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信仰”？

信仰是人们对于生命和世界的看法和信念，而拥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更新我们生命中陈旧、没落的“软件”，进而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

反之，倘若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信仰，那么在遭遇坎坷和挫折的时候，就会变得举棋不定、徘徊不前，最后甚至是误入歧途，抱憾终生。原红军第十六师师长方步舟，就是典型的例子。

说起方步舟，可能很多人会对他感到陌生，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此人却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于1900年10月出生于湖北大冶一户工人家庭，由于家境优渥，他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0年，方步舟从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湖北省立文科大学就读，在此期间深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5月，方步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而后随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失败后便回到了武汉，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尽管那时革命形势极其严峻，但方步舟在思想上仍是坚定的，也没有对革命产生过质疑。

不久后，方步舟便受组织委派，前往阳新、大冶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及革命活动，并由他担任阳大县委组织部长，不久后又任阳新县委书记、鄂东特委组织部长等职。

在这之后，方步舟的职位虽然几经调动，但主要都集中在指挥作战和开展组织工作上，那时的他，是大家公认的打游击和开展组织工作的能手。

除此之外，他还是湘鄂赣苏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还曾担任过鄂东南道委书记，之后又担任过红十六师师长、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实事求是的说，倘若方步舟能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其定能前途光明、一路坦途，甚至成为世人敬仰的“革命英雄”。怎料，在1937年初，他因与时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傅秋涛在部队的行动路线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叛变离开了红军。

离开红军之初，方步舟并没有直接投靠国民党，而是凭借自己在鄂东南地区的威望，迅速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武装，并自称湘鄂赣抗日游击总指挥，人称“方部”。

尽管此时的他没有投靠国民党，同时也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但他却已经与我党渐行渐远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方步舟还曾一度派人前往平江新四军办事处要求党组织派人来他的部队担任政委，但却遭到了拒绝。

1939年，“方部”被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收编，而后任命方步舟为第九战区第二纵队游击少将司令，次年又改任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

或许是他还没有忘记我党的恩情，在抗战期间，他曾屡次暗中保护我党人员，结果在1943年的时候不幸“东窗事发”，他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了起来，直到1947年才重获自由。

他的同乡、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长刘培初深知方步舟的才能，于是便邀请他到国防部任职，后任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

事实上，在投靠国民党后的这数年时间里，方步舟就已经渐渐对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尤其是身受牢狱之灾后，更加让他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不仅如此，方步舟复出任职后，国民党仍对他存有戒心，并没有将“方部”留在武汉，而是将其调驻浙江。

所以正因如此，在复出任职后，他便开始积极与我党取得联系，准备率部起义。

终于，在1949年4月23日，方步舟毅然决然率领所部1400余人（一说800余人）在浙江宁波望春桥起义。

有趣的是，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

方步舟率部起义后，其部队由王建安、谭启龙率领的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接管，但由于方步舟身份特殊，王、谭二人觉得不好处理，于是便将他送到了三野司令部，交由陈毅司令员定夺，陈老总的意见是：“将功折罪，既往不咎！”

而后，陈老总叫来时任南京市委书记彭冲，请他给方步舟安排一个工作，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能再入党”。

最初，南京市委将方步舟安排在安徽宣城的一个农场当副厂长，1950年后又调到南京，历任民政局副科长、某农场生产科副科长等职，一直干到1960年退休，后于1990年去世，终年90岁。

纵观方步舟的一生，可谓跌宕曲折。他既为我党的事业做过贡献，但又背叛了我党；投靠国民党后，却又率部起义……通过他的故事，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拥有一个正确的信仰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