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到所谓的西方世界，印入我们眼帘的三大国家毫无疑问是美国、英国以及法国。

俄罗斯从来不被视为西方国家，德国则是战败国，唯一具备二战战胜国身份，掌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西方国家只有美、英、法国这三个。然而美英两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法国人则属高卢文化圈，这自然让法国与英美的鸿沟从一开始就比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鸿沟还要大。

所以进入冷战以来，法国名义上虽然是反独裁的西方国家，但是在许多议题上却刻意与英美唱反调来彰显自己的独立性。无论是在1966年退出北约，还是2003年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都可以视之为代表行动。

可事实上，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中，有出兵协助美国脱离英国独立的情谊，按理说美法两国关系理应要比美英关系融洽才对。

可现实却并非如此，最近发生的最耀眼的事情就是马克龙的东方之行，是什么原因导致法国人普遍敌视美国？

二战时期，总共有20386名美国军人为解放纳粹铁蹄下的法国而命丧在诺曼底海滩，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表面上是西方国家的法国，如此热爱与美国唱反调呢？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院历史系主任内柏格，给出了答案。

内柏格指出美国与法国今日的冲突始于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向纳粹德国投降之后，华盛顿一系列错误的对法外交政策所导致。尤其是美国无缝接轨般的承认了纳粹德国扶持的傀儡维希政府，更是致命的错误。

内柏格认为法国的沦陷给美国造成的心理震撼，远比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还要大，一来英国与美国虽然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具备表兄弟的关系，可英国走的是君主立宪制度，自然让美国人民对实施共和制的法国多一份亲近感。

二来则是不愿意干涉旧大陆事务的美国，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把法国视为大西洋彼岸的防波堤。

虽然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现很难称之为完美，但法军终究还是在英军的帮助下挡住了德军的西线攻势，让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不需要担心德国在主宰整个欧洲后会进一步侵犯北美大陆。此外第二次世界以前，所谓的法国还不只是法兰西共和国，同时还是法兰西帝国，如同大英帝国一般在全球都有殖民地，同时也包括西半球。

尤其是法属西印度统治下的马提尼克，不只为法国在加勒比海上重要的海军基地，也被美国视为重要的安全屏障。被美国视为后花园的中南美洲，不只有法属圭亚那殖民地，还有许多国家之所以能脱离西班牙控制独立，也是受到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只要有英国皇家海军、法国海军与法国陆军的存在，美国就可以减少对国防产业的投资，全力发展民生经济。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法国的存在对陷入经济大恐慌的美国而言是无可取代的，美国人民的安全感也可以从中获得满足。

而法国的沦陷，看在内柏格眼中无疑是剥夺了美国人的安全感，因为不止欧洲大陆的防波堤被摧毁，就连新大陆的法属殖民地也成为了美国潜在的威胁。德国可以借由这些海外属地，向美洲施以渗透与破坏。

早从1937年，也就是日本对中国发起全面入侵开始，小罗斯福总统便仿效他的前辈老罗斯福，用大白舰队巡视全球的手段，开始派遣B-10还有B-17等战略轰炸机飞到拉丁美洲上空进行威力展示。可是美国针对第五纵队渗透新大陆的恐惧，还是从法国沦陷开始的。

没想到面对纳粹的威胁，美国非但没有采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时所采取的“不承认主义”，反而承认了由德国扶持的维希政权为法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与日本成立汪伪政权的时候，美国不但不予以承认，还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的姿态是截然不同的。

罗斯福不只承认维希法国，还指派亲信李海出任美国驻法大使，目的无疑是期望贝当所领导的维希法国保持中立。

事实上维希法国虽然与德国停战，却没有结成正式的同盟关系，贝当元帅反复强调法国将在德国和英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维希法国如能保持中立，对美国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

首先法国海军的规模比德国还要大，1939年战斗舰的规模是七比六，航空母舰是一比零、重巡洋舰为七比六、轻巡洋舰为12比六。美国格外忧虑如此庞大规模的水面舰队为德国所控制，希望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信守法国保持中立的承诺。尤其是要防止马提尼克跟着法国舰队一起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这对美国而言是非常致命的。

英国同样忧虑法国舰队的威胁，丘吉尔在多次游说达尔朗将法国海军舰艇驶离北非，并入英国皇家海军成立联合舰队失败后，直接对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的法国舰队发起攻击，造成1297名法国海军官兵身亡以及战舰布列塔尼号沉没，此举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耻辱，这更没有办法让法国在英国与德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就此英国与维希政权的关系是彻底闹翻了，可美国还是能通过维希法国第二号人物拉皮埃尔·赖伐尔的女婿，法裔美国律师尚布伦的关系与维希政府维持良好互动。

此外美国对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贝当元帅抱有幻想，相信他终有一天会民族意识觉醒，与纳粹德国翻脸。

凯比尔港战役后，英国不再对维希法国抱有幻想，转而扶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然而罗斯福看不起法国沦陷前夕才晋升为准将的戴高乐，不认为他具有代表法国的正当性，仍坚持只与维希法国打交道。内柏格表示，美国与英国对法政策的冲突也从此刻开始引爆。

可李海大使、驻法国代办墨菲以及主导对法政策的国务卿赫尔很快就发现贝当已经老到没有影响力，真正掌权的赖伐尔又是积极的纳粹合作者。想要确保维希法国亲美，还是必须从实际掌握军权的陆军或者海军将领中物色合作对象。美国所物色的第一个合作对象，是二战爆发之初的参谋总长，维希成立后出任国防部长的魏刚上将。

反德国情绪强烈的魏刚，被德军视为一股不稳定的力量，要求贝当与拉瓦尔将他调往北非殖民地出任驻北非法军司令。很快的驻法代办墨菲就与魏刚取得联系，签署了美国向法属北非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帮助魏刚将军养活他手下的10万大军。赫尔、李海与墨菲相信一旦纳粹与美国的战争爆发，这10万法军将摇身一变成为美军抵抗纳粹的助力。

不过到了1941年5月28日，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与德国驻法大使阿贝茨签署《巴黎协定》，宣布允许德军使用法属北非的军事基地进攻英国，此举引起魏刚激烈的反弹。最终魏刚因为无法隐藏自己的反纳粹情绪被夺走兵权，让驻北非的法军也如同海军舰队一样完全为达尔朗所掌握，使他成为维希法国真正的主宰者。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虽然与日本、德国还有意大利进入战争状态，却没有对维希法国宣战。达尔朗虽然是纳粹合作者，但是他与汪精卫最大的不同是，他手中握有兵权，还有地中海数一数二强的水面舰队，因此美国决定以达尔朗为主要的合作对象。表面上看似对纳粹忠诚的达尔朗，在目睹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产生了跳船的二心，要与胜利的一方站在一起。

盟军对法属摩洛哥与法属阿尔及利亚发起登陆作战，即所谓“火炬行动”，已经过了81年。英美盟军之所以能在付出最小牺牲的情况下夺回法属北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获得达尔朗配合。过去我们阅读到这段战史，都认为是美国采用“间接战略”成功的典范，符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策略。

但美国选择与达尔朗合作也产生了诸多争议，首先是美国放弃了既定的反殖民立场，允许以法国继续保持北非殖民地为代价换取达尔朗的合作。其次是当时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人都信奉穆斯林，他们的民族主义者与纳粹一样有着强烈的反犹主张，如果支持法属北非独立确实对同盟国大战略不利。最具争议性的，还是在于维希法国本身，尤其是达尔朗所深信不疑的反犹思想。

维希法国乃至于几乎所有欧洲的纳粹合作国，都有一点与伪满洲国等东亚傀儡政权不同，那就是他们的反犹立场。达尔朗因为公然向李海表达他统治区内的所有犹太人，包括美国籍的犹太人都会遭到差别待遇，甚至于引渡给德国而饱受美国舆论批评。不只是英国，包括《时代杂志》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都对选择与达尔朗合作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从盟国的立场出发，在拿下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后，就要立即对突尼西发动新一波攻势，到底达尔朗统治下的北非是否民主，是否符合同盟国反对法西斯的政治价值，那可一点都不重要。所以美国对达尔朗的法西斯统治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再正常不过了。

直到1942年圣诞夜当天，达尔朗遇刺身亡，到底该不该继续与维希法国合作的难题才终于不再是美国的难题。刺杀达尔朗的法国青年费南德·邦尼既非自由法国，也不是法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而是奥尔良王室传人亨利六世的追随者，他企图利用此次刺杀“法奸”的机会争取法国王室复辟。

达尔朗遇刺身亡，让美国觉悟到维希政权已不再受法国人欢迎，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克拉克将军甚至认为达尔朗的死是“天道好还”。不过美军可不是白痴，不会因为费南德·邦尼杀死达尔朗就选择复辟奥尔良王室，相反地美军选择让不久前还在相互交战的维希法军行刑队枪毙博尼耶。

维希法国不行，奥尔良王室也不行，摆在美国面前的选择只剩下自由法国运动。可是直到1944年以前，戴高乐都还不是自由法国运动里唯一的领袖，曾经在法兰西战役期间被俘，却在英国帮助下只身逃到北非的吉罗将军，仍是法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吉罗将军在“火炬行动”中发挥了不可顶替的作用，深获艾森豪威尔的肯定。

罗斯福总统始终看不起戴高乐，认为美国应该扶持吉罗成为自由法国的唯一领袖，丘吉尔则主张美国就算不愿意扶持戴高乐，也应该推动戴高乐与吉罗两人的合作。唯有这样，才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法国配合英美击败纳粹，接着进一步在战后围堵苏联。吉罗与戴高乐两人都不止反纳粹，同时也反对苏联，这符合英美战后利益。

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戴高乐与吉罗都获得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与罗斯福、丘吉尔两人会面。罗斯福深知如果不先把英美法三大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谈妥，就不可能与中国还有苏联这两个非西方盟国达成更多共识。安排戴高乐和吉罗一同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就是希望两人能同为盟国所用，建立一个统一又亲英美的战后法国。

然而也就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吉罗的罗斯福认识到了这位法国将军的局限，认为他并非最合适的合作对象。吉罗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打仗，没有戴高乐的政治手腕。更重要的是，吉罗虽然反对德国，却不怎么反对纳粹主义思想，拥有强烈的法西斯倾向，是最让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忧虑的地方

最终罗斯福总统渐渐选择放弃吉罗，但是他却还是不愿意支持戴高乐，而是期待从其他的维希法国官员，乃至于等到击败纳粹德国之后再经由民意选出新的法国领袖来合作。在罗斯福看来，戴高乐不只辈分不够，还是一个不符合美式民主价值的威权独裁者。一个不受管控的戴高乐，看在罗斯福眼中最终不是加入纳粹就是加入苏联，必须要予以提防。

戴高乐也知道罗斯福对他的疑虑，而他与吉罗、达尔朗、魏刚以及贝当等人最大的共同点，可能也是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乐见法国被德国奴役，更忧虑法国在战后被英美两国控制。尤其是虎视眈眈的美国，打着反殖民主义旗号随时等着拆散法兰西帝国，更是让戴高乐对罗斯福心怀愤怒。

他与吉罗也都从侧面了解到，罗斯福打算以对待意大利的方式对待法国，将法国视为盟军的占领地而非战胜国看待。甚至就连军政府的筹备工作，都在艾森豪威尔的指导下筹划起来，这对法国民族尊严的伤害远超过纳粹与苏联的占领。从此刻开始，美国就成为戴高乐心中的头号防范对象，为了防范法国在美国的干预下亡国，他不惜深化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早在1942年“火炬行动”刚结束后不久，戴高乐就向斯大林伸出橄榄枝，将一批自由法国飞行员派往苏联空军，组织著名的诺曼底－涅门航空团。这群法国与苏联空军飞行员并肩作战，成为东线战场上的传奇故事，诺曼底－涅门中队至今仍存在于法国空军的编制之中，纪念这段81年前的法俄情谊。

其实打自二战胜利以来，不只是法国与美国走上了对抗之路，以与美国唱反调来彰显自我独立性的西方国家还有不愿意面对自己即将下坠的英国。直到1956年以前，英国还具备与美国、苏联分庭抗礼的实力。

英美固然有矛盾，但同属英语系国家的渊源还是让他们时常在战后处理国际与欧洲事务时联手打压法国。

哪怕是在北约体系里，法国的地位也还是远远不如美英两国，这让戴高乐在战后复出并且建立第五共和之后，决定以退出北约做为彰显自己独立地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