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后，陈赓直奔西花厅，对秘书说：给我和邓颖超拍张照

那是1955年9月27日的傍晚，新中国首次授衔典礼刚刚结束。陈赓将军意气风发地来到西花厅，见到邓颖超便急切地要求与她合影。周恩来在一旁笑看这一幕，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究竟是什么样的情谊，让这位刚刚获授大将军衔的陈赓，第一时间就赶来找周恩来夫妇分享喜悦？又是什么样的往事，让这对革命伉俪如此珍视与陈赓的这份深厚友情？要知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陈赓不仅是他们的革命战友，更曾经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扮演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这要从1925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说起，当时的广州码头上，发生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一、黄埔结缘：革命理想的相遇

1924年春，广东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周恩来，兼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在他的推荐下，一批优秀的革命青年加入了这所新型军校。其中就有来自浙江义乌的陈赓，这位后来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的年轻人。

陈赓初到黄埔时，正值军校筹备阶段。他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敏锐的政治觉悟，很快就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在一次军校演习中，陈赓临机应变，带领学员成功完成了一次战术演练。这次表现，让周恩来看到了这位年轻军人的不凡之处。

作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深知文艺宣传对革命的重要性。他注意到陈赓不仅军事素养过硬，还具有独特的表演天赋。1924年秋，周恩来组建了黄埔军校血花剧社，亲自邀请陈赓加入。这个剧社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血花剧社里，陈赓展现出了惊人的创作和表演才能。他不仅参与演出，还创作了多个反映军校生活的小品剧本。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军人的精神面貌，在军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周恩来多次观看演出，对陈赓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1924年底，广东商团叛乱爆发。陈赓作为黄埔一期学员，参与了平叛行动。在这次战斗中，他表现出色，不仅完成了军事任务，还发挥了宣传队长的作用，带领战士们创作战地歌谣，鼓舞军心。周恩来在战后的总结会上，特别表扬了陈赓这种将军事才能与文艺宣传相结合的做法。

1925年初，为了加强革命队伍的文艺宣传工作，周恩来决定扩大血花剧社的规模。他委派陈赓担任剧社的骨干成员，负责训练新社员、创作剧本。在陈赓的努力下，血花剧社不仅在军校内部开展活动，还多次到广州城区和珠三角地区巡回演出，扩大了革命影响。

这段时期，周恩来经常与陈赓讨论革命形势和文艺创作。在一次谈话中，周恩来对陈赓说：＂革命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这句话对陈赓影响深远，他始终保持着军人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的革命友谊，为他们日后的深厚情谊奠定了基础。

到1925年夏天，陈赓已经成长为黄埔军校最受瞩目的学员之一。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表现优异，还在文艺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即将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这个任务与周恩来的未婚妻邓颖超有关...

二、一场别开生面的＂迎亲＂

1925年8月初的广州，骄阳似火。邓颖超从上海乘船南下，准备与周恩来在广州完婚。当时的广州正处于革命形势高涨时期，军阀势力虎视眈眈，革命队伍需要严密防范敌人的破坏活动。为了确保安全，这场婚礼不得不秘密进行。

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到码头迎接。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陈赓临时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代表新郎去码头接新娘。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其谨慎。当时的广州码头人员混杂，军阀的暗探四处活动，一个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

陈赓精心设计了一套接应方案。他让几位信得过的同志分散在码头各处，装作普通旅客和码头工人，暗中观察周围情况。他本人则身着便装，手持一把普通的竹伞，在码头入口处等候。这把竹伞是此前与邓颖超约定的暗号。

当轮船靠岸时，码头上挤满了人。邓颖超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背着简单的行李走下舷梯。她注意到了站在人群中的陈赓，看到了那把显眼的竹伞。双方交换了暗号后，陈赓立即上前接过邓颖超的行李，装作普通的接站亲友。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码头时，一队军警突然出现，开始检查过往行人。这是当时军阀政府为了追查革命党人而经常采取的手段。陈赓临危不乱，立即改变了原定路线。他带着邓颖超转身走向码头的另一个出口，同时示意暗中接应的同志们按照备用计划行动。

为了避开盘查，陈赓带着邓颖超穿过了几条热闹的街市。他们装作逛街的普通市民，走走停停，成功甩开了可能的跟踪。期间，他们还特意在一家茶楼短暂停留，借此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这时，陈赓向邓颖超介绍了黄埔军校的近况，特别提到了血花剧社的演出活动。

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安全抵达了预定地点。周恩来早已在那里等候。看到两人平安到达，周恩来紧绷的神情终于松弛下来。这场看似简单的接站行动，实际上是一次考验革命者智慧和胆识的行动。

这次＂迎亲＂经历，成为了三人之间难忘的回忆。后来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经常回想起这段惊险而有趣的经历。陈赓更是时常打趣说，自己也算是＂半个证婚人＂。这个玩笑引得周恩来夫妇每次都开怀大笑。

这次成功的接应行动，也让周恩来对陈赓的组织能力和临机应变能力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之后的革命工作中，周恩来多次委以陈赓重任。而这段特殊的经历，也为他们三人之间的革命情谊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

三、血火征程：革命生涯中的重逢

随着北伐战争的全面展开，周恩来、陈赓和邓颖超的革命道路暂时分开。1926年秋，周恩来奉命赴上海组织工人运动，邓颖超随后也北上参与地下工作。而陈赓则跟随北伐军队伍向北挺进，在多次战斗中屡建战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在上海，周恩来和邓颖超面临着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此时的陈赓正在武汉地区从事军事工作。得知上海变故后，他立即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主动请缨前往上海协助地下工作。

六月的一天，陈赓化装成商人抵达上海。他带着特殊的暗号，在一家小茶馆里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当时的上海，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每一次接头都充满危险。陈赓利用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专长，协助周恩来组织了一支秘密武装队伍，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安全保障。

在上海工作期间，陈赓曾经参与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地下党员转移行动。当时，一批重要党员的住所已经暴露，面临特务随时的搜查。陈赓临时组织了一个＂搬家公司＂，用搬运家具的方式，将这些同志和重要文件安全转移。这次行动中，邓颖超负责联络，而陈赓则亲自指挥现场工作。整个过程险象环生，但最终圆满完成。

1928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央决定将部分力量转移到农村地区。临别前，周恩来、邓颖超和陈赓在一个隐蔽的地下室举行了最后一次会面。周恩来交给陈赓一个重要任务：在赣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又一次并肩战斗的机会。

陈赓带着任务前往赣南。在那里，他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尽管远离上海，但他始终与周恩来保持着秘密联系。通过地下交通员，他定期向中央报告根据地的建设情况。邓颖超则负责其中一条秘密交通线的组织工作，确保信息传递的安全。

1930年，在江西农村的一个偏僻村庄里，三人又一次相逢。这次见面是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期间。当时的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但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会议期间，陈赓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根据地的军事部署，而邓颖超则负责会议的警戒工作。

这次会面虽然短暂，但让三人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随后，他们再次分头行动：周恩来继续统筹全局，邓颖超负责地下交通网络的建设，陈赓则回到前线指挥作战。在长征前夕，陈赓派出的游击队还曾经为中央转移提供过重要的掩护...

四、延安岁月：战火中的深厚情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的秋天，陈赓带领部队到达延安，与已经在此工作的周恩来、邓颖超再次重逢。延安的窑洞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工作却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在延安时期，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全面负责军事工作。陈赓则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负责培养军事干部。邓颖超在中央机关从事妇女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参与军政大学的政治教育活动。三人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但经常在一起探讨军事教育和革命工作。

1938年春，为了加强军政大学的教学质量，陈赓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建议：将理论教学与实战训练相结合。他邀请周恩来到军政大学作战略形势报告，同时组织学员进行实地考察。这种教学方式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在一次野外训练中，周恩来还特意带着邓颖超前来观摩，对学员们的训练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1939年，陈赓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模拟了敌后游击战的场景，周恩来亲自到场指导。演习结束后，三人在一个简陋的窑洞里举行了小型座谈会。他们不仅讨论了演习中发现的问题，还回忆起了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地下斗争时期的往事。

1941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作为军政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陈赓积极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次整风会议上，邓颖超专门到军政大学作报告，分享了她在革命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后，陈赓对军政大学的教育方式进行了改进，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942年冬天，延安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周恩来的倡议下，军政大学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陈赓带领师生开荒种地、养猪织布。邓颖超多次来到军政大学，参加劳动，并与师生们一起讨论如何克服困难。在一次开荒劳动中，三人还即兴演出了一段快板，鼓舞士气。

1944年，陈赓奉命组建新四军教导第四旅。临行前，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为他践行。席间，他们回忆起在广州码头的＂迎亲＂经历，都感慨革命道路上的种种际遇。周恩来还特意将自己珍藏的一本军事笔记送给陈赓，这本笔记后来成为陈赓在战场上的重要参考。

这段延安岁月，是三人革命友谊最为深厚的时期。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还经常在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或是讨论军事，或是回忆往事。陈赓更是经常带着军政大学的文艺队，为周恩来夫妇演出新编的革命节目...

五、建国后的岁月长河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周恩来、邓颖超和陈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三人的革命友谊，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建国初期，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国家行政工作。陈赓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负责西南地区的军事建设。邓颖超则在全国妇联担任要职，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尽管工作岗位各异，但三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1950年，西南地区剿匪任务艰巨。陈赓每次到北京汇报工作，都会专门抽时间拜访周恩来夫妇。在一次深夜会谈中，陈赓详细汇报了西南军区的剿匪情况。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听到凌晨，还特意安排陈赓在中南海住下，第二天继续讨论具体对策。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多次邀请陈赓参加军工建设的专题会议。在一次会议间隙，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小会议室里，回忆起延安时期艰苦创业的往事。陈赓还特意带来了当年在军政大学使用的教材，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1955年，陈赓被授予上将军衔。授衔仪式后，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席间，他们谈起了在黄埔军校的往事，感慨革命事业从艰难困苦到蒸蒸日上的巨大变化。邓颖超还特意准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一张三人在延安时期的合影。

1958年，陈赓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了陈赓在军事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会后，三人在八一大楼的小餐厅共进晚餐，讨论如何将革命时期的军事经验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

1960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周恩来、邓颖超和陈赓在各自的岗位上以身作则，厉行节约。陈赓在军队大力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周恩来还特意提到陈赓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事迹。

1965年，陈赓调任装甲兵司令员。临危受命前，他专程拜访了周恩来夫妇，汇报工作设想。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接待了这位老战友，一直谈到深夜。临别时，周恩来将自己收藏的一本《孙子兵法》赠送给陈赓，以示对这位老战友的特殊情谊。

随后的岁月里，三人虽然工作繁忙，但始终保持着联系。每逢重大节日，陈赓都会给周恩来夫妇发去问候电报。周恩来和邓颖超也经常关心陈赓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份始于黄埔、历经战火、又在和平建设年代愈发深厚的革命友谊，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