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 云

汪东兴与毛泽东在一起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对卫士张仙朋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3年底，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要到黄河源头去考察，骑马从黄河入海口出发，沿黄河上行，特别考察黄河源头。

汪东兴和总参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筹划打前站。公安部指定一名负责人，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具体负责。

杨成武在布置任务时说：飞机、汽车、骑马、步行四种形式，用骑马的办法看黄河。你们分两个组，东队由包头到西宁，西队到格尔木。内蒙古大小兴安岭都要看，地域宽窄不一，可以适当扩大。勘察内容包括天时、地利、人和，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何不同，搞出一个详细提纲。初三出发，争取一个月到40天完成。因为任务急，可以另组一个勘察队，勘察黄河源头。

王尚荣讲勘察队的名称和具体完成的办法，东队由兰州军区、内蒙古军区各抽一名领导人参加。以公开掩护秘密，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兵要地志勘察队，下设4个小组，总参作战部、情报部、气象测绘局抽7人组成兵要地志组；公安部抽7人，总政保卫部抽3人，组成政治社情组；2个警卫班，2名管理员，2名医生，3名炊事员，主要从公安部抽调，组成警卫生活保障组。通信兵部选调8至10人，包括1名参谋，2部电台，1匹牲口，1辆随行汽车，组成通信联络组。加上警卫部队，总共50至57人。两套交通工具，一套是车，3辆大卡车，7辆苏式吉普车；一套是马，每个人一匹马。汽车由总后勤部解决，马由内蒙古军区解决。1月20日集中动员，主要是学习、制订计划、制订调查大纲等。2月16日出发，每天行程和住宿的站点由内蒙古军区、兰州军区决定。

蔡顺礼着重讲了兵要地志勘察队的人员选拔条件，强调一定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参加人员要兵强马壮，历史清白，一点也不能含糊。要求参加人员思想好，作风好，能吃苦，守纪律，真正为人民服务，社会关系、家庭最好不要有瓜葛，特别注意现实表现，不准有修正主义言论。选拔由党委、首长负责，保卫部门做具体工作。还要注意保密，守纪律首先要守这一条，它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有关情况只能给军区司令员、政委讲，不准说军委负责人勘察。勘察队本身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最后，杨成武把勘察准备工作概括为三句话：组织队伍，制订调查大纲，做思想工作。

会后第一件事是配备兵要地志勘察队的领导班子。北京市公安总队司令员兼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吕展任队长兼政委，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副处长王树瑞为副队长，总政保卫部一处副处长周根龙为副政委，北京市公安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白梦祥为政治部主任。蔡顺礼亲自挑选总政保卫部表现突出的团职干事赵强、张英华、王基山，与他们个别谈话。总参作战部选出参谋黄皓、张作文，北京市公安局选出侦查处副处长马图、治安科科长刘永奇，北京市公安总队选出战勤科科长李东山、秘书王宝生等。

1964年元旦刚过，蔡顺礼通知内蒙古军区保卫部部长恽汝和，两天内派人赶到北京，接受紧急任务。内蒙古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图们·毕利格图按时来到北京，杨成武、蔡顺礼交代他调一个骑兵连，做好参加人员的政治审查工作。

兵要地志勘察队的人员分两批集中。第一批工作人员，第二批保障人员，分别开会。吕展宣布各小组名单，提出为期三个星期的学习计划。黄皓介绍黄河的简况。刘永奇介绍黄河沿岸历史变革和名胜古迹。通过学习、讨论，反复征求意见，最后形成调查大纲。吕展进一步动员，首先讲任务光荣，完成任务的条件，面是次要的，重点是点和线。最后讲安全挂帅，全面反映、提供情况，当好向导和参谋。

临出发，汪东兴接见兵要地志勘察队的几位负责人，与他们一一握手。汪东兴说：这是特殊的保卫任务，准备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出去。你们去主要是了解社会、政治、经济、地形、气候情况。万一领导去，你们可以当参谋、顾问，直接做保卫工作。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打破习惯，离开城市，离开暖气。要注意安全，周总理延安骑马（摔下来）大家都知道，把你们的手脚保护好，骑过马的也得先当外行，事情会起变化的。汽车也是这样，路上行车安全要注意。政治情况也要注意，防止政治土匪，不要把电台丢了哟！国内平静了，可是谁敢保证一个坏人没有呀！碰到把他消灭。坏人看到你，袭击一下，你要沉着，首先保证自己的脑壳，否则怎么做警卫工作呀！要重视困难，也不要过分强调困难。要有两种武器，警惕性提高，丧失警惕不好，过度警惕也不好，也是两面。有了准备放心睡，发生问题要沉着。可能发生传染病，但也不要惊慌，也不要满不在乎。过分娇气也不好。要用毛主席的方法一分为二，过分的东西都是主观的、片面的，有时候慢就是快。现在是2月，争取6月以前完成。你们这次任务是开路先锋，光荣的任务，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好。

第一站内蒙古：检验和修正了在北京制订的方案。

1964年2月18日，兵要地志勘察队80余人分乘7辆吉普车、3辆军用大卡车，从北京出发，当晚到达包头。内蒙古公安厅布厅长和内蒙古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图们接待，包头市委包书记、方市长等介绍情况。据方市长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包头市有名无实，43盏路灯，63棵成材的树，人口16万。1927年中国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1953年何作霖教授首次从矿石中发现稀土元素。现已发现175种矿物，70余种元素，集铁、铌、稀土等多种金属的共生矿藏，矿石储藏量大，种类多，世界罕见。包头因白云鄂博矿区成为工业基地，军事工厂林立，带动市政建设、住房、绿化突飞猛进。周根龙实地走了走，感到包头变化很大。毛泽东把勘察黄河的第一站放在包头，显然深谋远虑。

根据周根龙的勘察日记，2月20日至3月5日，调查内蒙古8个县市。此次勘察路线长，需要了解的情况多而时间短，调查重点放在与黄河有关以及和执行警卫任务有关的各个方面。除听取有关部门情况介绍外，以实地勘察为主，主要是乘车，有些地段骑马或步行。

出了包头，兵要地志勘察队通过巴盟、临河、五原等牧区。这一带有100多万亩沙漠，一是本地生的，二是被水冲来的，但凡有沙漠的地方必有水，水干了变成沙丘。黄河流经内蒙古400多公里，与草原上200多个大小湖泊相连，最大的湖泊是乌梁素海，面积233平方公里，有天鹅和各类鱼群。治理沙漠是治理黄河的关键，一要引水治沙，二要人工造林，三要抑牧养林。河套林带约有3万亩。兵要地志勘察队重点看了三盛公的治沙工程。

内蒙古作为出行勘察的第一站，在北京制订的方案得到了检验和修正。离开内蒙古前，兵要地志勘察队听取了内蒙古军区孔副司令员、保卫部副部长图们、自治区公安厅布厅长的意见。他们借包头军分区陈司令员的话，说调查中间话题超出了“兵要地志……的范围，不像是搞这个事情的”，还说“勘察队有化装的”，这次执行警卫任务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性质。这反映了保密的复杂性，公开警卫作掩护，也难保证行动的机密，看来内紧外松的原则在这里是不完全适用的。图们提出：路线警卫任务很重，为防止发生突然情况，要准备一点机动部队，不能完全靠地方，军队的责任是很大的。周根龙认为一路上尽是新鲜事，将来行动时，我们既是警卫处，又是参谋处。出发前就考虑过这一问题，经过这一段实践，更感到必须如此。

第二站宁夏：骑马天天发生险情。

1964年3月5日，兵要地志勘察队经过牧区，过五原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这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黄河由西南向东北形成马蹄形大拐弯，自古就修有引黄灌溉的大干渠，渠首在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大峡谷青铜峡。1958年2月，青铜峡水库开工，当时已进入二期截流工程，三期完成即可发电、灌溉。

3月22日，兵要地志勘察队调查宁夏10个县市后，兵分两路西行甘肃。吕展、王树瑞带队乘车走黄河东岸，周根龙带队骑马走黄河西岸。内蒙古军区一个骑兵连随行，带电台一部。前卫是骑兵连的一个班，中间是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名骑兵相伴。按编制序列，以班为战斗小组，连长、指导员殿后。第一天就有惊险，黄皓乘的马后腿被缰绳绊住，又踢又蹦。黄皓被颠到马脖子上，还好没有摔下来。周根龙见状赶紧收缰绳，马受惊侧奔，前蹄陷入沼泽。跟随的骑兵小巴跳下马，拉住周根龙手中的缰绳，上马扬鞭，把马拉出沼泽。第二天路过一个小村又遇险情。大树后面突然跑出一个小孩，马惊了，周根龙没有防备，顺势跌下来，还好没有受伤。天天骑马上路，天天几乎遇险。

第三站甘肃：存在不安全的因素。

兵要地志勘察队到兰州与吕展会合。甘肃省公安厅厅长，兰州市委第一书记王耀华、市长李维时等领导介绍情况。1964年4月2日到达甘肃西部，4月3日到达临夏永靖县城西南的刘家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自行修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兼有发电、防洪、灌溉、养殖、航运、旅游等多种功能，1958年2月7日开工，总投资4.7亿元，相当于投资五个长江大桥。

甘肃第二站是汉族、回族居多的临夏市。市内有著名的镇边楼，明代不少诗人留有诗句。

甘肃第三站是临夏东部的东乡。这里回、藏、东乡族杂居。其中东乡族主要聚居地在临夏境内的洮河以西、大夏河以东，以及黄河以南的山麓地带，民房多建在山梁上，新中国成立后因居住在东乡而得名。周根龙认为，不安全因素是多方面的。像东乡的情况，不仅要从安全方面考虑，更重要的是从政策方面考虑。

第四站青海：印象深刻，决心难下。

1964年4月6日，兵要地志勘察队出甘肃到青海平安驿，逗留半天。初步了解到当地居民汉族多，回族次之，藏族也不少。清朝时期建立的土司制度，至今已有14代。三年困难时期，这里也出现了非正常死亡。1961年，有汽车陷进泥里，老百姓不拉，也不吃送给他们的食品。主要是工作做得不好，加上少数上层人士煽动，群众有严重的抵触情绪。

4月12日，兵要地志勘察队进入青海省东部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这里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处于黄河上游龙羊峡与李家峡之间。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县城中北部，流程76.8公里。河床狭窄，清澈见底，急流而下，给人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感觉，非常壮观。

4月13日，兵要地志勘察队到达西宁。4月14日，听青海省吉副省长介绍情况。1958年青海发生全省性反革命武装叛乱，原马步芳部两个师长马元祥、马良，纠集少数反动头人，由海南、果西、果东、榆树等四地发起，先后参加的叛乱分子有10万人左右。平叛长达5年，大小战斗3669次，后释放了部分叛乱分子。值得注意的是，缴获了台湾当局空投的电台、炮、高射机枪等。这也给兵要地志勘察队提出了一个问题，不但要注意地上的，还要注意天上的。

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郑州邙山远眺黄河

原计划1964年4月结束勘察黄河，因时间紧迫，兵要地志勘察队一队出发后，又派出勘察二队，由总参二部处长李士奇，总政保卫部副处长宋治国、侦察处副处长孙克隆等组成，直奔黄河源头。

4月20日，二队与一队在西宁会合。4月21日，两队共同向青海省委汇报。二队认为黄河源头道路情况不好，山高氧缺，人马都不适应。源头还有散匪，安全缺乏可靠保证，所以上不上黄河源头需要慎重考虑，但还是要做上源头的准备。至于青海全境，政治底数不是很清楚，也只能重点看。

青海省省长王昭说：路线长，不宜多走，地形、气象条件也差。从平安驿到循化、文都最好不看，撒拉族靠当兵、经商吃饭，还未完全争取。准备他（毛泽东）不去，顶好不去。青海湖、海阳必然去，恰卜恰看一看，然后到黄河那两个湖看一下。但到那里就可能到源头，一切工作要准备他去，越是困难越是要去。最好不去，当然也要准备他去。一是修路，二是修飞机场，坐飞机1小时40分可到，完全用工兵团。组织加强班，消灭散匪。甘肃境内还有三个土匪群要围剿。交通厅负责改善沿线交通，省和军区负责剿匪、治安，公安厅负责政治情况，劳改单位从现在起开始严管。面上警卫把骑6团撒开，以班为单位分散到群众中，只讲做群众工作。还要准备带氧气的车子、高压锅、防止紫外线射伤等，必要时用演戏的办法把群众吸引走。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说：同意王昭同志的意见。其意义特别着重政治，争上游，这就是上游。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从政治上看，这是个信号。他（毛泽东）很关心少数民族，加强各民族团结，增强祖国人民建设信心和决心，意义很大。我们很欢迎，但也很担心。高原缺氧，压力不够，政治情况差，疾病又多。政治条件一般说好了，但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历史矛盾及粮食少等原因，受坏分子挑拨，思想就会动摇。历史上闹民族纠纷，现在有转变，但残余还不少。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不彻底，还有15万人未土改，占农业人口1/9，许多工作还未做到。要从最困难处着想，做到一切顺利。3000米以上头晕，（毛泽东）人高体胖，反应更大。从恰卜恰开始要注意克服气候困难，防止缺氧问题。我们的心理准备他去，希望不去，这是全世界人民问题（建议医生认真研究能否去）。警卫要做到万无一失，防止散匪突然袭击，防止打冷枪、黑枪。时间以6月上去最好，准备几个峡的情况。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看两个农业人民公社，少走路，尽量减少疲劳。必要时坐飞机，不坐也得准备好，防止突发情况。

1964年4月25日，兵要地志勘察队结束考察，回到北京。此次勘察走了两个自治区（内蒙古、宁夏）、两个省（青海、甘肃），43个县（市、旗），沿途看了厂矿企业、人民公社、生产队、水利工程、名胜古迹等85处，行程1.9万多公里，凡能到的地方都到了。交通方式以乘汽车为主，骑马有三段。

4月28日，吕展回到北京。他带部分人绕道百灵庙到呼和浩特勘察路况。4月29日上午，汪东兴召见吕展、王树瑞、周根龙。吕展重点汇报了交通、黄河、政治等方面的情况 。他认为，黄河重点地区可看，也只能这样，一是不可能都走，二是有的地段特点差不多，不必都沿着黄河看。政治情况，总的形势好，和全国一样，发案率逐年下降，但问题也有。总的情况是公安工作基础差，特别是对专政对象的底不大清楚。内蒙古好一点，甘肃、青海农业区没有搞过土改，牧区没有搞过民主改革，所以专政对象底数不清。

请示的问题：一、各地都成立了班子，效果很好。我们考虑工作要搞下去，但是否需要这么多人？这一路搞情报的多，电台也特别多，底数不清，一些养路工政治不纯。这些工作需要继续做，非短时间能解决，还要坚持继续搞。二、准备的骑兵不一定能用，最好到原地训练。“蛇蜕皮”的办法不行，恐怕要包干才行。三、留小班子人掌握情况。

汪东兴指示：一、要搞好资料，对公安保卫工作、军事工作都有利。一次谈不完，要去一段一段地谈。包头到兰州有支线没有？要不要住帐篷？我看了材料再谈一次，有问题再问。杨（成武）副总长没时间，先把材料送来，选一部分上送首长。二、两个队合起来，提几个问题，要去解决什么，不去解决什么，如马匹问题，怎样走。提出意见，主要坐车，马究竟要多少匹？准备些什么？条件有的比我们估计得要好。然后确定几个问题上报。三、政治情况分析，可不可能搞小暴动？枪支问题怎么样？两个队的材料搞成一个，汇报时先布置一下，要挂好图。材料暂时不对外。罗（瑞卿）总长还准备听一次。

1964年9月，兵要地志勘察队圆满完成勘察任务；同时按照汪东兴指示，整理出黄河上中游的调查材料，包括下一步怎么走，一并上报领导审查。至于下一步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汪东兴没有讲。

1964年，71岁的毛泽东抽空到北京郊外练习骑马。夏天他去北戴河，特意带上军马，有空就练习。毛泽东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样级别的专家。你们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源头，从头了解黄河，让这条河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

毛泽东坚持穿士兵服考察黄河，可是戴瓜皮帽怎么行？当时还有军衔，这可难住了。最后做了一身军便服，才算解决了这个矛盾。汪东兴深知，越是困难，毛泽东越是要去。沿黄河岸走，车不能过的地方就骑马走，还准备了帐篷，必要时夜宿，完全按照战争年代的生活条件准备。毛泽东计划第一站是内蒙古，过去他从未到过内蒙古，出包头走河堤，先骑马，然后转乘汽车，步行、骑马、坐车三结合。行动路线，重点看包头工业，看三盛公治沙工程。接见什么人都定下来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启程。

不料国际形势突变。8月5日，美国制造“东京湾事件”（即“北部湾事件”）后，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试图扩大越南战争。8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政府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但是考察黄河的愿望他始终没有放弃。1972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前些时候我生了一场病，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们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你还要去黄河考察，你不要来这么早，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考察还是有希望的。”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