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前夕，中国西南重镇昆明人口约有十万，随着日军在中国北方节节胜利，大批难民涌入昆明，使得昆明战时人口增加一半。当时昆明还有围墙，可是靠近火车站的城墙则已拆除，昆明的主要街道皆通往火车站。

1939年三月至八月中旬，陈嘉庚在新加坡、马来亚征募的南侨机工三千余人，分九批，陆续分两路取道越南海防及缅甸仰光抵达昆明。

许多机工是第一次到中国。南侨总会在短短数月内仓促征募，在紧急的非常时期，亦不容南侨总会为机工的北行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可以说当这批南侨机工抵达昆明时，对昆明毫无认识。昆明的气候、社会民情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昆明海拔1894公尺，全年气温平均摄氏15度， 因海拔较高，昼夜晴雨之间气温差距较大。因此，昆明的气候对中国居民来说是四季如春，但是，对来自热带的南侨机工，可就感到寒意逼人了。

（抗战时期的昆明被轰炸。图源：网络）

自广州于1938 年秋失守后，昆明成为中国大后方的交通中心，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及中印空运进来的所有上海、香港、缅甸、印度以及欧美货品都以昆明为集散地。中国大后方又多汇款到昆明购买物资，资金大量集中昆明。所以，昆明在战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成为全国物价最高的城市。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昆明成为大后方，当时内地的很多高校、工厂、出版研究机构等都迁居于此，这使得当时昆明的人口激增。图为当时昆明的一处街景。图源：网络）

南侨总会的通告是机工每月领取生活费国币30元，如驾驶兼修车者，可以酌加。当机工投入服务后，西南运输公司鉴于昆明生活费高，特加多6元，机工因此每月领取36元，兼修车者领50元。可是，机工的收入还是很难应付高度通货膨胀的昆明生活。

有些机工还写信回家，嘱家人汇款资助。机工起初也对昆明混乱的币制搞不清，和本地人常常引起无谓的冲突与误会。当时昆明通行国币与滇币；滇币一元兑国币五角。机工初到云南，对云南方言听不懂，语言不通，购物时，指手画脚。本地人以滇币开价，机工则以为人家企图敲他竹杠。因而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

（辛亥革命之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富滇银行，是地方官办银行，发行滇币。图源：网络）

当时，云南与外界隔绝，云南人与军人都具有浓厚的排外意识。加上机工本身的鲁直刚强个性，一言不合，就起冲突。机工在昆明及滇缅公路沿途各镇和当地人与军人“武斗”是常有的事。

这些都是机工初到昆明所遇到的困难，幸好报国的激情冲淡了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冲击。

抵达昆明之后，军训是机工全面投入抗战救亡工作的第一步。训练课程包括军事常识、政治常识、驾驶与修车技术及步兵操练等。对过惯自由舒适生活的机工，军令如山，讲究纪律的军训生活是一种考验与磨练。

率领第一批机工回国服务的正领队白清泉对当时受军训的情况，印象深刻，他说：“军事委员会运输人员训练所的校长、队长一批人到火车站来迎接我们，然后开车送我们到训练所。行李搬进去后，队长就对大家训话，大意是说你们回来担任运输工作，需受军事管理的训练。训话完毕，就发毛毯给我们。每人给一个碗、一双筷子和一个漱口杯。队长还叮嘱明早听到号令，就得起床，集合编队。他也告诉我们一些步兵操练的基本动作。大家就在一所大房子里睡在地板上，有配给枕头和被。”

军训生活紧张与纪律严明。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号令，大家即刻起床，洗漱过后，齐集操场，进行步兵操练。当时训练的校长是张炎元中将，一批军官与机械工程师当教官。白清泉谙华语，故亦被委任为少尉，担任队长，负责教导机工步兵操练和讲解汽车构造及修车技术。机工亦学习使用武器、机警驾驶技术等。中餐及晚餐皆有定时进餐，五人一组，席地蹲着进餐。

机工年龄介于18岁至40岁之间，一般教育水平不高，通晓华语的不多，故军训初期语言也成为机工与教官沟通的障碍，产生不少无谓的误会，李顺安回忆起军训时机工与教官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写道：“我们接受训练的地方是在潘家湾，同志们的年龄在18岁至40岁之间，最感到困难的是不懂国语，甚至连听都不懂。

长官操练时的口令，好多人往往听不懂，时常闹笑话，做出许多相反的动作。所以，长官不明白，总以为我们跟他捣蛋，每每给我们许多处罚，有些同志受不了太多处罚，便起来反抗，而以马来话还击。在训练期间，长官对国内的同志有特别的好感，对于我们这批南洋回去的同志，却冷眼看待。”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南侨机工感觉气愤不已。西南运输处当局认为，这批机工被招募回国搞运输战略物资的工作，当局每月循例发生活费给他们，属于雇佣性质，因此，把他们当雇佣人员看待。

这对南侨机工犹如泼了一盆冷水，机工们对雇佣身份感到非常气愤，群起哗然，举代表向西南运输处抗议，声称在战火中搞军运这么危险，薪金再高他们也不干。其实，他们大部分人在新加坡、马来亚原居地都有优厚的工作，决不会放弃优渥收入，为了区区数十元而回国送死。

并且，当时南侨总会的招募机工的通告言明是回国服务，而不是应聘回国工作。所以，机工要求正名。西南运输处经机工强烈抗议后，终于把“雇佣”改为“服务”，一场风波始平息。

军训生活是辛苦的，有些机工觉得在受军训期间，备尝有生以来最艰困辛苦生活的煎熬。但是机工生活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军训结业时，机工需受军事、技术训练考试，及格后才分配到前线或大后方当驾驶兵或修车技工。

从征募到复员，《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新书发布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中国。

两年后，日军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所有港口，切断了英、美、东南亚到中国的武器弹药和战略物资的供应链。

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大后方唯一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日的军需物资全从这里输入。

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3000余名南侨机工热烈响应，从新加坡的怡和轩出发，回国支援抗战。三千多人当中，有热血女青年，也有印度族和马来族同胞。

军训完毕后，南侨机工投入服务，从缅甸把外援的军火，如炸药、子弹、枪炮、配件、汽油及医药等，源源不断运到中国西南大后方。

陈嘉庚回忆：投入抗战之后，“当地设备极简陋南侨机工面无血色，带病含泪，自不忍睹！”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此时，三千多名

南侨机工，有的战死，有的病死，有的死于饥寒，那些劫后余生的机工也备受失业与挨饿的痛楚，最终回到南洋的只有1100多人。

南侨机工以血、汗和泪，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先辈的忠肝义胆，必须成为我们集体记忆永不磨灭的部分。他们所体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公平、正义、自由等等，会随着人文发展而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南洋学会出版《从征募到复员——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就是为了发扬先辈身体力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激励今人见贤思齐。本书也收录了收藏家林少彬发掘的日本战时档案资料，为首次出版，非常珍贵。

南洋学会将在5月20日（星期六）130pm在怡和轩（43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56）举办新书发布会，主宾为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隆。

欢迎各位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