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的炎热夏日，蒋介石为稳固鄂西北局势，派遣黄埔军校三期生、忠诚的康泽镇守襄阳。这座历史悠久的军事重镇是战略要地，也是康泽的命运转折点。在他44岁生日的庆典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进攻打破了宴席的欢声笑语。康泽的决策和命令将如何影响战局，他又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决战？
康泽作为国民党内部知名的情报高官，扮演了复杂而重要的角色。他是中华复兴社的重要推手，还借鉴了外国的特务组织模式，如德国的党卫队，建立了国民党军委会下属的别动队。这些组织在康泽的领导下，执行了多起针对共产党干部和支持者的致命打击，手段残忍且效率极高，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依赖。
蒋介石的首次与康泽的会面发生在一个宁静的周末。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进行例行的检查，大多数学生已经趁着假日离开教室，享受短暂的休息。康泽是个例外，他独自留在教室里，在专心致志地撰写着什么。好奇之下，蒋介石走近前去，轻轻翻看他的笔记本。他惊讶地发现康泽正在整理自己此前的演讲稿，每一个要点都标注得异常清晰。
对此感到满意的蒋介石问道：“你是谁？周末不出去玩，留在这里忙些什么？
康泽还未开口前，一位跟随的教官急忙介绍说：“报告长官，他叫康泽，是我们这一期的尖子生，学习非常刻苦。”蒋介石听后，对康泽的印象顿时大为改观，这位年轻人的勤奋和聪明才智，让他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康泽于1926年圆满结束了在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涯，随后根据蒋介石的个人安排，他被派往莫斯科深造，增强其军事和政治理论的造诣。在莫斯科的学习经历对康泽影响深远，他学习了先进的军事策略，还深入了解了国际政治格局，这为他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泽从苏联返回中国后，职业路径主要转向了特务工作，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信任。康泽在情报和安全领域的技能令人瞩目，组织策划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卓越的才华。他成功地筹建了国民党三大重要的外围组织：“中华复兴社”、“别动总队”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增强了国民党的控制力、传播三民主义思想以及对抗共产党活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眼中，康泽的地位十分特殊，他被誉为“十三太保”之一，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普通人见蒋介石需要通过一道复杂的官僚程序，包括在侍从室进行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查并获得蒋介石的亲自批准，康泽与戴笠两人在蒋介石的侍从团中享有几乎相同的特权和信任。
在1948年7月，解放军两大野战力量——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精心策划执行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军事策略。这一战术行动的焦点放在了豫东和平汉线，两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高调展开进攻，意图吸引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
国民党军果然对这一虚张声势的战线反应迅速，调集大量部队试图堵截解放军的前进。正当国民党军忙于应对豫东方向的进攻时，解放军的真正计划开始显露。
随着战斗的进行，解放军高喊“活捉康泽为民除害”的口号，当地民众对康泽的罪行耳熟能详，解放军的这一号召民众都非常支持，人们纷纷表达了对解放军行动的支持和赞赏。
这个口号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的决心，也看到了民众对康泽过往暴行的深刻记忆和希望除去他这一民族负担的渴望。康泽与共产党的对立已久，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过往行为使他成为了共产党和广大民众共同声讨的对象。
就在国民党军分心之际，中原野战军的第六纵队与其他军区部队迅速行动，发起了对襄阳的直接攻击。他们选择了城西方向为主要突破口，迅速攻破国民党军的防线。国民党军急忙布防，明显的准备不足和混乱的指挥使他们无法有效抵抗解放军的猛烈攻势。
激战后，解放军成功突破所有防线，迅速进入襄阳市内。到了7月16日，解放军在一连串激烈的战斗后终于完全控制了襄阳城。
毛主席对此次战斗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特别是对参战的主力部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在对战斗的胜利回电中表达了对士兵们的赞赏，还特别提到了对一个关键人物的处理。毛主席要求确保这名关键的国民党军官被武装押解至华北，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审理和处理。这名军官的抓捕是战略上的胜利，也是解放军在战略和心理上对国民党的重大打击。
这个国民党军官就是康泽，不久之后他被送往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设有一个专门的收容所，主要负责看护和改造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刚到达时，康泽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极为忧虑。他记得邓小平曾经向他保证过安全，可他自己深知，自己过去的行为，对共产党成员的迫害，让他的手上沾满了血迹。在孤寂的夜晚，康泽常常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不安。
他偶然听到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一句话。毛主席曾提及：“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被俘的宣统皇帝，还有像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毛泽东的这一表态，是对康泽个人的一种安全保证，更是共产党宽容政策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从最高领导层发出的宽容声明让他深感释然。
康泽也逐渐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人道对待。他注意到自己的伙食充足，在质量上超过了那些看守他的人员。他观察到这些看守人员衣着简朴，衣物上还打着补丁，他们的态度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尊重和专业。与此同时康泽还发现自己有病时，总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前来治疗，确保他的健康。
最让康泽意外的是，他所经历的审讯过程与他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审讯官的态度并非严厉或采取任何形式的逼供，而是采取了一种和蔼可亲、耐心解释的方式进行。这种对待方式大大减轻了他的精神负担，使他对共产党的人性化管理有了新的认识。
康泽在目睹了解放军官兵与民众间的和谐相处以及他们的严格纪律后，内心产生了深刻的触动。他开始主动请求阅读由共产党人编写的文献，特别是在阅读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后，康泽开始理解到国民党在多次冲突中失败的深层原因。
这种认识的转变促使康泽开始审视过去的行为，以及蒋介石的政治决策。在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康泽决定撰写一系列详尽的交代材料。这些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在军事和政策上的一些重大失误，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公众所不知的内幕信息。他的这些记录在收容所内被称为“材料库”，因内容丰富、信息翔实而得名。
康泽的这些文档成为了研究国民党历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那些关于政治策略、军事行动以及国民党内部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的转变和所提供的信息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了影响，也为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资料，帮助他们更全面地理解和评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关键事件。
在1963年4月9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第四批战犯的特赦名单，康泽因在服刑期间的表现出色，最终赫然在列。康泽颤抖的双手接过那份宣告他自由的“特赦通知书”，他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特赦之后，康泽被安排在全国政协任职，担任文史专员，这一职位让他有机会运用自己的经历和所学。在这个岗位上康泽投身于编纂和撰写关于他过去所参与的重要历史事件的文章。他的作品包括《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以及《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多篇回忆性文章，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康泽的余生主要在北京度过，他在文献工作和研究中不断地探索与贡献，直至1967年病逝，享年63岁。他的人生充满争议，康泽在晚年显示出的反思与坦诚，为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增添了几分复杂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