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珺

邓小平一生写下了几百幅题词。这些题词，是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见证。每一幅题词的背后，都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从中撷取几例，与读者一同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往事。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广西人民出版社着手组织人力编撰一套献礼图书。这套图书由《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小说选》《广西诗选》《广西民歌选》和歌舞剧《刘三姐》、壮族民间长诗《布伯》等10个选题组成。其中，由广西军区政治部主编的《广西革命回忆录》是这套图书的龙头作品。

《广西革命回忆录》收录了从红七军、红八军走出来的将军张云逸、李天佑、韦国清、莫文骅、吴西、欧致富、覃士冕、黄惠良，省部级领导钟夫翔、雷经天、陈漫远、谢扶民等，中共广西地下党负责人，及其亲属的回忆文章，详细记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过程，史料翔实，文字活泼，是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书。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政委的张云逸为这本书题了词。1959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回忆录。这是当时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革命回忆录，反响十分强烈。

1963年春节，张云逸在南宁接见了《广西革命回忆录》的部分编辑人员，希望他们能继续编写回忆录的续集。他还提议再版时请邓小平题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与广西结下了不解之缘。1929年，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广西，率领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南疆的广袤地区树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想到这里，张云逸当即写下亲笔信，委派《广西革命回忆录》征文小组成员、广西军区政治部干事张武赴北京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题词。张云逸在信中请邓小平题词落款时不写年月，以便再版时印在卷首。

是年3月，邓小平应邀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题词：

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邓小平

邓小平的题词被带回广西后，引起轰动。出于安全考虑，编辑组将题词进行了复制，将原件收藏在主编单位，复制件保存在出版单位。就在编辑人员大受鼓舞、准备迅速编辑出版《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军队和地方的相关编辑均成为“清理”对象，编辑出版工作只得作罢。“文化大革命”中，《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被打成了为邓小平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在艰难的环境下，《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的几位编辑甘冒政治风险，不断转移着图书原稿，最终将这份弥足珍贵的史料保存下来。经办邓小平题词的张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桂东南六万大山。行前，他将题词先用红绸包裹，再用草纸包封，然后塞在装旧皮鞋的箱底，越过一道道造反派设置的关卡，偷偷带到六万大山，最终保全了这一珍贵手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武带着邓小平的题词重返南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的出版再次受阻。1982年，广西当地出版主管部门竟然发出撤销出版《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的红头文件。无奈之下，张武只好借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文征集革命文物的机会，将邓小平的题词送呈军委总部，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对出版该书的重视。张武因此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授予捐献革命文物二等奖。

1984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军事资料》创刊号中，首次刊登了由张武提供的邓小平题词。新华社迅速报道了这个消息。此后，各地报刊纷纷登载这个题词。

1985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帮助广西继续开展拨乱反正工作，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的出版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中央工作组的李英敏致函广西宣传部门，要求落实该书的出版事宜。5月，《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在历经挫折与磨难后，终于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邓小平的题词被印在了卷首。与此同时，广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26年前出版的《广西革命回忆录》。该书出版后，广西军区又为张武记三等功，颁发嘉奖通令。

邓小平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题词，并没有局限于书籍本身，而是牢牢抓住“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这个主题，因此广西田东县平马镇革命博物馆、江苏南京雨花台纪念中厅等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镌刻了这个题词。

如今，邓小平题词的原件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复制件保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在邓小平的题词中，一般书写时间和落款时间是一致的。但给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和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出现了书写时间和落款时间不一致的情况。这种情况较为罕见。

给景山学校的题词

北京景山学校是196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专门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创办的一所中小学一贯制的实验学校。学校创办后，根据毛泽东关于缩短学制、精简课程、减轻负担、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参加劳动、接触社会等一系列指示，进行了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的综合整体改革试验；根据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意见进行了半工半读试验；根据邓小平关于早出人才，对有才能的学生，要允许跳级的意见，又进行了跳级试验。景山学校所进行的各项对传统的中小学教育的整体的、结构性的改革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也为中小学教育改革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时期，景山学校被诬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封资修的黑试验田”“贵族子弟学校”。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是“修正主义苗子”学校推行的各项改革也被迫终止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面对因动乱情况十分糟糕的中小学教育现状，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定要重视中小学教育。他说：“抓科学技术，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抓到中学、大学。”“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提议将景山学校当作试点，把学校挑选申报的三位老师马淑珍、郑俊选、方碧辉定为特级教师。这是全国第一次任命的一批特级教师。“特级教师”的称号可谓邓小平开创。随后，他指示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到景山学校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同时为景山学校正名：景山学校是“红”学校，不是“黑”学校。

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景山学校于1979年在全国中小学中率先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室，将建校以来的教学改革的经验加以总结。到1983年，学校的教改试验从逐步恢复各单项试验阶段进入到中小学教育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新形势下，学校的教改工作应如何进一步推进？全国的中小学整体改革应该按照什么方针来进行？带着这样的疑问，景山学校的师生希望得到邓小平题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1983年9月7日，景山学校以全体师生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题词：

敬爱的小平同志

亲爱的邓爷爷：

我们首先代表北京景山学校的同学们，向您老人家致以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敬礼！

我们这所进行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从1960年开始，为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新路子而艰苦奋斗。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在集中识字、抓紧写字作文、编写数学教材新体系、儿童科学知识的启蒙、外语训练、思想品德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在高年级增设新知识、新技术的课程，以及学制年限（现在是小学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不断地进行探索，但是我们现在的困难和缺点还不少，特别是师资水平、校舍和教学设备、管理制度等等，远远不能适应整个国家加速现代化的步伐。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又把我们学校作为在中国的联系中心之一。如何使我们今后的教育工作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是很大的难题。但是我们全体教职工决不在困难面前低头，我们将正视缺点，努力改正，为中国现代化培养新型劳动者的后备军献出我们的心血。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4周年国庆节即将来临，在盛大节日的前夕，我们提出一个恳求，就是希望您老人家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致

崇高的敬礼！

北京景山学校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

这封信是9月8日送出的。9月9日，邓小平就为景山学校题了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

一九八三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

9月10日，这个题词送到景山学校后引起轰动。9月11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载了这个题词，并做了报道。此后，“三个面向”成为包括景山学校在内的全国中小学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方针，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方向。

邓小平的这个题词写于9月9日，但他为什么在落款时郑重其事写明“国庆节”呢？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一直没有解释。时任景山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贺鸿琛后来大胆推测说：“我想这是意在国家意在全局，回想当时，他老人家将‘三个面向’的题词，提前给我们景山学校，是要我们抓紧国庆节前的一段日子，先学习好先领会好，为全国教育界和全国人民把握‘三个面向’的大方向，带个好头啊！”

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

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卓越的领导同志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世界，希望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优势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

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在此前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也组织了多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这些代表团成员充分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之大。一个共识就在这种强烈反差中形成了：为了迅速改变落后现状，中国必须立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究竟要从哪里打开突破口呢？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想到了创办特区。考虑到广东和福建地理位置优越，对外贸易交流频繁，邓小平建议先从这里入手。

在首批设立的四个特区中，深圳是最先成立的。经过短短四年的发展，深圳在招商引资、基本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与其发展相伴的是各种非议。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走私的主要通道”，“特区是姓‘资’不是姓‘社’”。这些非议不只是在社会上有，党内亦有。

经济特区不能在这种“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的争论中度过。搞经济特区这条路对不对？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带着这样的疑问，1984年1月22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他决定亲眼看一下，来解决这些疑问。

1月24日10时，专列抵达广州火车站。邓小平在专列上分别接见了广东省委负责人林若、梁灵光、宋志英以及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中午，邓小平抵达深圳，下榻迎宾馆桂园。紧接着，他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调研考察工作。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乘海军舰艇前往珠海。1月29日，他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当晚，邓小平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他打算在这里过春节。

邓小平在深圳期间，虽然对深圳的发展表示赞赏，但并没有为深圳题词。得知邓小平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后，深圳的同志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随即派出接待处副处长张荣到广州，希望得到邓小平给深圳的题词。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照惯例出去散步。回来后，工作人员准备好了笔墨，向他陈述了深圳方面请求题词的意思。邓小平稍做沉思后，挥笔写就：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落款时，邓小平没有落在广州下笔的时间，而是落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张荣拿到题词后，立即赶回深圳。第二天，适逢甲子年大年初一，深圳通过电视、广播以及《深圳特区报》向社会公布了这个题词。

在邓小平留下的题词中，给一套丛书的题词只有一幅。这套丛书就是后来由战士出版社（即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

1956年7月，中央军委开会筹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会议决定由总政治部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然后结集出版，打造一部纪念建军30周年、记述解放军30年战斗历程的精品图书。只要时间范围在建军30年之内，能客观真实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史实，均可以投稿。

征文活动得到了踊跃响应。从中央军委领导到普通官兵都拿起笔，书写着自己亲历的精彩史实。据统计，当时有9位元帅、431位将军和62位参加过战争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为征文活动撰稿。全国范围内共收集到3万多篇文章，后来择优选出11610篇送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阅改了部分稿件。其中，邓小平审阅过四篇文章，有的文章做了多处修改并做了重要补充，有一篇短文改动了16处；有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又第二次进行审阅。

1958年9月，“星火燎原”丛书第一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第一集分上、下两册，序文由朱德题写。丛书当时的名字叫“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后续的编辑过程中，编者觉得如果为丛书每一集都起一个名字，过于混乱，便决定将整套丛书命名为“星火燎原”，每一集书名加注大写汉字数字区分。1959年12月，毛泽东为丛书题写了书名。

到1963年，“星火燎原”共出版了8集（第五集和第八集因特殊原因编好未出版）。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了持续的强烈反响。书中《朱德的扁担》《老山界》《强渡大渡河》等文章还选入了全国中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潘虎》等还被改编成影视戏剧，不少文章成为全军部队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必读教材。丛书还用13种不同的文字发行到国外，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郭沫若评价这套书是“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可谓客观而精准。然而，就是这样一套史料价值很高的丛书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受版面限制，在1万多篇文章中，能够入选丛书的也只有数百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用纸紧张，一些优秀的文章也未能得以刊发。编辑只得忍痛将这些“未刊稿”整理好，藏于“密室”。

“文化大革命”时期，“星火燎原”丛书编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编辑出版工作也被迫终止。邓小平复出后，排除阻力营造较为宽松的舆论氛围。1975年，恰逢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战士出版社于10月向中央军委呈送报告，希望修订再版“星火燎原”。邓小平、叶剑英等批示同意就这样，已经停止了9年之久的编辑工作重新开始。但到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的时候，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发表革命回忆录。无奈之下，战士出版社只得重新上报出版计划，将“星火燎原改名为“星火燎原选编”。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均圈阅同意。就这样“星火燎原”才得以继续修订再版。

1982年7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5周年，战士出版社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8集和未付印刷的2集清样为基础重新修订再版了“星火燎原”丛书1至10集丛书共收录了637篇文章，共360万字。至此“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工作历经26年终于完成。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军队领导同志都为图书题了词。

邓小平的题词是：

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邓小平

纪念建军五十五周年为“星火燎原”题

“星火燎原”丛书后续编辑出版工作并未就此结束。2007年，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前夕，解放军出版社精心收录了685篇曾因种种原因未被刊用的珍贵文稿，结集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10卷本。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在原“星火燎原”丛书和“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基础上，将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而被陆续撤销的75篇珍贵文稿全部恢复，又选用340篇从未出版发表过的珍贵文稿，编辑出版“星火燎原全集”20卷。丛书共1066万字，刊用文稿1705篇，刊用历史图片2177幅，是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权威、影响最深远的革命战争回忆录丛书。自此，从1956年以来收集、筛选和整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文稿的工作全部结束，“星火燎原”丛书系列的编辑出版任务圆满完成。

邓小平对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所写题词中，为烈士纪念碑题的词占相当数量。“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纪念碑遭到了严重破坏。四川省名山县人民群众就书写了一段用石膏和红油漆保护烈士纪念碑的故事。

1949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四川省大部。四川地域广袤，人口接近5000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了管理好四川，中共中央将四川划分为4个行署，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其中，川西行署辖有1个地级市、4个专区共5个地级行政单位和8个市辖区、38个县共46个县级行政单位。名山县当时属于川西行署管辖。

四川解放后，解放西藏被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以二野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西藏自然条件恶劣，当时还没有一条与外部相连的公路。与此同时，四川省刚刚解放不久，匪患还十分严重，新生政权立足尚未稳健。这时进军西藏，第十八军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为了打好这场硬仗，刘伯承、邓小平一方面集军备战，抢修公路；另一方面集中主力开展剿匪行动。到1950年10月，第十八军共剿灭土匪、特务9801人，缴获炮29门、枪12807支，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

第十八军在剿匪工作中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仅在文山县的剿匪斗争中，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师就牺牲了76名战士。1950年11月，为了纪念烈士，名山县建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五十三师烈士公墓。1951年初，名山县在公墓的基础上修建烈士陵园，并立碑纪念。3月，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为烈士纪念碑题词：

为人民翻身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邓小平敬题

题词寄到名山县后，名山县随即安排石匠，将这个题词刻在石碑上，安放于烈士陵园烈士堂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的题词也岌岌可危。时任中共名山县委副书记的尹宾汤和负责陵园管理的共产党员柏向兰冒着巨大风险，于1967年3月8日将刻在石碑上的邓小平题词阴文用石膏填平，再涂上红油漆覆盖，然后写上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尹宾汤、柏向兰又将纪念碑复原，使邓小平的题词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尹宾汤、柏向兰又依前法把题词再一次保护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纪念碑方才恢复原貌。由于两次用红油漆涂刷，石碑变了颜色，无法洗净，陵园工作人员只好把邓小平的题词涂改成白色，纪念碑呈红底白字。为了保护这幅珍贵的题词，警示后人不要忘记历史，陵园工作人员用大理石复制了题词碑安置于原处，原纪念碑则存放在名山县烈士陵园史料陈列馆中，供人们瞻仰、缅怀。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日常工作繁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般情况下，他对某一特定对象只撰写一次题词。但为河南焦作市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和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邓小平破例两次题词。前者，邓小平两次题写了内容相同的题词。后者，邓小平两次题写了内容不同的题词。

为河南焦作市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题词

河南焦作市烈士陵园位于焦作市中心西南隅，是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和河南省建立最早的革命烈士陵园。

1943年9月初，根据军事斗争需要，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决策在晋东南和豫北中间地带铁路沿线开辟太行第八军分区，并组建了部队。12月，成立了中共太行第八地委和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5年1月，第八军分区控制了焦作以东、九里山以北的山区和平原，随后打响了路南战役，解放了道清铁路以南广大地区。9月8日，焦作解放。10月28日，太行军区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将中共太行第八地委改为中共太行第四地委，太行第八军分区、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随之更名为太行第四军分区、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博爱、修武、陵川、武陟、温县、获嘉、沁阳七县和焦作市。

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经太行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意，太行第四军分区、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在焦作广场建立第四军分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并修建公墓。1945年11月15日，太行第四军分区在焦作广场召开了晋豫人民复活纪念大会和追悼大会，同时举行了烈士陵园奠基仪式。1946年2月，陵园竣工。陵园占地25亩，主要建筑有大门、纪念碑、烈士墓区等。

纪念碑呈五面立锥形，每面顶端各雕塑一颗五角星。纪念碑的基座上镶嵌有黑色石碑，上面镌刻着由太行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杜毓沄撰写的3000余字的《晋豫人民复活记》碑文。纪念碑碑身共有五面，分别刻着刘伯承、邓小平、秦基伟、李雪峰、杨秀峰的题词。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题词是“四分区抗日烈士纪念碑”；晋冀鲁豫军区政委邓小平的题词是“冲破天险绝路逢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题词是“四专区人民复活纪念碑”；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的题词是“英雄事业群众作风”；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题词是“烈士英名万世流芳”。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9月19日，焦作被国民党军占领。纪念碑也随之遭到了严重破坏。

1948年9月24日焦作第二次解放后，政府立即拨出专款征调大批民工和街道群众，重建陵园，并定名为焦作市烈士陵园。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焦作也由一个矿区城镇发展成为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市中心迁往焦东，因此市政府决定把老广场的纪念碑移建于工人文化宫广场（现东方红广场）。新建筑于1959年落成，并改名为纪念塔，首长题词和碑文仍保持原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等受到了批判。为了保存碑上的题词，焦作市委负责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纪念碑从头到脚包装一下。为此，他们加高了塔身，扩宽了塔基。碑的五面全部选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字样。原碑上首长的题词和碑文包藏在塔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焦作市委、市政府决定按原纪念碑的题词、碑文的布局拨专款修建焦作市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但当时邓小平等人的题词手迹已经因战乱下落不明。1989年黄镇来焦作期间，焦作方面通过他请健在的邓小平、李雪峰、秦基伟按原内容重新书写了题词。刘伯承、杨秀峰的题词按原文从所遗手稿中选字组成。7月14日邓小平再次为纪念碑题词：

冲破天险绝路逢生

1993年4月5日，焦作市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在烈士陵园落成。碑体上镌刻的邓小平的题词即采用1989年7月14日的题词。

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位于德石、正太同蒲、津浦铁路之间，内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大战略区，是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在华北创建的四大战略根据地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烈士，1946年3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决定：“为纪念边区子弟光荣牺牲之烈士，在邯郸建立陵园，纪念八路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政治部，晋冀鲁豫军区及一二九师牺牲烈士；在长治建立决死队烈士陵园，以纪念决死队牺牲的烈士。3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率边区参议会全体议员为烈士陵园举行了奠基典礼。

在战争年代，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烈士纪念建筑物并非易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到1946年底，陵园已初具规模。1947年7月，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9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为纪念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决定在陵园南面建立烈士公墓和单人墓穴，委派苗毅征主持，并负责收葬烈士遗骨。年底，完成围墙、墓碑、大门等主体工程。1948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合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当时，由于经费短缺，加之交通不便，水泥和石料无法按期采购和运输，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墓等主体建筑仍不能着手修建。朱德知道这个情况后，指示相关部门拨付边币200万元用于陵园建设，并把铁路从武安牛洼堡村一直修到陵园，以方便建筑材料的运输。

1949年春，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解放的凯歌声中，陵园开始了全面施工。当时将陵园名称暂定为人民解放军前陆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新中国成立后，陵园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领导。1950年10月初，在历时四年之久的艰苦修建后，陵园终于竣工。陵园内安葬了260多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革命烈士。其中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丰，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一等杀敌英雄赵亨德、王克勤等。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河北省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陵园落成典礼和左权将军暨诸烈士公祭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以及烈士家属5000余人参加了公祭大会。

参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工作、在此工作长达八年之久的邓小平，两次为陵园题词。

一次是在1949年1月于中原前线，题词是：

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换得，追念我们的先烈，不但要我们珍贵这个事业，巩固这个胜利，更重要的是发扬他们艰苦卓绝、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继承他们的遗志，为达成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后地最彻底地解放而奋斗。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纪念

邓小平敬题

一九四九年一月于中原前线

另一次是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日，题词是：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邯郸烈士陵墓永垂不朽！

邓小平敬题

一九四九年建国日

这一题词中提及的“邯郸烈士陵墓”，指的就是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邓小平的题词大多篇幅短小，字数精炼，但他为韦拔群题的词有200多字，盛赞了韦拔群光辉伟大的一生。这幅题词成为邓小平题词中最长的一幅。

韦拔群，1894年2月6日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勉峨村一个富裕的壮族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了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邓小平任前委书记、政委，张云逸任前委委员、军长，韦拔群任前委委员、第三纵队纵队长。百色起义后，红七军主力开赴隆安作战，红七军军部转移到韦拔群的故乡东兰武篆。这里群众基础好，邓小平和韦拔群以此为立足点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合作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就在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央内部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所谓的“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1930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主力离开了右江根据地，韦拔群则带着一支只有80多人的队伍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此后，韦拔群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时机，将各县的赤卫队常备营补充到部队中来，把部队扩大到四个团和两个独立营，继续斗争。1932年10月19日凌晨4时许，韦拔群被叛徒杀害。

韦拔群牺牲后，当地居民冒险将他的遗体抬回安葬在离他祖坟不远的特牙山上，并在坟上建了一座小庙祭奠。1953年，中共东兰县委在东兰中学内建立韦拔群革命烈士墓，将其遗骨迁到县城安葬。1957年，东兰县委在县城西更闹坡建立革命烈士公园，又将韦拔群遗骨迁入公园另建大墓，以作为永久纪念。

1962年12月，为纪念百色起义33周年、韦拔群牺牲30周年，邓小平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邓小平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1978年，《回忆韦拔群》一书出版后，邓小平的这个题词被刊登在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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