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之所以被称为荒谬，是因为它往往隐藏在合理之中，只有当我们撕下它伪装的外衣，就会发现荒谬原来是如此的可笑。

01

在看《明史》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越靠近京畿地区，灾荒越多，尤其是山东、直隶，再就是河南、陕西，而且灾害一般就三种：旱灾、洪灾、蝗灾。

但距离京师越远，灾害的记录就越少，比如：云南、贵州、广东的灾荒记录就很少。

难道灾害就只聚集在距离京城最近的几个省，而其他较远省份就没有灾荒？显然不是，合理的推测是，很多边缘省份的灾荒被人为地忽略了。

上报灾荒，往往意味着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皇帝派你来解决问题，而你所管辖的地方却年年出问题，所以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省份，地方官员一般是不上报灾情的。

同时，在西南数省，大多是土司聚集的区域，这里都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这些地方从来都是明朝的心腹大患，播州之乱、奢安之乱等等都让明朝政府吃尽了苦头。明朝官员们只要这些地方不要闹事就好了，至于这里有没有灾害，那都是不重要的事。

徐霞客曾经在贵州、云南等地长久的旅行考察，在徐霞客的笔下，当地的自然灾害是非常严重的。但这不重要，明朝政府不需要这些灾情报告，所以在史书上，这些灾情看不到任何的记载。

02

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崇祯朝初期，也确实会有一些灾荒的出现，但都是零星和局部的出现。但从崇祯十一年起，灾荒是年年发生，并且每一年都比前一年的波及范围更广。

根据《明史》记载：

（崇祯十一年）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

（崇祯十二年）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祯十三年）以久旱求直言。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崇祯朝初期，也确实会有一些灾荒的出现，但都是零星和局部的出现。但从崇祯十一年起，灾荒是年年发生，并且每一年都比前一年的波及范围更广。

这是为什么呢？

天启年间，吴应箕到河南，行走了几十里，看到路边的良田里面全部荒废，长满了杂草。吴应箕很是疑惑，好好的田为何不种庄稼呢？

吴应箕经过询问，才得知，这里的土地每年的全部收成尚不足以缴纳税赋，在这里种田，辛苦一年，每年收成全部上交不说，还要倒拿钱出来交税。所以，这些土地上的农民纷纷丢弃土地，四处逃亡。

而在崇祯即位的第二年，给事中黄承吴就上疏说：东南经常闹水灾，都是因为水利设施常年不维修的缘故，请求崇祯下令新建和维修水利设施。

崇祯召开大臣们开会商议，听说要花钱，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要修水利，可扰民否？

几个大学士一听崇祯这么说，自然也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都顺口说道，新修水利，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当然会扰民了，太扰民了！就这样，东南修建水利的事就以“扰民”为由否决了。

是的，所谓的灾荒并不是真正的天灾，而是人祸。水利设施不维修，赋税沉重，气候稍有变化，就会造成灾荒。

03

我们都知道崇祯朝常年受困于财政的不足，但是不是大明朝没有钱呢？那也不是。

明朝的江浙一带，因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是比较富庶的。按理讲，这些富庶的地方，应该为大明朝提供更多的税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萨尔浒之战前，为了打击后金，万历帝下令加辽饷，每亩加九厘，合计520万两。

崇祯四年，为了应付辽东局势，又每亩地加3厘，合计140多万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加饷都是来自于土地，很明显，是农民承担了加饷。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江浙地区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富庶为天下之冠，那为何不向他们增收商业税呢？

根据朱永庆《明代辽饷问题》中记载，在崇祯的元年，加辽饷一共收了390万两，其中的300万两为田赋，杂项60万两，盐税20万两，关税10万两。

这里面没有商业税，或者因为太少，被统一打包计算在杂项里面，总而言之，商业税几乎没有。

这种情况的出现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教育质量也是最好的，整个大明朝，进士最多的就是苏州、松江、杭州等地，他们把持着朝政，让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根本无法实施。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并没有，根据明朝的规定，有功名者可以免一定田赋和劳役，而松江、杭州、苏州等地又是有功名者最多的地域，所以这些地方的富人，又可以免掉一部分的田地税赋。

这就造成了，富裕地区反而少交税，贫穷地区反而多交税的怪诞现象。

04

赋税太重，导致很多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很多地方产生了农民起义，以陕西最为严重。

朝廷就派了杨鹤去陕西处理这些问题。

杨鹤到了陕西之后，就上书崇祯，说这些都是些没饭吃的农民，不得已才对抗朝廷，如果朝廷能够进行赈灾，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然而，杨鹤在陕西等了一年多，崇祯才拿了10万两白银给陕西赈灾。有人就给崇祯上书，说10万根本不够，希望崇祯多拿一些出来，但崇祯没有理会。

杨鹤拿着这些钱，招降了一些农民起义军，然后想把他们安置土地上，给他们耕牛，让他们开始种地。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一旦种地，所得到粮食全部拿出来也不够进行交租。

所以这些已经归降的农民起义军，在一些人的鼓动下，又开始了占山为王，继续反抗朝廷。

杨鹤的招抚计划就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