林。”赫鲁晓夫写道，“但有趣的事，只要斯大林脸上有任何表明可能恢复的迹象时，贝利亚救回跪下，抓住斯大林的手吻。当斯大林又失去知觉，闭上眼睛时，贝利亚就站起来吐唾沫。”“斯大林刚一去世，贝利亚就欣喜若狂。他是那样的得意，那样的精神焕发。”

在斯大林逝世仅3个月后，贝利亚就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捕，随即被拉到地下室枪决。

当时苏联给贝利亚定的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这些罪名并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今公布的苏联档案充分显示了这样一个结论：贝利亚确实是斯大林去世后第一个要搞“非斯大林化”的人。

斯大林病逝后8天，贝利亚就发布了《重新审理特大案件》等多个命令，下令将几个劳改集中营关闭，数百万犯人因此获释；他还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并开始市场化尝试和机构改革；他还尝试和铁托秘密接触，对东德采取放弃政策……

很多人认为，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响了“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枪，实际上，贝利亚要比他们早3年。而正是因为贝利亚的这些“去布尔什维克化”政策和“对欧美屈服”的外交政策，使得苏联的一众元老下定了将他拿掉的决心。

贝利亚在自己生命尽头的时刻，一反从前的面目和立场，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了康生临终前对江、张二人的“反戈一击”？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政治人物的面相就是如此复杂而不可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