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盗窃案，能够惊动中央，甚至让毛主席亲自出面，转告中南局书记邓子恢：“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第一、第二副书记、市长、副市长、公安局长还有卫生局负责人、二院的书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甚至有人锒铛入狱，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人民日报》都为此发表了社论。
二十年后，风波再起，还闹到了周总理办公室。
一切的一切，还要从1951年4月说起。
1951年4月14日，武汉市公安四分局逮捕了武汉市第二医院的一名普通职工：纪凯夫。
理由是：纪凯夫在4月12日，在医院总务科盗窃公款1200万元（旧币）。
这个处理结果在二院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事们普遍认为抓错了人，纪凯夫绝不是盗窃犯。
而纪凯夫也是直呼冤枉：“如果是我偷的，放回去之后，为什么还要报警？为什么还要抓着不放？”
纪凯夫一口咬定，本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二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
时间回到4月12日下午6点，当时已是下班时间，医院的职工们有的回家，有的则在食堂吃饭。
几名工作人员，从总务科门前经过时，发现了几张散落的钞票。
进去一看，保险箱已被打开，丢了整整1200万。
地上的散钞，遗落在走廊上和院长,监委办公室的地上。
他们沿着散落的钞票，一直走到了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
电线磁头上，一个小花布包赫然映入眼帘。
旁边还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
工作人员打开花布包，发现里面装着一沓的钱。
清点之后大家发现，包里的和地上的散钞，加起来正好是1200万，跟总务科保险柜里的存款数目相符。
王清得知了来龙去脉后，立刻吩咐纪凯夫、杨世民二人把1200万放回保险柜。
由于分文未少，所以没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也没人想过报警。
纪凯夫越想越不对，担心以后再出现此事，最终还是选择了报案。
没想到，纪凯夫却把自己送了进去，还掀起了一桩耗时37年、惊动毛主席的大案。
纪凯夫被抓，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二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的决定。
他们的理由是：纪凯夫有个当国民党的哥哥。而纪凯夫之所以报警，是“贼喊捉贼”。
而且偷盗案发生后，纪凯夫一直密切观察王清的行动。
不过，医院的同事们，都认为这是宋瑛、王清二人联手给纪凯夫做的局。
早在1950年，时任第一医院院长的宋瑛受到了检举，检举信直接送到了中央。
宋瑛一直认为是纪凯夫写的控告信；纪凯夫当着宋瑛的面，对比了笔迹，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尽管水落石出，可二人还是结下了梁子。
至于王清为何要冤枉纪凯夫，原因很简单：脱罪。
这起案件，王清的疑点很大。
首先，发现装着赃款的小花包时，王清就站在旁边，而且视而不见；
其次，有职工表示，曾在王清家里，见过跟这个小花包一模一样的花纹、布料；
最后，王清身为医院书记，在偷盗案发生后，不想着捉贼，反而是“冷处理”，明显是想息事宁人。
只要把纪凯夫送进去，王清就可以“万事大吉”。
“绝不可能是纪凯夫！盗款案发生时,他在食堂带着一个职工的小孩吃饭。他抱着小孩上楼发现走廊上的钞票已是第八个人了。发现院长、监委办公室地上有钞票和王清站立在阳台上和身旁挂着的钱包的，也不是他一个人！”
医务科科长孙麦龄坚决的表示：“警犬嗅过小花包的皮带扣以后，走到王清身边狂吠不止。恰巧，王清的皮带上也缺了一圈！”
4月15日，孙麦龄和几名同事，一起到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纪凯夫鸣冤。
纪委秘书长李之琏，联合卫生局、公安局、二院等多部门，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得出结论：指控纪凯夫偷盗，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
因此，纪凯夫得以保释。
而纪凯夫刚在家睡了几个囫囵觉，4月底竟然又被抓了。
他这次的“罪名”不是偷窃，而是“陷害”。
纪凯夫出来后，宋瑛直接找到了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很显然是纪凯夫陷害王清的。纪一贯在医院表现不好。我们相信有问题的是纪凯夫而不是老党员王清。纪凯夫回家后，已一天不到医院,家里也不见人，晚12点以后还未回家,恐怕逃走出事。”
4月17日，纪凯夫再次被捕。
事情完全闹大了，惊动了武汉的领导班子。
市委书记张平化作出指示：“盗案的可能性很小,（纪）陷害（王）的可能性大”,这自然就排除了王清的各种嫌疑,而集中力量追究纪凯夫。
市长、市委副书记吴德峰声称：“王清盗款的证据越多,恰恰就是反证越多”。
显然也是毫不怀疑王清，自然也认为纪凯夫是“阴谋陷害案的策划者”。
宋瑛也利用影响力，鼓动大家积极写举报信，坐实纪凯夫的罪名。
一时间，纪凯夫成了众矢之的。
有关人员对纪凯夫展开了长达60个小时的不间断审讯，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送衣物。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至暗时刻，有人从香港给纪凯夫写了封信。
信中的这么一句话，让纪凯夫跟“特务”挂上了勾：“久未得消息，近来工作开展如何？盼照党方指示，迅速推进，并随时作报告，以作党方之依据及参考。”
武汉市里认为，这封信就是纪凯夫充当间谍，出卖国家利益的证据。
中南局纪委认为，信虽然来自香港，有可能是特务机构写的，也有可能不是，而是别有用心之人有意制造混乱。
距离10月10日限期破案的时间越来越近，中南局纪委纪检处长樊德智亲自挂帅，联合中南军政委员、公安部、卫生部、最高检中南分署、最高法中南分院等11家单位，进驻武汉市第二医院，对“纪凯夫案”展开调查。
对于检查组的到来，二院从院长、科长、科主任、医生再到广大员工，都表示了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他们还自觉的组成了“盗款案检查委员会”以配合、协助检查组的工作。
相比之下，王清神色异常紧张，甚至是对抗。
检查组先是还原了案情经过，又走访了医护人员和医院的职工，还对纪凯夫、王清二人分别作出审问。
经过三个星期的调查，检查组得出结论：王清是盗款并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
12月中旬，检查组结束了工作，撒离医院,起草了对此案的盘查报告。
北京来的干部回去以后，将案情原原本本的向上作了汇报，并将其作为“三反”的典型案例，上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作出指示：迅速处理涉案人员。
毛主席委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安子文，给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打电话：立即开除周季方的党籍。
毕竟，是周季方偏听偏信了宋瑛的谗言，才扰乱了案情的走向。
“需要作出这么严重的处理吗？”当时，邓子恢还不了解案情，托安子文再请示毛主席，看看能不能从轻处罚。
毛主席的态度很坚决：“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而且，毛主席听说了纪凯夫的遭遇后，十分关心，要求邓子恢立刻前去慰问。
邓子恢听后，不再多说，立刻照办。
毛主席依旧放心不下，在1952年元旦前，一封电报拍给了中南局：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
邓子恢立刻召开中南局党委会议，并作出如下决定：市委书记降为副书记；市委第一副书记和第二副书记，全部撤销工作；公安局长严厉批评。
此案的主谋王清，被判以6年有期徒刑；宋瑛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毛主席亲自点名的周季方，处有期徒刑9个月。
可是到了70年代，王清、宋瑛又鼓动子女，再次污蔑纪凯夫，事情一直闹到了周总理那儿。
周总理办公室派人对他们进行了劝阻，指出“纪凯夫事件”的处理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
没曾想，到了1978年“纪凯夫案”又翻了出来。
事情一直到了1988年，才总算尘埃落定。
在37年的漫长岁月里，“纪凯夫案”经历了五次反复，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薄一波、李先念等多为高级领导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每一个作奸犯科者，都遭受了应有的惩罚。
参考文献：
李之琏.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J].炎黄春秋,1993,(10):4-16.
万迪宏.惊动毛泽东的“纪凯夫案件”[J].文史精华,2004,(09):21-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