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评论区的“苍蝇”又变多了。

我并不在意他们，但我会一直关注这些人的看法，我会思考他们究竟为何会产生那些偏狭的想法。

他们的特征，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反对专注于批评的媒体。

他们认为“你整天就只给中国挑刺”，说中国不好，“居心不良”。我也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是说，你挑刺和批评倒也没错，毕竟国家需要不同的声音，但你只专注于挑刺，就是有问题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正常的批评是夸赞和批评兼有，而只批评，就是“境外势力”之类的，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实，这实在是冤枉，而且他们这种思潮其实是近些年来才有的。

我们在看待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思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某些集体意识并非一直如此，很有可能只是在几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中才会产生，而且有着特定的产生条件。

“反对批评”这种思潮就是如此，它的历史，不过十几年。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主流媒体有许多都是只专注于批评的。不知道同龄人有没有记忆，当时有个杂志叫《杂文选刊》，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杂文刊物，都是专注于批评的。

事实上，杂文这个文体本身，就基本上只批评。

网上有一段这样的描述颇为精准：杂文取材多为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包括历史人物事件等，往往是“小中见大”；“随笔”取材比杂文“软”“淡”一些，往往“小中见趣”。

抨击时政、针砭时弊，这就是我所写的大部分文章。

不只是这些杂文类的杂志，其实有许多官媒，包括《人民日报》、《半月谈》等等，其实都会刊登许多批评类的文章。

《中国青年报》以前也是非常喜欢批评的，尤其是它的“冰点”专栏，非常深度，尺度现在看来是有点太“敏感”了。

所以，也就不过在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其实拥有大量的专注于社会批评、时政批评的杂志，而主流媒体也拥有大量的这类栏目。

电视节目就更不用说了，当年的《焦点访谈》不就是专注于批评吗？这个节目当年可不会夸什么好，每天全国人民都看着它怎么给中国挑刺儿呢！收视率非常高。

还有大量的专栏节目、地方节目，都是专注于批评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全国人民也都是习惯于看批评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时代的思潮会变，现在看来，一个专注于批评的媒体似乎“不正常”，但在那个时候，这种媒体岂止是正常，而且铺天盖地。

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的人，并不觉得政治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情，更不会觉得批判社会是一个会敏感的问题。我在那时候也只见过针对批评意见本身的反驳、争论，却极少见到要别人闭嘴的，更没见过说批评者“别有用心”的。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大家默认社会舆论本身就是充斥着批评，批评也不是什么“负能量”，而是再正常不过的表达。

那个时候，爱国并不等于只赞美不批评。现在，就连爱国的定义，似乎也变了——批评就等于不爱国。

现在这些偏狭的人，如果穿越回到那个时代，可能会疯掉——社会舆论怎么这么“乱七八糟”，一点也不和谐，怎么不“管一管”？

而如今他们看到我这样专注于批评的自媒体，也就产生很大的不适感，所以才会疯狂攻击我、辱骂我，因为他们确实很少见到批评的媒体了，他们已经习惯媒体就该唱赞歌、歌功颂德。

有个成语叫“蜀犬吠日”就是这样，四川的狗因为天气雾蒙蒙，常年见不到太阳，偶尔出了太阳，就会对着太阳狂吠。

一样本应正常的东西变得稀奇，他们自然就会更加关注，甚至觉得这个东西不正常。

他们并不知道，是自己的时代塑造了自己偏狭的想法。这种想法的基础是：中国强大了，中国应该与西方平起平坐。这当然没问题，我也希望中国强大而文明，也希望中国能以引领文明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最优秀的国家之林，但他们的想法却走偏了——因为中国要强大，所以不能批评中国，而且同时还要骂外国。

所以就有点讽刺，在中国还追赶西方的时代，大家反而很轻松，愿意自嘲和批评，现在明明更强大了，却又变得狭隘和小心眼，看不得一丝批评了，就好像批评就能害了国家一样。

真正害了国家的是什么人？大家看看历史就知道。中国历史上凡是只喜欢唱赞歌、打击批评的朝代，无一例外都走向了衰败；而那些广开言路、风气开放的时代，却塑造了繁荣。

所以我建议这些不喜欢看批评的网友，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二十多年前我们能拥有那么多批评的媒体呢？而那时候的中国，发展也最快。

让我们来看看全世界最著名的新闻奖——普利策奖。

普利策奖从1917年开始每年颁布，旨在表彰向权势人物、企业和机构问责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往往导致新政策的诞生，法律的改革，甚至挽救了生命。

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前普利策奖评委凯西·凯利说，“要知道，普利策奖所奖励的不是宣扬名人显贵的吹捧性报道，它奖励的是严肃的新闻作品，这些作品多半是给舒适的人带来折磨，让受折磨的人感到舒适”。

这就是媒体、新闻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媒体和新闻的存在，天生注定就是要以批评为主的。

“给舒适的人带来折磨，让受折磨的人感到舒适。”这也是对社会监督、社会批评非常有趣而真实的一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