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宣朗/文

杨爱源，山西五台县门限石村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步科毕业，历任晋绥军第六师师长，晋绥陆军训练总监。北伐时，任山西陆军第二军军长，北方国民革命军右路军副总指挥（负实际责任，总指挥徐永昌仅挂名）。1928年，任第三军团军团长，第三集团军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务（委员长阎锡山兼）。1928 年冬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0年阎、冯反蒋时，任第三方面军前敌副总司令（负实际责任，总司令徐永昌仅挂名），在陇海路指挥作战。战事失败，阎锡山下野赴大连，杨爱源任晋绥警备副总司令（徐永昌任总司令），负临时维持山西军事的责任。是年冬月山西军队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改编，杨爱源被编为陆军第三十四军军长，旋兼任山西“清乡”督办，实授二级陆军上将。陕北红军东渡抗日时，杨曾任晋绥军“剿匪”总指挥，阻击红军。接着任山西新编陆军总指挥。1937 年抗战军兴，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四军军长。1939年任教导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阎锡山兼），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各级干部训练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委员长阎锡山兼）。抗战胜利后，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为阎锡山），直到太原临解放时逃往南京，转逃台湾。杨爱源系阎锡山手下最忠实的坐头一把交椅的人。兹就我所知道的他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打听杨爱源下落”

1917年阎锡山应段祺瑞的要求，派陆军第一旅旅长商震率部援湘，杨爱源任该旅第一团营长，军队开抵湖南湘潭地区，全旅被围缴械。当时阎得讯之余，绕室彷徨，莫知所措，最后除唉声叹气外，只说了句“打听杨爱源下落”，别的一概没问。识者从这一点早知阎对杨的私人关切至。不久，杨由俘虏营逃回，即升任团长，以后更一直飞黄腾达了。

随同商震卖车皮

1926年阎锡山联合奉、直军打败冯玉祥后，夺得绥远地盘，商震为绥远都统，杨爱源率第六师驻扎丰镇。平绥路由于战争关系很长时间不通，平津方面商品不能运到绥远，绥远方面土产不能运销平津。迨战事一停，商人亟欲运货，而铁路车皮多控制在军队手中，乃想方设法向军队购买车皮；为了避免沿途税关揹索，并贿通驻军派官兵押运。计由包头到天津一往返的车皮费、押运费，不下数万元。商震在绥远都统任内头半年，出卖车皮所得闻达400余万。杨爱源驻丰镇也扣有少数车皮，曾同商震一样搞了好几次，师部人员有的分了些余沥。后来绥远卖车皮的风声被阎锡山知道，要严厉查办，商震得悉，先将替他专办该项勾当的亲信中校副官都某枪毙，以郝私擅盗卖搪塞了事。当郝某被扣时，我记得杨曾密电商震为郝缓颊，复电说接讯较迟，已经执行。其实去电到时郝尚羁押。训练总监

1926年杨爱源充任晋绥陆军训练总监，特别强调孙子“节短势险”的战斗训练，所作的讲话和对各部的视察指示，都严格要求在200 米以外不得放枪。山西队伍在北伐等战役比较以守著名，不无他的影响。

定县瞎突围

1927年山西出兵北伐，分左右两路，左路出京绥路，右路出京汉路。杨爱源率第二军的3个师（第二、第六、第十二师），和炮兵3个团，机关枪半个团（那时山西只有机关枪一个团）出正太路，截击京汉路奉军。初攻很顺利，第二师、第六师连占正定、新乐、定县等县，前线进至清风店一带，才被敌人顶住。军部和总预备队第十二师到达定县县城后，被奉军戢翼翘军3个师迂回包围。第十二师师长杨效欧以定县城大、兵力不敷分配，坚主撤守西关。激战5昼夜，阎锡山派第十旅卢丰年旅1个营增援无效，到第6天的拂，决计突围撤退。守西关的全部官兵，由西门突围向曲阳转进，经行唐、灵寿、获鹿等县退回娘子关，清风店方面的两个师同时撤守井陉一带。从定县西关突围之前，原认为一出关门必有重大阻击，伤亡不少；可是出关没碰着敌人一枪一弹，很觉诧异!事后侦知，戢翼翘因为得悉后方涿州被晋军袭击占领，已经解围而去。杨爱源这一突围，真是瞎突了。

众矢之的

由于山西北伐兵力以杨爱源第二军为最雄厚，一般人对右路军期望很大。迨定县撤退，全局改取守势，各方责言都丛集于杨的一身。杨认为原定北伐整个出兵计划，规定了各军作战进度，某军某日应达到某处，第二军完全按规定的进度进展，其他各部多未依限达成任务（袭击涿州部队也迟到五六天），以致奉军能够齐集兵力反击第二军，第二军奉令撤退，根本没有错，今竟成了众矢之的，实在冤枉，因而要我为拟辞职电稿。我说胜败兵家常事，打了败仗，众人责难，打了胜仗，众人要转而恭维，北伐战争一定胜利，莫说奉军把我们赶回山西本境，就是赶到黄河，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何必愤这一时。他固执要把辞职电发出。次日阎锡山复电慰勉，并通电各部，把失败之咎归到他自己身上，以杜众口，杨始释然。

察哈尔省主席

1928年11月阎锡山由北平给杨爱源一封密电，促他赴平。我同杨前往，得知阎请准南京发表杨为察哈尔省主席，当即转车到张家口就职。省府秘书长和各厅处长都系阎直接遵用之人，杨以军人初任政务，看到他们不大买帐，内心颇感不快。有次因为交给秘书处办理的一件公事，秘书长栗酒敬延搁未办，杨大发脾气，亲写一手令将栗撤职，要我即刻发表。我委婉说明机关办事手续与军队不同情形，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同时保证告诉栗以后多加注意，免有积压，杨才渐渐气平，把该撒职令收回，未引起人事纠纷。

对反蒋战争无信心

1930年2、3月间，反蒋各方代表齐集太原，怂恿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空气日浓一日。

杨爱源曾由张家口回太原摸情况，我于其返回察省后驰往面询，杨问我外间对时局的看法，我说就是非论该反蒋，就利害论反不得。他问为什么?我说：“北伐之役，奉军被我们驱逐出关，老张（作霖）挨了皇姑屯一炸弹，小张（学良）‘岂尝须臾忘我哉’。但以他帮我们反蒋没有好处，因为平、津不能让给他；如他帮蒋打我们，平、津他唾手可得，小张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我认为战事打起来，奉军定坐收渔人之利。”杨听完我的话，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叹息地说，“太原完全主战，我们如说打不得，他们要骂我们是叛徒，只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少的。”

阎锡山下台后的过渡替身

阎、冯反蒋战争失败后，阎锡山为了缓和蒋（介石）张（学良）对他的攻击，避免山西老巢的覆灭，决定下野赴大连、行前给杨爱源一封亲笔信，上写着：星如（杨的别号）转启予（商震）、次辰（徐永昌）、萃崖（楚）、宜生（傅作义）、印甫（赵承绶）、子梁（周玳）、毅如（杨效欧）、舒民（李生达）、治安（王靖国）、光甫（杨耀芳）诸弟：我决计下野，今后政治由启予负责，军事由次辰、星如负责，次辰、星如担任晋绥警备正副总司令，希望诸弟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渡难关等语（原函大意如此）。当时山西将领反对商震很甚，徐永昌没有什么实力，军政的烂摊子实际落在杨爱源肩上，原来阎锡山总司令部的公事，逐日送杨宅处理，杨成了这一过渡时期阁的替身。

蒋介石对杨爱源的收买

阎锡山下野以后，蒋介石看到杨爱源在山西的实力地位，特别使了一收买花招。那时山西金融很紧，忽一天由太原祥记公司（孔祥熙的股本）秘密送给杨爱源50万元，说是南京电拨的；不到一月，又密送40万元。杨收到该款初很踌躇，认为这事应付不好，必致引起山西内讧。于是邀集各将领把款公开，大家商定各部分配数，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杨将各部领据汇总寄蒋，连一“谢”字都未写。蒋见抓鸡不着，白蚀两把米，不但没有挖掉阎的墙脚，并且没捣乱他的窝子，甚为丧气，后来才转而设法笼络徐永昌那些人了。

接受张学良改编

1930年冬天，华北杂牌军队都由张学良（驻天津）负责改编。改编方案，山西只留四个军，番号为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徐永昌的第三十三军，杨爱源的第三十四军，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但山西将领内部争执甚烈，有的要商震专任山西省主席，让出三十二军军长，有的要傅作义专任绥远省主席，让出三十五军军长，争得一塌糊涂，尤以孙楚活动最力。杨爱源为了维系山西内部不破裂，多方疏通，结果增编了一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一场纠纷才告消弭。

讨伐石友三

1931年夏，石友三部由彰德进攻河北的东北军，前锋已过石家庄。这时，山西军队除商震第三十二军能够带动两旅出击石军外，其余多主张接受石友三代表的请求，援石反奉。张学良洞悉个中情况，一面拉拢驻正太路阳泉一带的宋哲元军（约3万人）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山西各军师长，促其通电表明讨石态度。我记得原电大意为：顷为诸兄拟一电稿，文曰：声讨石友三罪状，希于明早6时前拍出。完全是哀的美敦书式的通牒。杨爱源当晚集齐各军师长商议，孙楚、杨效欧等人仰在沙发椅上，气鼓鼓地一说三摇头，坚执不发这个电报。杨爱源反复解释，要学总司令（指阎锡山）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学良）的火候，而且面临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苦劝大家忍耐，把电报发出。各将领以张学良代拟电稿作法过于迫人，仍不肯发。这时天快拂晓，我建议只要发电赞成讨石，电文词句尽可修改，不成问题，大家这才同意将电文删改拍发，平安过了一关。

山西军阀的“省庆”

张学良打垮石友三后，鉴于山西局势的不可靠，除在改组山西省府时安置了奉系几个委员和厅长外，暗中布置夺取山西地盘。适值阎锡山潜从大连返回五台，虽然以省亲为名，实际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张的进攻山西更振振有词。一面利用反蒋战争失败后进驻山西的一些杂牌队伍，如孙殿英、鲍刚、张人杰等从中掣肘，一面调遣他的直属部队准备从平绥、平汉两路入晋，先头的白凤翔骑兵师已经开抵寿阳，距太原只有60公里。太原情况岌岌可危，内部意见又极不一致。张学良为了不战而胜，在弯弓待发之时，电召杨爱源等到北平相商。杨临行前密嘱我准备第34军的交代（杨为该军军长），到平后来电告诉已住德国医院治病，情节紧迫可想。不料仅隔几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奔走呼号，共赴国难，张学良不能不取消进攻山西的打算，把开到晋境东北军撤走，转而优待和安慰山西将领。除原编的山西各军师长仍旧供职外，任命杨爱源为山西清乡督办，孙楚为会办。我接到杨任清乡督办的电令，转电北平德国医院告知，杨复电叫我在太原为他发出就职通电。不久，杨由平返晋，据告，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五六天后找他谈话，说现在国难当头，国内应团结一致，不应发生别的问题，入晋东北军已经调出，你们迅速回去等语。这是个意外的转变。同时，原来要驱逐阎锡山离晋之事也搁置不提，旋竟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使他重行登上土皇帝的宝座，山西局面仍然照旧。因此有些人说，九·一八国难，倒成了山西军阀的“省庆”。

新编陆军

自陕北红军东渡抗日那时起，阎锡山为了大量扩充军队，陆续成立“防共保卫团”20多个，后改编为山西新编陆军，由杨爱源任总指挥，直辖24个团，没有中间组织。我曾同杨说，这样编制，不仅不利作战，而且不利训练；特别是将来对外抗战（当时日本侵略日甚一日，太原方面感觉对日战争不能避免），这些散团，实有拨归别的部队的顾虑。杨同意我的话，但是不敢向阎申请。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新编陆军的24个团完全分割拨属其他部队，杨所担任的第六集团军，很少自己基本队伍，因而在指挥作战上每有呼应不灵之苦。结果第六集团军的抗战只是避战，日本人来了就走避。杨常以未听我言请求把各团编师致被分割为失计。

迁就孙楚

杨爱源练兵有他一套，作战却很不行。由于孙楚一向是他直系部属（杨任团长，孙任营长；杨任军师旅长，孙任师旅团长），而且有点小聪明，一个作战计划，能同时提出三几个方案任凭选择，所以杨在各个战役中的指挥，常常依靠孙楚，孙说攻就攻，说守就守，说退就退，他本人很少主张。孙在杨面前渐渐表现骄横无状，特别是当一些将领的集会上，对杨的傲慢态度，使旁人处之，必觉万分难堪，而杨常是若无其事。1938年，第六集团军总部驻山西临县时，孙楚任副总司令，同杨闹意见，几个月不见杨的面，参谋处送阅的稿件，孙每画个大圈圈掷回。我得悉此情，劝杨设法消弭，杨当同我邀赴孙处探视，并邀孙聚餐，欢若平生，芥蒂尽释。太原军人每谓孙楚不易指挥，只有杨爱源能迁就他，才能得到他一些协力，情形确是如此。

教导军代总司令

教导军总部直辖13个旅，共39个团。内有7个旅、21个团，系原来抗日决死队等改编的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受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因而这7个旅后来成了革命抗日的军队。可是阎锡山任用的许多落后军官，一直同政治人员闹摩擦，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同志的文件日必数至。杨爱源摸透阎锡山的心计：重视新的政治人员，企图改变队伍的暮气，加强其统治力量，于是在上项摩擦的初期，总是说我们那些旧军官怎能合得拢朝气勃勃的新人物?常采搁置不理的态度。后来看到愈争愈烈，向阎请示解决办法。阎为此事专下了一个手谕说，新军军政人员纠纷，概由他亲自处理；任何人不得过问。用意在使新的政治人员安心，旧的军官不再闹意气。教导总部接到这个手谕以后，凡属新军军政人员互控文电，统检齐摘由封送阎锡山核办。实际阎所谓由他亲自处理，因为无法解决，也只是搁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军7个旅全部起义，脱离阎锡山，加入八路军并肩抗战后，阎在某次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回失败咎由他负，但他与杨爱源仍有时骂他们用的军官都是些死人。

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期

1939年杨爱源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后，随同阎锡山在克难坡战区司令长官部办公（未东渡黄河前，长官部驻宜川县秋林镇），当时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日见阎的宠任, 想夺杨的地位而代之，王的部下乘机纷纷活动。首先是借杨的特务团（即警卫团）收容了王部某师的逃兵一事滋闹，将该特务团营长某拘捕拷打，杨派人前去查问和处理，遭到拒绝，使杨大为恼火。接着又匿名具呈阎锡山，说我包围副长官，把忠实干部排挤殆尽，此人不除，第二战区必将受其大害。杨得悉后，气愤地跟我说，这是王靖国一伙取瑟而歌，迫他走路，要我忍耐一两月，一同赴成都休养（他的家口在成都）。我劝他不必灰心，让我离开，他执意不肯。适阎锡山亲笔函我慰留，我迟至3个月以后，才托故请假离晋。在我未走期间，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由前方来克难坡，同我谈杨爱源近来处事如何不对。我说：“你这些话是否从王靖国处得来?”他说：“治安常有电报来往，所以知道。”我把王如何想篡取杨的地位，如何给杨难堪原原本本详细告诉赵，赵才明瞭，于次日早专找阎锡山说：“司令长官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听了，极力否认，随即当众宣布（杨在场），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能径向他请示。通过这一回合，王靖国收敛了代杨的野心，杨自然安心做他的副司令长官，打消了到成都休养的念头了。

乘机而逃

1949年4月，阎锡山看到太原快解放，杨爱源有被活捉之虞。特在南京（阎已先逃南京)用重金雇专机飞太原把杨救出。①阎的最亲昵的妹妹——五姑娘和他的外甥梁化之都扔在太原（后来再派飞机接他妹妹，因解放军炮火过猛，飞机无法降落，他妹妹见逃出无望自杀。梁化之系在太原解放时自杀)。独汲汲于救杨，说明杨同他的关系之深。

本文作者曾任杨爱源的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