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领袖风范、睿智从容和亲切随和，对常人来说，既熟知又充满神秘。在每一位曾跟毛主席有密切关系往来的人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毛主席是个伟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常人。在他们眼中，毛主席不是高高在上不可攀的神祇，他是一个有着丰富感情、令人可亲可敬的长者。

曾志同志是我党革命斗争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她15岁起就投身革命，参加了衡阳暴动，之后便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跟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她甚至是极少数敢直呼毛主席“老毛”的人。足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曾志的眼中，毛主席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志去北京看望毛主席，当时，正好江青也在，她十分热情地招待了曾志。

解放初期，大部分女同志穿着还像以前，有些“土气”，但这个时候的江青已经比延安时期“风光”多了，她穿着时髦一身素色套裙装，上面镶着雅致的花边，带子束腰，脚踩高跟鞋。跟穿着一身灰色制服的毛主席相比，江青的派头似乎更大一些。

毛主席招待曾志留下来吃饭，江青作陪。吃过饭后，江青有事便先走了。饭桌上只剩下了毛主席和曾志。这时，毛主席突然开口抱怨道：“贺怡这个人，太不懂事了。老是劝我跟贺子珍恢复关系，说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糟糠之妻不下堂！可我现在怎么能再跟子珍恢复关系呢？贺怡同志当年在敌人面前很坚强，经受住了考验，到延安的时候一身的病，我专门派了人去照顾她。但是，这件事办得不好，连江青都说贺怡不懂事。”

后来，贺怡去寻找毛主席和贺子珍长征前夕留在赣南的小孩毛毛，他也是毛主席最思念的一个孩子，但不幸的是，贺怡在寻找毛毛途中不幸发生车祸身亡。

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是毛主席三弟毛泽覃的妻子，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因姐姐贺子珍之事找过毛主席。因此，曾志在跟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才会说起贺怡的事。

1954年，曾志去北京参加第一次人代会，会后，她去见了毛主席。两人没聊多久，便有人来请毛主席去怀仁堂看袁雪芬、傅全香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志也受邀一同前去看戏。

大戏开幕后，毛主席看得十分专注，不过，曾志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尤其当台上演到梁山伯和祝英台诀别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她生平最受不了的就是那种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所以，在这时，曾志竟忍不住笑了出来。

而一旁的毛主席，听到了曾志的笑声后，侧过头来，不满地看了她一眼，说道：“你都不懂，这是艺术欣赏，现在正是艺术上的最高潮。”

曾志一听，脸立马红了脸，她既为打扰主席看戏感到抱歉，也为自己的浅薄感到不好意思。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穿着上一直不怎么讲究，除了接见外宾的时候，他会换上一双皮鞋，其余时间，他仍然钟爱布鞋旧衣。

某一年6月份的一天，曾志去看望毛主席，当时的北京天气已经转暖，不少人都已经换上了薄衣薄裤，而毛主席却还穿着那条破旧的、有几个洞的毛裤。

曾志见后，关心地问道：“这么热的天了，怎么还穿毛裤，是不是腿上有毛病了？”

毛主席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子，说道：“腿没有毛病，就是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

“那江青不会给你定做吗？”

“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毛主席像是习惯了一般，随意说道。

“那我回了广州，到厂子里帮你定做两套，好吗？”

“好，那麻烦你了。我自己出钱，我有稿费。”毛主席说道。

就这样，曾志给毛主席定做了两套线裤。除了在穿着上不讲究，毛主席吃饭也十分节俭。每天，他的餐桌上从来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即便每次招待客人的时候，他会特意吩咐师傅加菜，但从没有超过四五个汤菜的时候。

虽然江青在生活上不怎么关心毛主席，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对江青却十分照顾。江青因身患子宫癌在苏联做过治疗。念她身体有病，毛主席在广州的时候专门将自己住的1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则搬到条件不太好的3号楼里去。为了更好地照顾江青，毛主席还曾将自己最喜欢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她。并专门嘱咐陶铸一定要多关心照顾江青。

毛主席的简朴不只体现在吃饭、穿衣上，建国后，他睡的床是木板搭的，枕头是用谷糠或荞麦皮做的。

此外，他的床，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则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报纸和期刊杂志，办工作、书架、窗台上全都堆放着书。只要一有空闲，毛主席就用来看书。

曾志曾看着满屋子的书，问毛主席：“主席，这么多的书，你一天要看多少呢？”

“每天送过来的报纸杂志就有二百多种，我一个人肯定看不完，我有几个秘书，他们分门类看，这看书也要讲究方法啊。”

“看这么多书，不累吗？从早看到晚，能看得进去吗？”曾志好奇地问道。

毛主席说道：“看书也是一种休息嘛。看一种书累了的话，就换另一本，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交替着看书，也是休息嘛。”

一提起书，毛主席总是滔滔不绝，他曾感慨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过去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去西方留学，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儿子。我根据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际，提出建立井冈山格局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割据，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和迂回打圈的战略战术，但是那些个吃洋面包的人，就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期，实际上就把我摆到了一边……不是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是要狠狠地读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我的读书心得。我这个人，就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有了这‘五不怕’，敢将皇帝老子拉下马。”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有时还会涉及学习英文。毛主席还问曾志：“你学过英文没有？”

“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些，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老师和校长也都用英文讲话。不过，这么多年了，我也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还是要学一点，总会用到的。”

“我已经46岁了，脑子不太好，记不住了。”

“我都62了，还专门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个星期给我上几小时，都已经学习了两年了，你才四十多岁，怎么就不能学了？”

曾志听后，十分愧疚。不过，她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去学英文。

1956年至1959年期间，曾志在中央党校学习，她时不时还会去看望一下毛主席。

在一次闲聊中，毛主席谈到了一线二线的问题：“我要从一线退下来，不担任国家主席了。让别的同志来当，我要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此外，毛主席还提出了大学里的教学和行政要由校长治校……毛主席的这些意见被拿到中央党校让大家研究，征求意见。

毛主席问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曾志：“讨论的情况怎么样了？”

曾志回答说：“一开始大家不通，也不同意主席下来，后来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慢慢地也就通了，认为理论工作也重要，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前途都需要理论去指引；再说了，退下来以后也可以少一些外交活动，这样做有利于主席的健康。”

毛主席问道：“哦？你们都想通了吗？”

1959年二届人大，刘少奇同志被选为国家主席。在审定人大常委名单时，毛主席突然问道：“这常委名单里怎么没有曾志呢？她工作得不错嘛，她是可以参加人大常委的。”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曾志的名字也加到了人大常委的名单上。最后结束时，毛主席又说了一句：“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啊。”

陶铸当时也参加了人大常委名单的审定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专门找夫人曾志问道：“毛主席推荐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了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这话是怎么意思？”

“我怎么会知道。”尽管曾志嘴上说不知道，但其实，她心里已经大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早在1954年筹备第一届人大的时候，市委书记就曾告诉曾志说：“广州市委推荐了你当人大代表。但是，名单到了陶铸那里后，被他给一笔勾掉了，换上了另一位女同志。”

曾志得知情况后，去问陶铸：“为什么不让我当人大代表？”

陶铸解释道：“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中南局工作，他被调去了北京，为了照顾他的情绪，顾全大局，缓和一下矛盾，就让他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

曾志听了解释后，更生气了。她认为：陶铸的理由说不通，他为了个人关系拿自己做了交易。于是，曾志生气地质问道：“你这一做法是毫无原则的。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自己跟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不理解，也有意见。”

但陶铸没有接受妻子的意见。曾志则感到十分委屈：因为自己是他的妻子，他就能够“大义灭亲”取消自己的代表资格。曾志既委屈又生气，但她又不能随便找人倾诉，担心会给自己安上一个争名夺利的头衔。

于是，曾志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她向毛主席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从二届二大的结果来看，毛主席一定是看过了曾志那封信，否则，毛主席也不会推荐她。至于毛主席说的“善马善人”的言论，曾志心想这大概率就是批评陶铸的。不过，曾志看着丈夫一脸懵的样子，还是不由得笑了起来。

1966年，陶铸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因工作调到北京工作，而曾志也因身患“甲亢”需要治疗，便向广东省委请了长假，也随陶铸一起来到北京。

然而，不过半年光景，陶铸的政治生涯就遭受了挫折，曾志也连同丈夫一起受到了冷酷的打击。

1967年1月，曾志给毛主席写信：“主席，我该怎么办呢？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也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受到打击，我如果回到广州，以我现在67斤重的身体，还能经得起他们的审查吗？可是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北京方面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主席收到信后，随即批示道：“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至于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

在毛主席的批示下，曾志又安心地待了下来。不过，平静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便被打破了。

4月份，曾志惴惴不安地给毛主席写信：“我如果再不回去，恐怕大家都以为我是在逃避审查批斗，但是，我若回去又担心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

此后，曾志没有等到毛主席的批复，不过，她在北京并没有遭受皮肉之苦和人身摧残，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毛主席的庇护。

后来，汪东兴曾告诉她：“当年，毛主席看了你的信后，还专门找周总理商量过你的事情呢：你看，曾志要回去，就连黄永胜他们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还能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1969年，陶铸的病情越发严重，但他还是被下放到合肥去了。临行前，汪东兴找曾志谈话：“你可以跟陶铸一起去，但这样一来你就断绝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你如果不去，还能跟女儿亲人保持联系，我建议你还是去广东插队比较好。”

选择陶铸还是女儿，这对曾志来说无疑太过残忍和无情，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女儿。原以为她跟陶铸的分别将是难过的、泪流满面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都显得无比冷静、从容和坚强。他们微笑着做了最后的告别，曾志知道，陶铸的病情很重，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后，陶铸病逝于安徽合肥，一个热忱坚贞的老党员，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就这样连姓名也被取消，骨灰也不准亲人看一眼，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而曾志则到了一个贫困的山村里当起了农民。陶铸的去世让她内心十分悲痛，但同时，她也惦记着自己的女儿。后来，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我在农村劳动，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今年我已经60岁了，我再努力也依然觉得很吃力。不知可否将我调去北方的农村落户，我应该可以赶上北方妇女的劳动强度。”

曾志想要调去北方实际上也是想跟女儿离得近些。1972年春节前，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心下，曾志得以恢复了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并和女儿一家团聚。

1973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下，曾志带着女儿一家回到了北京，并渐渐稳定下来，她总算为陶铸保全了半个家

在北京期间，曾志便再也没有去看过毛主席，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已经很难见到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陶铸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以她当时的身份去也不合适。

1976年9娿，毛主席去世后，曾志向毛主席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毛主席了。

后来，她的女儿总问她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也受了那么大罪，你怨不怨毛主席？”

对曾志来说，女儿的这个问题十分肤浅：“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界，靠的绝不是什么个人情感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自己的选择至死不渝，对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当然，对我的指路人也永存敬意。”最后，曾志叹了口气，告诉女儿：“不怨，毛主席晚年是个老人，他是个病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