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在法国东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一个青年人，因为流落他乡，举目无亲，实在无聊，便到当地一家图书馆打发时间。在图书馆一隅，他发现几本尘封四十多年的手稿，顺手抄起来阅读。

这位青年人叫施特里恩斯基，波兰语言教师。阅读这些手稿，他读出味来。他找到了出版商，将这些手稿一一付梓：《吕西安·娄万》《亨利·布吕拉尔的一生》以及《日记》。手稿开始为世人所知，作者叫司汤达，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无名作家。

对这位无名作家来说，波兰语言教师的无聊，是一次绝无仅有、意义非凡的无聊。

时间到了1900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几个学生，因为教授盛赞一个笔名叫司汤达的作家，他们开始阅读他的作品；惊觉书中的观点，契合他们所推崇的理念；其中一个叫依波利特·泰纳的学生，后来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大力推荐司汤达《红与黑》等作品。

二战时期，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在司汤达的小说中，结识了心心相印、意气相投的莫逆兄弟，在书中汲取了慨然赴死的精神力量。《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在狱中的内心独白，仿佛就是他们与德国人生死对决的心声。

于是司汤达尽人皆知：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生前默默无闻的司汤达，在自己书中多次说过：“我将在1880年闻名于世。”这句话，遭来同时代人的讥评，在他们看来，这纯属自我安慰的空话。

但埋在蒙马特公墓的司汤达，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幽灵。四十六年之后，波兰语言教师无聊阅读尘封的手稿，唤醒了这个沉睡的文学幽灵。司汤达从坟墓里飞起，扇动了法国文学新视界的蝴蝶翅膀，正如茨威格所评价的：“正是灵魂的最柔弱的振动具有时代的最远的波长。”

1970年，司汤达的家乡格勒诺布尔，建成了司汤达博物馆，纪念这位为法国人带来荣誉的作家。2000年，该博物馆列入法国国家历史遗迹名录。

尽管如此，英国作家毛姆认为司汤达“绝对是个特例”。

按照毛姆的说法：很多在世的不得志的作家，自信他们的作品一定得到后人的赏识，借此安慰自己，但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

现代人只热衷同时代或前代有定评的书，即使在故纸堆里找到心仪的书，又有谁会像波兰语言教师那样，广为宣传。

所以，张爱玲有句话很适合现在的人：“出名要趁早”！大器晚成有没有？有！但很少，有的行业甚至就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