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淮海战役成了黄维一生的“伤疤”，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将“败在杜聿明的指挥失误”这句话挂在嘴边，可见他并不认输。
在功德林监狱改造期间，黄维毫无疑问成了最顽固的一个，这也让他成了最后一批特赦人员，但即便如此，他特赦之后，依旧没能迈出心中的坎儿。
重获自由后，不认输的黄维还亲眼看了看西柏坡的作战室，那里曾经是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的地方，而黄维先是惊愕，后是叹服，出来后忍不住说道：我输的一点也不冤。
“冥顽不化”黄维等人被俘后，杨松青打算给被解放军包围的杜聿明写劝降信，信写好后，十二兵团高级将领绝大多数签了字，只有黄维一人坚决不签。
不难看出，黄维从一开始就不配合，认为自己只是战败，注定了改造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黄维初到功德林时，平日学习要么什么也不说，要么大放厥词，对学习非常的抵触，还常常说一些挑衅的话，做一些挑衅的动作。
1957年，著名作家曹聚仁到功德林与杜聿明，黄维等五人交谈了一个小时，当时杜聿明，宋希镰都谈了自己对新中国的看法以及学习情况，只是黄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的听。
除此之外，黄维对其他认真改造的战犯，大肆讥讽挖苦，自己还在笔记本上写了于谦的《石灰吟》，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其态度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不管是监狱的管教人员，还是战犯都认为黄维是最顽固的战犯。
但没想到，黄维在1952年突然暴发结核病，全身肿胀，或许是被俘后，心情不好，思想上也想不通，管理处连忙把他送到了医院，谁知，这一住院就住了四年的时间。
不过，当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受条件限制，国内还不能收生产，只能从外国进口，可当时英美对我国进行封锁，治疗结核病的药显得更为稀缺珍贵。
可让黄维没想到的是，周总理专门派人去港澳购买，由于黄维的病治疗的及时，病情得到了控制，好几次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在住院期间，黄维生活上不能自理，基本是管理员照料的，而且他的病情反反复复，管理员也没有一句怨言，这让他不由得想起国民党监狱的待遇，根本不能比。
另外，为了保证他的营养，黄维每天的饮食有牛奶，鸡蛋和猪肉，就连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断过牛奶，也正因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黄维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起来，
要知道，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紧张，毛主席带头给自己定下“三不”的规矩，肉蛋这些东西是绝对不碰的，还因长期缺乏营养，患上浮肿病。
这不免让黄维大为震撼，他一想到，除了一笔可观的医疗费用外，自己还受到如此照料，其思想也开始慢慢变化，尤其是外出参观学习，对黄维的触动很大。
直到1975年，黄维才被特赦，与杜聿明几人一样，他被安排为文史专员，后来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致力于两岸关系，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难以释怀但黄维被特赦之后，有两个人是最不想见的，一个是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另一个是他的部下，110师师长廖运周，但因工作原因，还是会偶然碰见，但黄维一见他们，就瞪起眼睛，咬紧牙根。
在淮海战役时，郭汝瑰让蒋介石改变了原本的作战方案，关键是，具体的作战计划还是他设计的，这就使得每次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没见到，就已经出现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1981年，杜聿明病逝之前，还抓着郭汝瑰的手问他是不是共产党，而郭汝瑰只回了一句“政见不同”。
至于廖运周就要从黄维被解放军包围说起了，当时黄维打算趁着解放军立足未稳，从每个军挑出一个主力师齐头并进突围，作为85军主力师的110师就被选上了。
廖运周找到黄维建议三个师梯次突围，他愿意打头阵，这让黄维大喜过望，告诉廖运周要什么给什么，可他并不知道，廖运周早在1928年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0师实际上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在突围的过程中，廖运周率领110师官兵按照解放军指定的路线突围，通过阵地后，中野六纵迅速将口子合上，并对后面的国民党部队猛烈攻击。
廖运周在淮海战场上起义，让黄维的突围计划彻底破产，也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反而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可以说是黄维兵败被俘的重要转折点。
黄维得知廖运周起义后，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他一直觉得没有廖运周起义的话，他还不一定败，所以廖运周成了他一生最不相见的人之一。
可见，时隔多年，黄维对淮海战役失败一事一直难以释怀，他还为此请求去位于西柏坡的作战室，想知道共产党究竟是如何战胜80万国民党精锐的？
但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不起眼的低矮土砖房，屋子里也十分简陋，一部旧的手摇电话机，绘图用的红蓝铅笔还是缴获的，为了节省铅笔还用红蓝毛线，红蓝电光纸来代替。
这让黄维明白，共产党并不怕简陋，作战室虽小，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而战胜敌人的法宝便是民心，这怎能不让黄维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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