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聊起上甘岭战役，我们心中总是涌动难以言喻的情绪。

事实上，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在我们还未接触历史的时候，上甘岭战役几乎就是抗美援朝的代名词，特别是早在1956年12月，就有一部叫《上甘岭》的电影上映，更是使得此战役家喻户晓。

《上甘岭》电影中，有两个形象家喻户晓，一个是舍身炸碉堡的通讯员张亮，取材自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还有一个就是为重伤员深情唱歌的女卫生院王兰，取材自上甘岭战斗英雄、二等功臣，原空降兵部队卫生处副处长王清珍。

过去我们聊上甘岭战役并不少，有关前因后果也聊的太多了，包括双方战略布局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志愿军过去打了不少仗，上甘岭战役虽然烈度空前，但并不算是志愿军打过最大规模的仗，至少入朝之初的前五次战役，规模都要比这个大的多，战况惨烈的比比皆是。

就如之前聊过的铁原阻击战（63军），汉江阻击战（打出地表最强防御的50军，当然也不能忘记38军的功劳）。

上甘岭战役为何能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这背后恐怕绝不仅仅只是用一场战事形容来的那么简单？

上甘岭战役惨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无形之中也和志愿军顽强英勇形成鲜明对比。

可从战略角度去看，上甘岭战役本来不该有如此大的规模。

志愿军15军接替26军在五圣山、西方山、斗流峰一线的防御时，彭老总曾指着地图上的五圣山高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们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负历史责任！”

五圣山的防御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可秦基伟在部队换防后，亲自登上了五圣山高地视察，发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美军即便是投入全部的兵力，也没有办法拿下五圣山。

原因在于，五圣山高地海拔达1061.7米，秦基伟亲自登上五圣山视察，下山时因为找不到路，竟然是找了个稍微平缓一点的坡滑下来的。

如此险峻的地势，也就意味着美军无法发挥他们的重装火力。

换言之，即便是我军在作战中，丢掉了597.9高地和537.7高地，五圣山也是能够守得住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上甘岭战役爆发以后，秦基伟一度很不理解敌军的意图，因为在他看来，美军夺取上甘岭地区只是一次吃力不讨好的行动。

按照军事角度分析，美军是机械化重装部队，夺取高地本就不是他们擅长的作战方式，他们更应该夺取公路两旁的制高点，借此掩护大部队快速穿插至我军腹心。

秦基伟在上甘岭战役前，曾分析美军最有可能是攻取西方山，因此将所有的重炮集团和主力部队集结于集结于此，还摆了最精锐的44师，因为靠近西方山有片谷地，一条公路横穿其间，只要穿过这片谷地，美军就能长驱直入，直插平康地区平原，这是美军北上进攻的必经之路。

另外，志愿军司令部还在西方山布置了38军的112师。

而后来战况激烈的上甘岭地区，秦基伟只摆了一个45师，这个师在上甘岭战役之前，都不算是15军战力较强的部队。

后来上甘岭战役开打以后，秦基伟也一度推断，美军是想凭借小股兵力，来吸引他西方山上的兵力，所以只要西方山按兵不动，敌人就无计可施。

事实上，我们站到敌人的角度去看，同样也是这个考虑。

从1951年6月开始，双方就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但美军当时寄希望于在战场上先取得优势以后，再同我军谈判，因此，不光是“空中绞杀”，甚至美军还发动了细菌战（67军军长李湘就是因此而牺牲）。

可到上甘岭战役前，美军逐渐发现，志愿军越来越多的掌握地面作战主动权，当时已经出任驻韩“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司令的范弗里特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提出了小规模进攻行动的计划。

范弗里特制定了美第九军团以小股兵力夺取597.9和537.7两个高地，借此改善金化以北的防御形势，即“摊牌行动”。

克拉克本来是不同意夺取高地的冒险行动，但他后来考虑到这次行动规模并不大，伤亡也不会太多，因此破例同意了他的请求。

后来很多人都疑惑，上甘岭战役主要高地为什么仅仅只是摆了两个连。

到这里大概就都清楚了。

上甘岭两个主要的高地其实本身就不太大，这个地方只能容纳两个连，而且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这个地方也不应该作为主攻的方向，敌人也没有计划要在此投入大量的兵力。

之所以后来打成了那么大的规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甘岭战役期间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秦基伟多年后回忆上甘岭战役时曾这样讲：

“当时，整个朝鲜战场其他地方的枪声稀落了，板门店谈判桌上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兵团、志司、军委乃至毛泽东主席，都密切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

1951年6月，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从谈判一开始就不顺利。

美方仰仗其军事实力，不断的在谈判桌上提出无理要求，在遭到我方代表拒绝后，竟然耍起阴谋手段，不仅轰炸我朝中代表住所，还利用空中优势发起“绞杀战”、“细菌战”等等，企图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以后再谈判。

不过，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军的阴谋并未得逞。

谈判进入1951年12月11日后，双方主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遣返战俘上，但美方拒绝我方提出的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提出所谓的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致使谈判长时间陷入僵局。

1952年10月8日，美方宣布停战谈判进入无限期休会中，也是在这天，克拉克批准了范弗里特的“摊牌行动”。

站在范弗里特军人角度，他发动“摊牌行动”，也许只是为了争取在金化以北地区的防御优势，又或者如秦基伟所判断的那样，只是为了吸引我西方山的兵力，为北进埋伏笔。

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上甘岭战役关系到了谈判桌上谁占优势的问题。

也难怪后来上甘岭战役我军防御艰难，秦基伟选择坚决守住的原因。

当然，范弗里特的想法更简单，作为唯火力制胜论者，他认为夺取志愿军两处不太重要的高地，应该是板上钉钉的。

可事实的发展让范弗里特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也绝不仅仅只是在于歼敌数，而是此战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此战过后，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阵地上发动营以上规模的进攻，为后来谈判桌上争取了优势。

柴成文后来在《板门店谈判》中也这样说道：

“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会场上也得不到，在双方对等的军事谈判中，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毫不夸张的说，上甘岭战役不仅奠定了朝鲜战局的形势，还为后来几十年的和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往大了说，上甘岭战役也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打出了国威军威，秦基伟将军后来也说：

“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

1961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新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斟酌再三，选定了15军，刘亚楼给出的理由是：

“15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军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15军。”

有个冷知识值得一提，电影《上甘岭》之所以如此写实，除了本身创作年代距离那场战争近外，很大程度上还要源于一个人，即本片的顾问赵毛臣。

赵毛臣自己就是15军的老兵，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5师134团2营4连指导员，亲身经历过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19日，赵毛臣所在的四连进入上甘岭坑道，在随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四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后来在连长、副连长、副指导员相继负伤后，赵毛臣带着剩余的战士仍然坚守坑道，并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特别是在后来地表阵地全部失守后，赵毛臣率部退守坑道，在克服了缺水、敌人轰炸等不利因素下，还组织战士出击敌军11次，炸毁敌火力点7个，掩蔽部1个，毙伤敌70多人。

1952年12月，志愿军总部为赵毛臣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模范政治指导员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10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赵毛臣二级国旗勋章。

赵毛臣后来在人民大会堂汇报上甘岭战役经过，就连毛主席也为他鼓过掌。

有意思的是，赵毛臣后来被聘为电影《上甘岭》的顾问后，一度不愿意去，还是秦基伟出面亲自劝说他才答应，从长春下车后，因为不认识路，赵毛臣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他去，但坐在车上的他十分不适，后来他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坐三轮车，我轻飘飘坐在车上，三轮车夫使劲的蹬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我成了资产阶级的官老爷。”

而像赵毛臣这样的在上甘岭战役里打出来的特等功臣，15军有不少。

15军入朝作战3年，在第五次战役后以及上甘岭战役后，有过两次评功评模活动，荣立三等功以上者多达13456名，约占该军总人数的29.4%。

其中15军第一次评功评模，三等功以上者有1109人，上甘岭战役后，三等功以上者就达到了12347名（这其中并不包含12军立功受奖人数）。

也就是说，15军光打了一个上甘岭战役，该军评功评模数就占了总评功评模90%以上。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即在战斗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就有三十八人之多，黄继光只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这还不包括一些没留下姓名的。

根据15军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史》记载：

“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立功受奖人数达30.2万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15军立功受奖人数在全军中位居前列。

上甘岭战役中，树立起了太多旗帜式的人物，这其中尤其以黄继光、邱少云最为出名，也正因为如此，类似赵毛臣这样的战斗英雄，在这样的群体中，反而并不显山露水。

赵毛臣后来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熟知，大概率上也是因为他是电影《上甘岭》的顾问，后来被人发觉出来。

另外，赵茂臣是被朝鲜授予了二级国旗勋章，而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授予志愿军最高荣誉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这其中15军占了三名，分别是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

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抗美援朝作战时期英雄模范人物”条目的志愿军官兵19人，其中有第十五军官兵4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牛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