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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朝的兴衰荣辱与赋税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
从最初的租庸调制到后来的两税法，不仅是税收政策的调整，更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王朝命运的深刻变革。
为何这种田赋制度会叫“租庸调”？它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又是如何瓦解的呢？
租庸调制
唐朝初立，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民生多艰的社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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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唐政府推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租庸调制，这一制度成为了支撑初唐经济繁荣的基石。
租庸调制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税收体系，它将税收细分为三个部分：租、庸、调。
其中，“租”指的是田租，即政府授予成年男子一定面积的土地，包括可以永久继承的永业田和需要在年老时归还给国家的口分田，农民须根据土地面积缴纳相应的粮食作为田租。
“庸”则是指徭役，成年男子每年有义务为国家服劳役若干天，或者选择缴纳一定的布匹来替代服役。
“调”指的是户税，即每户家庭需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丝、麻等地方特产。
唐朝初期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显著减轻了农民的税务负担，与汉代相比，这种减负效果尤为明显。
这一变化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持续发展。
同时，通过均田制的推行，农民的土地占有权益得到了保障，有效地遏制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进而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而这一点，与汉代晚期由于土地兼并引发的社会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初的统治者还深刻吸取了前朝的教训，通过实施租庸调制，成功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这一政策，既让富人有机会积累财富，又保证了穷人不会极度贫困，对当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随着岁月流逝，这项制度也开始暴露出一些固有的缺陷。
随着人口增长，可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新增加的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导致均田制名存实亡。而且特权阶层和寺院僧侣享有免税特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分配的困境。
再者，租庸调制的实施依赖于严密的账籍管理，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交通不便、人员不足、纸张匮乏等原因，账籍管理难度极大，导致账目混乱，税收流失。
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又导致了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于是租庸调制就彻底失去了实施的条件。多种因素交织，最终导致这一制度的崩溃。
安史之乱成了额唐朝由盛转衰的拐点，但随后其实唐朝又实施了一种制度试图力挽狂澜。
两税法
安史之乱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将唐朝的财政体系推向了崩溃边缘。原有的租庸调制逐渐失效，导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收入与支出严重失衡。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王朝的实力大不如前，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推出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两税法，以期改善财政状况并挽救王朝的颓势，与之前的租庸调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不再基于农户的田地和劳动力来征税，而是根据土地和财产的实际价值来征收税款。这一变革旨在更公平、有效地筹集国家所需的财政资源，以支撑唐朝的统治和运作。
它改变了以往固定税率的模式，改为按政府实际需求征税，即“量入为出”。而且它允许户籍自由流动，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居住地，并以现居地为准纳税。
它还以土地财产的多寡作为征税标准，而不是以人丁为准，即“按贫富为差”，并将租、庸、调三项税收合并为一项，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征税流程。
这在缓解国家财政压力的同时，也简化了税收流程，降低了征税成本。
而且这种征税方式依据个人的经济状况来定，更加体现了公平性，使得经济能力较强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款。
两税法废除了强制性的徭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然而，两税法也存在一些弊端，它实际上承认了土地兼并的合法性，这导致了土地逐渐向少数人集中，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不均。
而且以货币作为主要的税收形式，虽然为政府带来了便利，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增加了负担。
农民需要将农产品变卖成钱币才能纳税，这给了商人盘剥的机会，农民的实际负担反而加重了。
税收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地方政府和节度使掌握了大部分税收，中央政府的财力却相对薄弱，这加剧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而且由于税负压力增大，逃户现象日益严重，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税收基础。
制度变迁的深远影响
唐朝的税制改革不仅触动了财政的根基，更深层次地影响了社会架构，其效应绵延至后世的税制演变。
起初，租庸调制与均田制相辅相成。在此框架下，国家向农户分配土地以供耕作，并据此征税，从而保障国库的稳定充盈。
随着岁月流逝，人口激增及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均田制渐显力不从心，最终让位于土地私有制。在均田制盛行之时，农民对土地享有一定的使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相对均衡。
但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兴起，这种平等状态被打破。土地逐渐落入少数人的掌控之中，这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平等。
富裕的地主掌握了广袤的土地资源，而贫困的农民甚至连一块可以耕作的土地都难以拥有。
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的紧张关系，最终成为唐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体现了封建王朝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选择，也揭示了制度的局限性。
至于两税法，它作为一种新的税收模式，也对后世税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按贫富征税、以货币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做法，为后世王朝所借鉴。
然而，两税法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例如土地兼并合法化、实物折价弊端等，这些问题也延续到了后世，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唐朝的赋税制度，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变迁反映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演变和政策的调整。
从轻徭薄赋渐变为横征暴敛，从中央集权走向藩镇割据，税制的更迭恰恰映照出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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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唐朝赋税制度的变革，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深刻的教训。
它警示后人，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而如何平衡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始终是统治者需要思考的永恒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