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白山脉的褶皱里，渤海国宛如一部被撕裂的文明典籍，于历史的风沙中不断拼组出令人称奇的画卷。这个延续 229 年的王朝，既非中原王朝的附庸，也非单一民族政权，而是在文明碰撞的罅隙中生长出的独特存在。它以政治智慧为脉络，以文化融合为底色，于时空的罅隙中勾勒出独有的文明图谱。

渤海国城子山遗址

一、文明拼图的融合之道

公元 698 年东牟山的筑城决策，是大祚荣展现其文明整合才能的关键之举。他将粟末靺鞨的英勇、高句丽的农耕技术以及白山靺鞨的萨满信仰熔铸成全新的文明基因。城子山遗址中唐代犁铧与高句丽瓦当的共存，证明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创新融合。这种多元文明的交融，催生了独特的渤海文明。

在政治架构上，渤海国开创了古代边疆治理的典范。中央三省六部制与部落联盟制相互嵌套，既汲取了唐朝的行政智慧，又保留了游牧民族的自治传统。尤其是“渤海十二节度使”制度，通过战功授衔实现了多民族将领的平衡，堪称古代跨族群治理的典范。

宗教领域的多元共生彰显了文明的包容。珲春龙虎寺遗址中，波斯联珠纹佛塔底座、天竺凹凸法壁画与中原线描技法相互融合，并非简单的形式拼凑，而是经过本土化的精神重塑。自创的“海东密宗”将密教仪轨与萨满祭祀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体系，成为文明融合的生动见证。

渤海国宗教场所中多元宗教元素融合

二、历史书写中的身份探寻

史籍记载的模糊，为渤海国提供了自我塑造的空间。《旧唐书》中称其为“高丽别种”的含蓄表述，与契丹史书中“东夷之叛”的贬低叙事形成对比。这种官方记载的缺失，促使渤海国通过物质文化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日本醍醐寺保存的双语盟书残卷，便是其主动参与历史书写的有力证据。

对唐朝的臣服策略尽显政治智慧。大祚荣在 713 年受封时采用“可毒夫”与“渤海郡王”的双重称谓，既获得了中原王朝的认可，又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标识。这一灵活策略在《唐会要》中得到确认，开创了中央与边疆关系的新模式。

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突破了传统认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博物馆的银币，正面为开元通宝，背面为靺鞨图腾，构建起跨越政治实体的文化交流。吉林长白山北坡出土的玉册残片，其文字系统介于汉文与契丹文之间，展现了渤海国在文字创新上的尝试。

渤海国相关文物

三、文明基因的现代意义

渤海国的兴衰蕴含着超越时代的启示。契丹灭国后，靺鞨工匠的失蜡铸造术对辽代金银器影响深远，表明文明的生命力不依赖于政治实体。辽宁法库叶茂台遗址佛塔的渤海建筑特征，是文明基因延续的直观体现。

其文化融合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极具价值。首尔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青瓷茶盏，融合了定窑胎质、越窑釉色与高丽造型，这种“跨界创新”引发了当代设计界的共鸣。渤海国“三合釉”技术的工艺突破，虽仍是陶瓷修复的难题，但其跨文化创新的内涵值得借鉴。

站在镜泊湖畔的渤海国遗址群，残破的城墙与佛塔构成了文明演进的时空标识。这个在历史夹缝中诞生的王朝，用 229 年诠释了文明的韧性。当无人机的航拍镜头扫过敦化城子山古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古代建筑的岁月痕迹，更是文明在多元碰撞中淬炼出永恒光辉的智慧密码。渤海国的故事启示我们：真正的文明自信，在于坚守文化本源的同时，始终保持开放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