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拉开序幕。

就在这个国家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刻，一位曾经的革命领袖悄然走出了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的大门。

他就是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狱中度过了将近5年的岁月后重获自由。

然而，自由并未如他所愿带来新生，反而将他推向了一个更为艰难的抉择之路。

原本他想去延安工作，只不过毛主席放了狠话，对他提出三个条件，并表示只有陈独秀答应了，才能来延安工作。

但是陈独秀却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毛主席提了什么条件？

咱在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来，陈独秀的出狱，其实并不是是时局变化的产物。

面对日寇的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提前释放一批“政治犯”，以缓解内部矛盾，集中力量应对外敌。

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获自由的，获释后的陈独秀并未急于表态。

他先是在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静观时局变化。

期间，他通过学生罗汉与延安的叶剑英和林伯渠取得了联系，表达了重返延安工作的意愿。

尽管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波，陈独秀依然对共产主义事业抱有热忱。

然而，陈独秀的这一想法很快就遭遇了挑战，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斯大林主导的反托洛茨基运动高潮期。

陈独秀曾经支持过托洛茨基的观点，尽管他后来声明已经与托派划清界限，但这个“污点”依然成为他重返组织的一大障碍。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没有放弃拉拢陈独秀的努力。

蒋介石亲自出面，提出让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并承诺提供10万元资金支持他。

这个提议无疑是对陈独秀的一大诱惑，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

陈独秀的拒绝，既源于他对国民党的不信任，也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

就在陈独秀犹豫不决之际，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讨论是否接纳陈独秀回归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应该给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机会。

另一些人则对陈独秀的政治立场持怀疑态度，担心他的回归可能会给党带来不利影响。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作为党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深知陈独秀的才能和影响力。

他既看重陈独秀可能为党的事业带来的贡献，又警惕陈独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接纳陈独秀回归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陈独秀必须公开表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个条件看似简单，实则意味深长，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共在当时形势下制定的重要战略，它要求放下党派之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对陈独秀而言，接受这个条件意味着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立场。

第二个条件要求陈独秀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真心实意地支持抗日战争。

这个条件反映了党对陈独秀的谨慎态度，毕竟，陈独秀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广泛关注。

党需要确保陈独秀不仅在口头上支持抗日，更要在行动上坚定不移。

第三个条件，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要求陈独秀彻底放弃过去与托派有关的理论和行动，公开承认加入托派是一个重大错误，并与托派组织彻底断绝关系。

这个条件直指陈独秀的立场和个人信念，无疑是对他的一次重大考验。

面对这三个条件，陈独秀的态度颇为复杂，对于前两个条件，他基本上能够接受。

事实上，支持抗日统一战线和全力投入抗日战争，本就是陈独秀一直以来的主张。

然而，第三个条件却成为了他无法逾越的障碍。

陈独秀认为自己“无过可悔”，加入托派并不是一个错误，这种坚持源于他一贯的倔强性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章士钊称他为“不羁之马”，胡适称他为“不羁之才”。

陈独秀的这种性格特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多次显现。

1913年，他因组织安徽讨袁运动而入狱，1919年，又因参与五四运动再次身陷囹圄。

1921年至1922年间，他又两次因建立共产党而被国民党逮捕。

即便在1932年因“危害民国罪”被捕时，陈独秀仍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态度。

陈独秀坚持认为，他加入托派的决定是基于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要他公开否定自己的这一段历史，无异于否定自己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历程。

然而，陈独秀的这种坚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1937年，中国共产党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期，经历了长征的艰难跋涉，党的领导核心已经转移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革命家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些党内人士，如王明和康生，甚至给陈独秀扣上了“日伪汉奸”的帽子。

这无疑加剧了陈独秀的孤立感，使他更加坚定了不妥协的态度。

陈独秀的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轨迹，也为他的晚年生活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他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他先是在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随后辗转来到了四川江津。

选择江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几个好友，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个地方比较僻静，既没有南京、上海那种大城市的喧闹，也没有大城市的高昂消费。

然而，江津的生活并不如陈独秀预想的那般平静，刚到江津时，他和妻子潘兰珍只能暂住在一个简陋、肮脏的小客栈里。

过了几天，在同乡朋友的介绍下，他们才换到了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房子。

这里开始了陈独秀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晚年生活，经济上的困难是陈独秀面临的最大问题。

他只能靠写文章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有时还需要依靠亲朋好友和北大同学会的接济。

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收陌生人的钱，不收叛徒的钱，不收国民党著名官僚和与他政见不合的人的钱。

健康状况的恶化给陈独秀的生活雪上加霜，他患上了肠胃病和高血压，却因经济拮据无法得到妥善治疗。

江津的炎热气候也让他吃不消，常常汗流浃背，夜不能寐，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陈独秀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事业。

他坚持创作，靠着别人资助的纸张继续表达自己的思想。

他开始着手整理狱中的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这是一本解释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孳乳衍生规律的语言学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为了这个专著，陈独秀呕心沥血，常常日写七八个小时，有时候写得两耳轰鸣，右边脑子阵阵作痛，他便稍作休息，然后继续赶写。

这种执着的精神，体现了陈独秀对学术的热爱和对理想的坚持，尽管生活艰难，陈独秀依然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

他经常托好友邓仲纯每隔三五日或一周给他带来《江津日报》和重庆方面的报纸。

他持续发表抗日演说，写下了很多关于抗日形势的文章，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1938年，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带着家人来到了江津。

儿子的到来给陈独秀带来了短暂的欢愉，一家人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惬意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同年冬天，陈独秀的养母谢氏因病辞世，这对陈独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养母的去世让陈独秀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俯身跪在停尸板一端，双手抱着母亲的头，哀嚎了几个小时。

1942年5月，陈独秀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陈独秀的离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下了一个深刻的句号。

然而，他的思想、他的选择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矛盾，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了持续的涟漪，引发了后人的诸多反思。

毛主席对陈独秀的态度，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历史评价。

尽管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巨大分歧，但毛主席的伟人胸襟，并未完全否定陈独秀的贡献。

在得知陈独秀晚年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还表现出了对其家人的关心。

在陈独秀去世后，毛泽东更是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慨，流露出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重之情。

毛泽东曾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肯定了陈独秀早期留下的精神财富，赞扬陈独秀的文章写得很好，可以作为模范。

这种评价，反映了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所做贡献的认可。

然而，历史的评价从来不是单一的，陈独秀的一生，既有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令人遗憾的挫折。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的思想解放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他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及后来加入托派的决定，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陈独秀的经历，折射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

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既要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又要在复杂的人际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在今天回顾陈独秀的一生，我们不应简单地用非黑即白的标准来评判。

相反，我们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全面、辩证地看待他的贡献和局限。

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曲折的，个人在其中的角色也是复杂的，陈独秀的遗产，不仅仅是他留下的文字和思想，更是他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参考资料：朱洪 《 人民文摘 》（2015年第3期）——王明为何反对陈独秀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