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树军 杨玉珍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现场是最好的课堂。走进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笔者在这里不仅记住了这次全会是党中央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更真切地感悟到这次会议是以对中国社会过去、现状和未来透彻理解，毅然决然地选择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由此，这次会议成为奠基新中国的高光时刻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节点而载入史册。

1948年，在西北战局的形势扭转后，毛泽东率部于3月21日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经山西，翻过五台山，跨越长城岭，于4月11日傍晚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住进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已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八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当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列出三个重点：（甲）中央工作报告（政治形势的分析及党的任务）；（乙）关于在民主革命中对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丙）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毛泽东的这份电文，当为会议议题的预先通知。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这是自撤离延安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重点研究讨论6个问题。其中第2个是深入研究讨论关于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议题。但何时召开，并没有确定。

5月27日，毛泽东搬到西柏坡。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也称“九月会议”。这是自抗战胜利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明确了“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在9月13日作的结论中强调：“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胜利，革命胜利大局基本已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被提上了日程。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以便确定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有关事项。

会议通知是常用公文文种之一，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格式和语言模式。但简洁的会议通知，又贵在准确、精练地传达给拟与会单位和参会人员知晓的内容和注意事项。这同样也需要“创新”和“深耕”，因为用心的话语，会让与会者感到会议通知的温度和温暖。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通知，就是有温度的。

周恩来悬肘握笔，字斟句酌地写下会议通知后，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即提笔增减勾画，于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位书记定稿的会议通知，随着无线电波传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

时光飞逝74年，今天我们在西柏坡纪念馆，再次赏阅这一会议通知时，仍旧感受到这一短文的光彩：高屋建瓴的要言不烦、简洁朴实的语言、思虑周全的细心安排，体现出了伟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一共7句话、386字的会议通知，成为永放光辉的红色经典，成为我们永远学习的榜书：

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单，先行电告。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部分代表合影。右起：贺龙、罗瑞卿、谭政、李葆华、李井泉、程子华、刘澜涛

中共中央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特别是警卫安保工作及防敌偷袭，都做了必要的准备。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罗瑞卿电：“请你兵团即调一个较好的团来担任中央的警卫，待中央迁移时即行归建。”同日，另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加强中央机关的警卫，防敌空袭及伞兵袭击，除令第十九兵团调一个团来中央警卫外，拟从四野炮纵抽调高射炮四至六门，配齐人员附属装备即来中央。”

周恩来在听取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汇报后，提出还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力量，执行反袭扰、反轰炸、反空降任务。在听取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的汇报后，周恩来说：“这次警卫非常重要，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按照指示，安全警卫工作有序展开。第63军军长郑维山接到毛泽东电令后，即派187师参谋长杨尚德带领560团于3月1日赶到西柏坡。东北野战军即调高射炮兵中装备最好的第2团1连，由副教导员周成崇带领赶到西柏坡执行任务。

在炮团到达后，杨尚昆与中央警务处处长汪东兴、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和参谋长古远兴进一步研究防空袭和防偷袭等方案，并到现场进行防空布置，确保西柏坡的空中安全。在地面警卫布置上，以西柏坡会场为中心，设两层外围警戒，在所有的交通口、桥头设置岗哨，严格检查往来行人的通行证和监视坏人，同时增派巡逻哨于各固定岗哨之间进行活动，限制外来的生人进入内线警戒区。核心区的警戒包括会场的警卫和中央首长住地的警卫任务，由何有兴任连长的警卫连担任。29个哨位密伏在出入村庄的路口、首长住地、首长经常往来的街道及村内山上的制高点等处。

警卫工作本身就有其神秘性，而保障这么一个最高级别的会议，安全警卫功劳极大。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因各种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0人。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在宣布会议开始，在对死难同志静默3分钟后，开始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近5个小时的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了宏伟蓝图。在这一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此，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大会会场设在中央机关的大伙房。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修建的，土坯垒就。虽很简陋，但机关招待所所长陈心良还是把会场精心布置了一番：屋内北墙上挂着一块绛紫色的幕布，上有两面绣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挂像。幕布的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做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东西两侧窗户间的白墙上各悬挂了四面党旗，以增加会场色彩。屋内最南墙上挂的是一张向大会作汇报的全国革命形势图。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最新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0时。

但不承想，这一精心布置的会场，从会议一开始，就受到了批评。开会第一天，毛泽东一走进会场，看到主席台上布置的画像，就批评杨尚昆：“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画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在会议间隙，杨尚昆赶紧对画像进行重新布置，取下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但这一改变，遭到与会人员的反对。杨尚昆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后，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但这一布置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对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又作出六条规定：一、不给党的领导者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后不久，恰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此大会决定休会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东柏坡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解放区妇女继续努力生产支前，把胜利的旗帜插遍全中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礼让节日纪念会，充分体现了党对妇女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天，周恩来召集相关人员开座谈会，讨论战勤工作。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听取了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关于东北航校建设情况的汇报。1949年初，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的任务。基于此，兼任东北航校校长的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报请野战军首长同意后，即派常乾坤、王弼前往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称赞说：“了不起，很好，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对此，毛泽东提出为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训航空人员，为创建空军做准备，应该成立一个全军的航空机构。３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

大会中有“小会”，在大会之外，毛泽东还是以“老习惯”，以座谈聊天的方式，听取各地的情况汇报，进行伟大的战略布局。

在与王稼祥畅谈时，毛泽东直接征求关于未来定都的想法和意见。听取王震关于西北作战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赞同他率部到新疆的书面报告，还特别在全会上称赞了王震的全局观点。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共有27位代表进行了发言。其中王明有两次发言。

1949年3月7日，在邓子恢、邓小平、张鼎丞、李富春等发言后，王明开始发言。但他的发言有些不着调，还曲解毛泽东的原话。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到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对自己的错误，则轻轻放过。默然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

王明的发言态度，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不满，不少同志对他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因与会人员对他的发言不认可，大会不得不决定，要王明再次准备发言稿，以进行第二次发言。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在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再次引起许多同志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时仍难以收场，只好延长一天。

在13日的会议上，任弼时表明了对王明的态度：党对王明的态度是等待，欢迎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法。昨日发言最后有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

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讲了三个方面问题：第一是对中共七大以来工作的评价，第二是具体生动地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三是澄清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提法。

在《杨尚昆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根据同志们的要求，王明在会场上答应一个月内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但他一拖再拖，一直拖到1949年11月。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催问，他才在11月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时期的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结果，这一切又是一次对党的欺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盛会，但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些遗憾。

第一件憾事是黎玉缺席会议。

黎玉缺席不像其他人那样，有事或有病等原因不能参加会议。他的缺席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是被“停止到会”的。

黎玉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华东军区副政委。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开创山东的抗日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黎玉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在山东主持制定了华东地区开展土改运动的《九一指示》，即要求华东地区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分完成土地改革，并就“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分配土地的步骤”等几方面制订细则。

但不承想，1947年6月，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回到山东，同年11月康生在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后也从西柏坡前往山东就任山东分局书记、省政府主席。他们首先推翻了1946年9月华东局制定的《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把山东党打成“富农党”，说他们执行的是“富农路线”，并大行“搬石头”，将山东党的许多优秀干部通通“搬掉”。同时，各分区、县、乡的干部也被大批撤职、降职和调离，大力推行贫雇农光荣的极左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黎玉也就成了“富农路线”的代表人物。随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拒绝华东局领导”等10多条罪名，一股脑地加在黎玉头上。但黎玉始终从战争大局需要出发，从团结同志、维护大局利益出发，忍辱负重，以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党和革命事业的最大利益。那时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进攻时期，中共中央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彻底了解事情的真相，再加上历史的影响，因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作出停止黎玉到会的决定，成为党史上的一大憾事。

1986年3月，中共中央第62号文件作出批复，同意山东省委关于对黎玉、林浩同志所作的结论，恢复其政治名誉。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会务组以最大的努力，调动各方积极性，为与会代表安排了丰富的业余生活，比如看电影、看平剧。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3月5日，夜放电影苏联片《胜利国家的一日》《东北民主》第九集；3月6日，晚放苏联电影《苏维埃乌克兰》及一部国民党制片厂的《热血》。3月8日，夜看电影，看庆祝三八节的平剧。3月9日，夜看苏联片《边疆的孩子》和《宣誓》。3月10日，夜看电影苏联片《宁死不屈》。3月13日，晚八点半七届二中全会结束。”

杨尚昆在日记中所说的平剧，就是京剧。剧团是方志纯从石家庄请来的。剧团团长是李和曾，副团长是阿甲。这个剧团由冀南军区平剧团和延安平剧院合并而成，常在前方演出，深受军民喜爱。方志纯问演出经费时，李和曾说：为共产党、为毛泽东演戏，我们不收钱，只管饭吃饱就行。

李和曾是北京人，9岁考入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初学刀马旦、武生，并为程砚秋先生配演娃娃生，此后为京剧高派老生艺术创始人、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高庆奎先生所器重、培养，专工京剧老生。1939年，他出科后不久，正式拜高庆奎先生为师。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李和曾不负所期，真正成为高派的优秀继承人。他经常在京、津、沪、鲁、冀搭班演出，以高派的《辕门斩子》《斩黄袍》《斩马谡》《碰碑》等享誉南北。

这次在西柏坡演出的是《坐楼杀惜》《王佐断臂》和《失空斩》，李和曾扮演诸葛亮等角色。他的精彩演出，赢得了热烈掌声。毛泽东也夸赞他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

丰富的业余生活，为紧张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带来了轻松和愉悦，更让与会人员感受到了和平的美好，纷纷表示要按照会议报告中所提出的基本纲领去奋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3月13日闭幕。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迁往北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主人公的身份从农村正式进入城市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稿。这是毛泽东主持修改审定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会议公报。

这篇新闻稿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起草的。胡乔木以严谨的文风，对每一句话都反复斟酌。他知道毛泽东的文字功底，所以在每行之间都留有足够的行距以供修改用。果然，毛泽东在审阅这一文稿后，进行了两次修改审定。第一稿是在胡乔木的手写稿上用毛笔修改的，第二稿是在打印的清样稿上进行了少量文字修改。

毛泽东在这一文稿的开头直接加写了一大段文字，是会议概要，讲了会议的会期、参加的人员和规模、会议的议题和决定。特别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批准毛泽东的声明及其所提的八项条件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和平谈判的基础，是典型的会议公报的内容，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政权的步骤和性质等。

毛泽东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更求精准确切，将“取得”改为“夺取”，用“夺”字真切地表达了革命之艰难。其他处的重要“加字”“加笔”，都是毛泽东对于大政方针和工作重心转移进行的精要概说和指引。虽用墨不多，增删寥寥，但思想深邃。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相约建国”，从而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根本原则得以扎实确立，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

新闻稿最后一段，警示全党要做好“精神准备”，要以“两个务必”的作风，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结尾处，再加写一段文字，以共产党人的豪迈，表达一种对中华民族兴盛的雄心壮志和历史使命感，用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观点来批驳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论断。

1700多字的会议公告，以毛泽东经典语式开头、结篇，以其丰富的内容告示天下：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政权、建立新中国。这是新征程上开局之时的施政纲领，因为公告的发布，恰是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之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3月23日在西柏坡，是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为题进行播报；25日到达北平后，即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告。

从在西柏坡的巧妙隐秘播发到在北平公开刊登公告，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了政治北上、军事南下、协商建国的顶层设计和向全党、全国人民昭示了共产党人将以“两个务必”进京“赶考”，一定考出好成绩的坚定信心，建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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