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是一场以纠正左倾错误为初衷召开的会议。然而，随着会议中期彭总写给主席的信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的方向也随之发生转变，转而“批彭”。那么，彭总为何要向主席写信呢？

1956年全国发生大跃进以来，虽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却在更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彭总一向对国内民生十分关注。庐山会议前，彭总由北京乘火车南下，一路看到的大跃进导致的悲惨情况更是让他心急如焚，他深感自己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十分有必要向党中央、毛主席阐明当前的严重形势，以纠正当前工作中出现的错误。

《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回忆道，“对于这些左的现象，我是十分忧虑的。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纠正，将势必引起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考虑到当时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权威地位，彭总自然想依靠主席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如果是由彭德怀说出这些问题，毫无疑问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如果是主席提出，那么预计这些问题将很快得到纠正”。

正因为此，彭总才决定在庐山会议召开半个月后，在7月14日提笔向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然而，抛开信中的内容不谈，彭总写这封信的初衷，是为了暴露当前问题、纠正左倾，写信的本意应该是不能够被指责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写信前夕，彭总曾去主席住处，想当面同主席谈一谈这些问题。然而，当天下午主席正在午休，彭总未能见到主席，又担忧会议即将结束而这些左倾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暴露；因此才决定提笔写信。如果当时两人见面，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的写信事件，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