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何给自己起名这件事，由古至今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如果要详细讲述，那足以编出一本书来。今天在这里，我们只谈一下到了明清时代，文人雅士们的“名”、“字”、“号”都是怎么用的。

到了明清时代，文人们的姓名变得愈发复杂起来。一个人往往会有“名”、“字”、“号”、“别号”以及职衔地望等一长串的称呼。举个例子来说：清末的高官翁同龢。他姓翁，名同龢，字叔平，号松禅，还有均斋、瓶笙、天放闲人等等别号。他的籍贯是江苏常熟，所以有人就称他为翁常熟。又由于他的官位很高，一度相当于当朝首相，所以他还被人尊称为“翁相国”。他死后，朝廷还给了他一个谥号，叫“文恭”，因此，又有人称他为“翁文恭”、“文恭公”。

我们可以看到，翁同龢的名字可实在是太多了，一般人只怕根本记不住。而明清时代文人们普遍都是这样，人人都有一大堆的名号，哪怕是像曹雪芹这样一辈子穷困潦倒的人，也是如此。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别号芹溪、芹圃，也是一串名字。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当时文人们的礼数多，讲究也多，“名”、“字”、“号”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各自不同的用途，如何使用“名”、“字”、“号”在当时是有一套规矩的。

文人的“名”和“字”一般都是由父母和师长给起的。如果文人们的父母自己文化水平很高，那么就由父母来起名；如果父母都是大老粗，那就只好在孩子开蒙上学的时候，由老师给起个名字。

“名”是父母师长给起的，同样也只能由父母师长来叫。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只有比他地位、辈分高的人才能直呼他的名字。父母有时还会称呼儿子的乳名，那是父母才能有的特权。

“字”则是平辈之间的称呼。在平辈之间，如果称呼对方的名，那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做。一般来说，假如一个文人做官了，他的上级官员对他也是一般都要称呼字的，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彼此的亲近。

不过，“字”在明清时代一般也不大用了，因为当时的文人一般都有了自己的“号”。

“号”与“别号”都是文人们自己给自己起的，一般都会体现自己的志向与爱好。一个文人有了“号”（没有号的文人几乎是没有的），平辈的朋友一般就要称呼他的号，而不称他的字了。像曾国藩，他字伯涵，号涤生，所以像左宗棠这样的朋友见了他，便会称他“涤生兄”，而不会叫他“伯涵”，那样反而显得两个人好像关系不密切了。

“号”是用来让平辈朋友称呼的，“别号”则一般都是用来在各类作品上署名的。别号往往都是三四个字，叫某某居士、某某道人什么的，也有叫某某生、某某子的。一般来说，文人都免不了吟诗作画，当他们写完一首诗，或是画完了一幅画之后，后面的题款一般写的都是自己的别号。像齐白石，他本名齐璜，别号白石山翁。由于在画作上的题款总是写别号，所以人们就渐渐地叫他齐白石了。

“号”除了让平辈朋友来称呼之外，也可以让晚辈来称呼。如果一个文人，一辈子在功名利禄这条道路成就不大，官做得很小。那么后辈在称呼他时，就可以称呼他的号，但是要加上“先生”或者“公”这样的后缀，以示尊重。比如章炳麟，他的号叫太炎，同时又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官，因此，后辈人都尊称他为太炎先生。

如果一个文人做的官很大，那后辈或是下属对他的称呼就又不一样了。这时，人们往往会用地望来称呼这位高官。比如明代的张居正是湖广江陵人，所以他就被人称为张江陵。李鸿章的官做得也很大，他是合肥人，所以人们称他李合肥。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所以他也被人们称为张南皮。

还有的高官死后会获得朝廷的谥号，那么人们就会用谥号来称呼死去的高官。比如曾国藩谥号是文正，所以后人称他曾文正公或者简称曾文正；李鸿章的谥号是文忠，后人便称他李文忠公、李文忠。

总之，明清时代的文人们的名字别号用起来是很复杂的，我们在阅读古籍时往往会搞得一头雾水。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其中的规则，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