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蒋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与十二兵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之间的“梁子”，到两人辞世也没能解开：黄维怨恨廖运周而不肯与廖运周说话，杨伯涛则认为自己完全是被黄维这个“外行”给坑了。
杨伯涛终生不肯原谅黄维，其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黄维把在淮海战役使用毒气弹的罪责，一股脑推到了杨伯涛头上：“兵团部秘密拟订在空军大规模使用毒气弹轰炸掩护下的突围计划，并秘密地立即进行各种准备，以待空军确定开始轰炸的时间实施。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二三十箱，据说每箱十二颗，可能悉数分配给第十八军了。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黄维说自己也不知道杨伯涛有没有使用毒气弹，但还是承认自己在淮海战场上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十二月十日前，我要求蒋介石派大量空军用凝固汽油弹大规模轰炸，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造成火海，以掩护兵团残部突围。”
杨伯涛临终也不肯原谅黄维，除了认为黄维“是个外行”，还可能是因为黄维写回忆录的时候，把使用毒气弹的罪责完全推给了十八军。
黄维在战败时并没有倔强地举枪自尽，他的倔强是被优待且知道自己没有性命之忧后才表现出来的，后来那特殊的十年，连徐远举都不肯写假证言诬陷他人，而黄维却“奉命”批判某公，结果招来一片嘲讽和斥责。
且不管黄维是真倔强还是假倔强，咱们看他写的《《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就知道他已经认输了。
黄维如何在回忆录中认输，如何骂老蒋并甩锅给部下，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黄维承认：“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受到解放军的反击，其兵力消耗甚大，形势步步恶化。”
就是在蒋军节节败退之际，正在筹备新式军校并出任校长的黄维当上了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这个带刺的官帽，他并不想接，所以刚上任就表示自己只是个“临时工”，过一段时间就会让位给胡琏。
黄维回忆：“当时整编第十八军（等于兵团的组织）军长胡琏兼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该军则下辖整编第十一师（即第十八军）和整编第三师（即第十军），另外整编第十师（即第十四军）也归胡琏指挥。以上述部队编成兵团，理应以胡琏任司令官。我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调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仍兼新制军官学校校长。这样，才使得胡琏和各军干部不致不服。”
黄维这是高估了自己，胡琏和各军军长不是“不致不服”，而是“根本不服”，黄维进了功德林，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也不给他好脸色，直到大家都特赦之后，杨伯涛依然不肯原谅黄维——除了因为黄维逃跑没有事先通知杨伯涛，并冲散了杨伯涛的“汽车防线”之外，黄维后来写的回忆录也让杨伯涛生气：使用凝固汽油弹，你承担了责任，使用毒气弹，你为啥要甩锅给我？
从上面这张图片我们就能看出，那次会见美军代表团，杨伯涛也参加了，但是合影的时候，有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却没有杨伯涛——杨伯涛坚决不看与黄维同框，吃饭的时候也不肯同桌。
杨伯涛承认自己使用了毒气弹，但他同时注明，那是黄维让他用的。杨伯涛在《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一文中专开一节讲述《穷凶极恶的“放毒计划”》：“黄维、胡琏在即将陆沉的前夕，并不甘心束手待毙，还是千方百计做垂死的挣扎。我害怕放毒时不能很好控制，难免和解放军同归于尽……黄维命令大部分发给第十八军，一部分发给第十军使用，请我派军械官前去领取。我即派了一个军械官同去，不久这个军械官领了两百多颗回来……毒瓦斯弹并没有挽救国民党军的覆亡，而蒋介石以及使用毒瓦斯弹的人，则犯了滔天的罪行。”
杨伯涛说的“使用毒瓦斯弹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包括黄维，黄维总是强调自己没有错，打仗是“奉命行事”，杨伯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说自己是奉黄维之命行事，两人在回忆录中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这个仇越结越深，到死也没能化解。
黄维知不知道使用毒气弹是国际公约禁止的犯罪行为？他当然知道，而且为了掩盖罪行，还亲手毁灭罪证：“兵团部秘密拟订在空军大规模使用毒气弹轰炸掩护下的突围计划，并秘密地立即进行各种准备，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连说明的油印品，均悉数由我亲自保管，在突围时，连同其他机密文件都由我亲自焚毁了。”
黄维在仓皇逃跑前还不忘销毁毒气弹使用说明书，说明他知道完全清楚毒气甲弹（糜烂性毒瓦斯炸弹）和乙弹（窒息性毒瓦斯炸弹）的性能和危害，更知道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命令杨伯涛的第十八军和覃道善的第十军使用，其罪行比德军、日军在对盟军作战时使用毒气的罪行更重。
黄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连他自己都知道罪孽深重，可是偏偏却有很多人想替他洗白，这才是真正令人费解的地方。
黄维战败后并没有像黄百韬那样举枪自戕，也没有像杨伯涛那样“投河自尽”，虽然杨伯涛因为“水太凉”又被救了上来，但他觉得自己比乖乖举手投降的黄维，还是要硬气一些的。
杨伯涛除了痛恨黄维把使用毒气弹的罪责都推给自己外，还认为黄维写回忆录的时候，又把率先逃跑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黄维是这么写的：“我招来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当面决定目标，分别突围，并规定各部队于黄昏后同时开始突围。当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争先恐后地逃命，有的提前就开始突围，特别是战车营，在将近黄昏时，因其停车场受到解放军的激烈炮击，以致战车纷纷移动，引起其他部队的误会，各自乱跑……”
杨伯涛马上写文章反击，当时全国政协定期出版《文史资料选辑》，大家的回忆文章都可以发表，于是大家都憋着笑看这两个“土木系”干将打笔墨官司。
杨伯涛直接揭老底：“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和我。”
这下乐子大了：黄维说是各部乱跑，杨伯涛说是黄维胡琏抢跑，这才导致各部乱成一团，究竟谁说了假话？
淮海战役的硝烟已经散尽，黄维和杨伯涛也已作古，他们最终也没能冰释前嫌，十二兵团的将军们居然还形成了“忌恨圈”：杨伯涛恨黄维，黄维恨廖运周，文强在一旁看笑话。
黄维恨廖运周毫无道理，因为廖运周原本就是地下党，跟黄维是敌人，而杨伯涛至死不肯原谅黄维，在文强看来，可笑的是黄维：“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文强是文天祥后人，他的豁达，也颇有杨慎之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文强笑到了最后，在抗战期间，文强在上海与日伪生死谍战，还曾进入大别山阻止孙殿英投敌，在日军轰炸下九死一生，虽然没能拉住孙殿英，但他当时的表现却不失英雄本色，对黄维和杨伯涛这对解不开的生死冤家，读者诸君又会作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