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被称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之一，张听后愤然：这是对我的侮辱

1975年，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问了父亲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您知道外界称您为＇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之一吗？＂谁知这句话却让一向温和的张爱萍勃然大怒：＂这是对我的极大侮辱！＂张胜愣住了，父亲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难道父亲与邓小平之间有什么过节吗？更让人不解的是，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拓者，为何张爱萍会对＂四大干将＂这个看似褒义的称号如此反感？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科学院到国防科委

1975年初，中国科技界百废待兴。在＂四人帮＂的破坏下，科研单位陷入瘫痪，大批科技人才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这一年，张爱萍临危受命，重新出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七机部最棘手的230厂。

当时的230厂，是国防科技重点单位之一，但工作秩序已完全陷入混乱。张爱萍到达时，厂区墙壁上写满大字报，车间里机器布满灰尘，许多高级工程师被安排去打扫卫生或做杂务。有一位曾参与国防重点项目的总工程师，被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每天只能在厕所里刷马桶。

面对这种局面，张爱萍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组织了一次全厂大会，会上他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是来给大家松绑的！＂随后，他立即下令恢复科研人员的工作岗位。一位被贬为清洁工的导弹专家，在张爱萍的直接过问下，当天就重返实验室。

不仅如此，张爱萍还在230厂建立起新的工作制度。他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每周必须保证四天时间专注科研，其他活动一律不得干扰。为了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他还在厂区建立起托儿所，让科技人员能够安心工作。

张爱萍的改革很快就在七机部系统内产生了连锁反应。在他的推动下，其他研究所也开始逐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到1975年6月，整个七机部的科研生产已初具规模。多个被搁置的国防项目重新启动，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开始突破。

与此同时，张爱萍还特别重视人才培养。他提出＂老中青＂三结合的用人方针，让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带领年轻人共同攻关。在230厂，他还特意成立了青年科研小组，专门培养新生力量。这一做法收到明显效果，一批年轻科技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在整顿科研秩序的同时，张爱萍还着手解决科研装备问题。当时很多精密仪器都已经年久失修，有些甚至完全报废。张爱萍多方筹措资金，为研究所添置新设备。他还派人到各地搜集闲置的科研仪器，统一调配使用。

到1975年下半年，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的工作走上正轨。多个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得到解决。这为后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从＂四大干将＂到＂科技将军＂

1976年3月的一天，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有人当众称赞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之一＂。会后，张爱萍立即找到这位同志，严肃地表示：＂这种说法是对我极大的侮辱。我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是任何人的干将。＂

这件事在高层引起不小的震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称为某位高层领导的＂干将＂，往往意味着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张爱萍对这种说法的强烈反对，显示出他独立的政治品格。

实际上，早在1975年初，张爱萍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他刚接任国防科委主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国防项目需要立即启动，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等待上级批准。有人建议他通过＂特殊渠道＂先行上报，但张爱萍断然拒绝了。

他说：＂科研工作要按规矩办事，不能搞特殊。＂随后，他亲自准备材料，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这个项目最终获得批准，而且比预期时间还要快。这种坚持原则的做法，赢得了科研人员的普遍尊重。

在国防科委工作期间，张爱萍始终保持着科学家的严谨作风。每次视察科研单位，他都要详细了解研究进展，认真听取专家意见。1975年夏天，在参观某研究所时，一位年轻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技术方案。当时有些领导认为这个方案太冒险，但张爱萍却特别重视。

他连续召开了三次技术论证会，邀请各方专家进行深入讨论。最终证明，这个方案确实具有重要价值。张爱萍立即批准立项，并亲自协调解决所需设备和经费。这个项目后来取得重大突破，为国防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爱萍特别反感那种依靠关系办事的做法。1976年初，有个研究所提出要购买一批进口设备。按照惯例，这种采购需要经过严格审批。但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却想走捷径，托人给张爱萍打招呼。张爱萍得知后非常生气，立即叫来这位负责人。

他说：＂科研工作要靠真本事，不能靠关系。＂随后，他要求这个研究所重新按程序申报，并对整个采购过程进行严格把关。这种公正严明的态度，使得整个国防科技系统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正是这种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使张爱萍在科技界树立起崇高威望。科研人员亲切地称他为＂科技将军＂，而不是某个领导的＂干将＂。这个称号，既是对他军人身份的认可，更是对他科技工作者身份的尊重。

三、从军人到科学家的转变

1975年深秋的一天，在国防科委的一间会议室里，张爱萍正在主持一场重要的技术讨论会。与会的专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不仅能准确使用专业术语，还能深入浅出地分析技术难点。一位参会的院士后来回忆说：＂那天的讨论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张将军始终保持着高度专注，提出的问题都切中要害。＂

这种专业素养的形成并非偶然。早在1974年底接任国防科委主任之前，张爱萍就开始系统学习科技知识。他每天都要抽出至少两个小时阅读专业书籍，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请教专家。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各种科技期刊和技术资料。

1975年春节期间，当其他人都在休假时，张爱萍却在研究所里度过了整个假期。他带着一个笔记本，挨个实验室走访，详细记录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一位实验室主任回忆说，张爱萍不仅询问研究内容，还经常与科研人员讨论具体的技术细节。

在一次视察某导弹研究所时，张爱萍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制导系统存在稳定性差的缺陷，但研究人员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张爱萍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能否借鉴飞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原理？这个建议引发了研究人员的深入思考，最终帮助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

为了更好地理解前沿科技，张爱萍还特意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五下午，他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讲课。这个学习小组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国防科委的一个重要学术交流平台。许多重大科技项目的构想，都是在这里的讨论中逐步形成的。

1976年初，国防科委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否要开展某项尖端技术的研究。当时国际上对这项技术还存在争议，国内也有不同意见。张爱萍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了＂分步推进＂的策略：先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同时开展小规模试验，待条件成熟再逐步扩大规模。这个决策既保证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又避免了可能的重大损失。

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张爱萍特别注重科研诚信建设。他经常告诫科研人员：＂科学没有捷径，要老老实实做研究。＂在他的倡导下，国防科委建立起严格的科研管理制度，包括实验数据必须原始记录、研究结果必须反复验证等规定。这些制度为后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爱萍的这种转变，从一名军事指挥员到一位懂科技的管理者，在当时的高层领导中是很少见的。他不仅能够与科学家进行专业对话，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战略高度把握科技发展方向。正如一位老院士所说：＂张将军不仅是支持科技的行政领导，更是真正理解科技的科学家。＂

四、揭秘＂四大干将＂称谓的由来

1976年2月，一份内部通讯稿首次出现＂邓小平四大干将＂的说法。这个称谓很快在一些场合被人传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实际上，这个说法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1975年初，国务院进行机构调整，一批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其中有四位干部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谷牧负责国家计委工作，余秋里主管工业，胡耀邦分管科教文卫。这四人都在各自领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当时，有人注意到这四位干部都与邓小平有过共事经历。张爱萍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与邓小平共事，谷牧曾在西南局工作期间与邓小平共事，余秋里在三线建设期间得到过邓小平的关注，胡耀邦则在整党工作中与邓小平有过合作。于是，有人开始把他们称为＂邓小平的四大干将＂。

这种说法很快引起了当事人的强烈反对。1976年3月的一天，在一次部委办公会议上，张爱萍公开表态：＂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为人民服务，不是谁的干将。这种说法对我们都是一种侮辱。＂其他三位当事人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事实上，这四位干部的工作成就与其说是因为与某个领导的关系，不如说是源于他们对各自工作的深入理解和务实作风。以张爱萍为例，他在国防科委的工作重点始终是推动科技发展，从未把精力放在搞关系上。

1976年4月，在一次科研单位的调研中，有人想通过张爱萍的关系为某个项目争取支持。张爱萍当场表示：＂项目立项要靠科学论证，不能靠关系。＂他随即要求这个单位按正常程序申报，并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评审。

同年5月，某研究所的一个重要项目出现技术瓶颈。有人建议通过＂上面＂来解决，张爱萍却说：＂科技问题要用科学方法解决。＂他立即组织专家攻关组，通过技术创新最终突破了难关。

到了1976年夏天，＂四大干将＂的说法在一些场合仍偶有出现。每当有人在张爱萍面前提到这个称呼，他都会严肃指出这种说法的错误。他说：＂我们是党的干部，要对组织负责，对人民负责，不能把工作成果归功于个人关系。＂

这种态度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操守。他们在重返工作岗位后，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而不是经营个人关系。正如张爱萍多次强调的：＂我们做工作，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

五、张爱萍与国防科技的重要成就

1976年是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关键一年。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推进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当年春天，在北方某试验基地，一项新型导弹试验取得成功。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成功仅用了18个月，创造了当时国防科研的最快记录。

在这个项目中，张爱萍采用了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他打破了传统的科研体制，组建了跨单位的联合攻关组。每周召开一次协调会，及时解决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种高效的工作机制后来被推广到其他项目中。

同年6月，张爱萍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科技规划会议。会议确定了五个重点发展方向，其中包括精确制导技术、新型材料研究等领域。为了保证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他专门成立了技术咨询委员会，邀请院士专家进行全程指导。

在科研经费使用上，张爱萍采取了＂重点投入、讲求效益＂的原则。1976年夏天，某研究所申请一笔巨额经费用于设备更新。张爱萍没有简单同意或否决，而是亲自带队进行实地考察。经过详细论证，最终只批准了其中确实必要的部分，既保证了科研需求，又避免了资源浪费。

在人才培养方面，张爱萍特别重视年轻科技人员的成长。1976年9月，他提出了＂三结合＂培养模式：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和科研攻关相结合。在他的倡议下，国防科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后来的科技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张爱萍还非常关注基础研究。1976年底，当其他单位都在追求短期成果时，他却坚持为一些基础性研究项目立项。其中有个量子物理研究项目，当时看来似乎与国防需求关系不大，但张爱萍认定这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坚持给予支持。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科技装备建设方面，张爱萍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突破＂的方针。1976年年底，面对某些单位提出的大量进口设备的要求，他没有一味同意，而是组织专家组进行认真评估。最终确定只进口关键设备，其他配套设施则要求国内自行研制，这既节省了外汇，又促进了本土科技水平的提升。

张爱萍特别重视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在他的推动下，国防科技领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成果转化机制。许多军用技术被成功转化为民用产品，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国防科委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项目库，专门收集和保存各类科研成果。张爱萍要求对每个项目都要详细记录研究过程，包括失败的教训，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这个做法为中国的国防科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