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有关沈醉参加起义的档案被整理出来送到了北京，这其中包括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的签字以及他授意大小特务放下武器的命令。
至此，沈醉起义将领的身份被坐实。
1980年，沈醉的《特赦通知书》被撤销，并同时公布他为起义将领。
有意思的是，沈醉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后，却并不打算去领取那份“起义将领证明”，还在回忆中谦虚的表示：
“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沈醉话里话外意思，透露着些许信息。
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剧中沈醉在被关押后，曾向人说自己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就剧中表达的情况来看，沈醉对此似乎颇为委屈，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一直持此看法。
可从沈醉真实的回忆去看，似乎他当年起义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一1948年5月，沈醉携一家人迁居云南，在时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卢汉手底下工作。
当然，沈醉到云南，本身是因为受到了军统倾轧所致，不得毛人凤信任，后来毛人凤到云南，沈醉还几次欲下手毒死他，但考虑再三最终作罢。
沈醉到云南后，出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虽然特务系统明确是在当地党政军系统之外，但沈醉身上还兼任着云南专员公署主任，所以名义上他还是卢汉的下属。
后来沈醉虽然被迫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但从起起义前后的行为来看，并不算是真心，从他后来回忆录中流露出的思想情况来看，显然他是属于“被迫起义”。
沈醉毕竟是搞特务出身的，他其实很早就察觉了卢汉的“不对劲儿”。
也不知道是因为机事不密，还是本身卢汉就有别的考虑，早在1949年夏秋，有关卢汉起义的消息就已经甚嚣尘上，后来在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宣布与蒋介石“划清界限”，使得本就复杂的形势越发的复杂。
从这年秋天到卢汉起义（这年12月），蒋介石几乎想了各种办法，都没能成功组织卢汉起义。
1949年8月底，蒋介石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卢汉当时没有出现在会议现场，引起蒋介石高度警觉，可蒋介石那时手中几乎没有可依靠的力量，因此对卢汉采取又拉又打的态度，不仅拨给他100万银元，还同意云南军政事务都有卢汉说了算。
为了彻底隔绝卢汉与我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把卢汉叫到了重庆，当面嘱咐他得把已经有了民主倾向的云南省参议会取消，并要他逮捕100多名民主进步人士，并关闭报馆。
与此同时，在云南的沈醉立刻配合行动，发起九九整肃，抓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并一直要求卢汉“从严处理”，卢汉察觉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因此一直拖着没有办。
当时，云南的国民党军基本上已经是惊弓之鸟，特别是沈醉所隶属的特务组织，他们已经开始谋求后路。
后来重庆解放后，蒋介石下令要求卢汉把云南省政府迁到保山县，以便于在昆明与我军作战，沈醉那时已经被毛人凤任命为云南游击中将总司令，出于提前安排，沈醉通过卢汉的关系，提拔了一名心腹出任距离保山不远的凤仪县县长，还派了大量的特务进驻凤仪县，计划与我军在滇南抗衡。
沈醉那时想的非常简单，就是企图凭借滇南的地势，拉起一支队伍与我军抗衡，甚至还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此成为所谓的“有功之臣”。
可卢汉硬是拖着不办，几次顾左右而言他，沈醉后来几次找他，都被他婉拒，甚至于后来李宗仁到云南，以代总统的名义签了特赦令，把九九整肃关押的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全都放了，
沈醉从这一系列蛛丝马迹已经察觉了卢汉准备起义。
沈醉向毛人凤汇报了这件事，毛人凤远程授意沈醉，注意监视卢汉，随时准备干掉他。
不过，沈醉并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
二卢汉在起义之前，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已经要有所动作，沈醉对此心知肚明，但却仍然抱有幻想。
1949年12月9日中午，卢汉下令控制住机场，沈醉一听，心里顿时一惊。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挺进西南，国民党当局人心惶惶，纷纷汇聚成都准备乘坐飞机逃离，后来因为成都飞机不够，一部分高级将领才转赴昆明。
当时的昆明，已经汇聚了一大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卢汉在这个时候控制机场，许进不许出，摆明了有问题。
与此同时，卢汉的邀请已经下到了沈醉家里，要他出席在在卢公馆举行的晚宴。
有意思的是，当时同样军统出身的徐远举、周养浩已经打算好了要从昆明乘坐飞机逃台，周养浩甚至人就已经等在了机场，只要飞机一来他就起飞。
沈醉本来也是有机会逃的，但他却没这个准备。
据沈醉回忆录称，他表面上虽然是舍不得在昆明的一干老部下，但实际上却是舍不得刚被任命的云南游击中将司令，在当时，只要昆明一失守，这道命令随即公布，让沈醉统领在云南的军队和特务武装。
尽管徐远举力邀他一同登机逃走，但沈醉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同意。
不过，沈醉还是太乐观，尽管他布置好了一切，却没有料到卢汉当天晚上就回对他动手。
沈醉被困在卢公馆会议室时，还企图利用过道的电话通报外面消息，结果被卫兵用枪顶着，无可奈何的退回屋子里。当然，沈醉并不孤单，很快，李弥、余程万等人就都汇聚而来，不大的会议室乌泱泱的挤了十几个人。
后来到了第二天，在会议室关着的十几人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尽管大多数人不忿，但形势比人强，他们也无可奈何。
沈醉态度还算是顺从，他不仅交代了保密局在云南潜伏的特务组织，包括徐远举、周养浩一干大特务，还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劝说老部下们放下武器。
也正因为如此，沈醉后来被认定是起义将领。
当时，在云南的“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昆明分遣组上校组长赵秉钰（军统出身），也因为沈醉的嘱咐，后来选择放下武器，没有同前来逮捕他们的人员发生冲突，客观上来讲，也算是促成了起义成功。
赵秉钰后来坚信沈醉是自愿起义，他所举的例子就是，沈醉当晚赴宴卢公馆，除了身上带着一十两的金条万，随身携带的枪支竟然是出奇的没有装在身上。
赵秉钰后来也被当成战犯关押，因为是军统特务出身，至1975年才获得特赦，1980年沈醉被认定是起义将领后，还特意写信证明赵秉钰参加了云南起义，所以在1982年4月24日被定为投诚人员。
三沈醉到底是不是自愿起义，他回忆录里说的很清楚，并用四个字给出了答案：“被迫起义！”
沈醉虽然交出了所有部下的名单以及武器、电台，但当时在会议室里被关着的，绝大多数都比较顽固，比如李弥等，在几人提议下，他们后来把撕掉扔进废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准备将来有机会再用。
1949年12月12日上午，也是在被卢汉看管期间，沈醉与李弥、余程万等七人结为“患难兄弟”，沈醉在七人中年龄最小。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的写了他们当时结义的原因：
“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应该指出的是，卢汉起义时虽然控制了所有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以及政府要员，但他并没有想到，即便是控制了这些人，却仍然不能保证昆明太平。
当时，昆明外面还驻有两个军，第八军以及第二十六军，军长分别是李弥、余程万，这也是蒋介石明知道卢汉与我党有联系，却始终认为他不可能成功起义的原因。
李弥的第八军与余程万的二十六军都是比较顽固的，他们的军长被卢汉软禁在昆明后，两个军立马就炸锅了。
1949年12月13日，驻在昆明外围的二十六军率先向昆明进军，与此同时，大约是看到了二十六军的动作，驻扎大板桥的第八军一个补充团也与当地保安团发生了冲突。
形势变化如此，让卢汉难以招架。
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去找了李弥、余程万，希望他们能出面劝说。
李弥满口答应，特意按照卢汉的写了封信给城外的第二十六军（当时李弥还兼任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同时指挥二十六军），并托自己的夫人将信送出去。
卢汉当然是兴高采烈，但万万没想到，李弥夫人把丈夫以及余程万被困的消息传递给了二十六军，为了把他们两人从昆明拉出来，二十六军写了密信给李弥，通知李弥届时将全力猛攻昆明，请他设法自救，万一不成就在打进昆明后再见。
据沈醉回忆，当时李弥夫人带着二十六军的消息返回后，众人一起聚在一起商量脱困的办法，后来他们假意让石补天出去传达余程万的命令，但实际上是授意该军全力进攻，与此同时，石补天返回昆明后，告知卢汉，二十六军不听命令，说除非见到余程万，便不停止进攻。
卢汉果然上当，于是在12月17日放走了李弥、余程万以及石补天。
可此举并没有遏制国民党军进攻昆明，卢汉到这时才明白，自己上了当。
应该指出的是，沈醉回忆中把李弥、余程万出逃的过程讲得很详细，却唯独没有提到自己有没有参与，或者说是介入多少。
大概率上，沈醉是参与甚至是亲自谋划了整个过程。
只是沈醉并没有想到，李弥、余程万一出去，就把滞留在昆明的他以及其余结义的兄弟忘得一干二净，根本就不管跟卢汉同在一座大楼的“四兄弟”死活。
不光是沈醉，当年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的人，像李楚藩、童鹤莲、沈延世等都被关在钱局陆军模范监狱。
比如李楚藩参加了云南起义后被关押，1950年经云南军区军事法庭宣判无罪，1951年被镇压，至1984年才恢复起义人员身份。
沈醉后来的结局，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