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到澳门，至今已有60多年了，其间澳门经历了几多沧桑，几多坎坷，我离不开澳门，澳门也需要我。”

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爱国儒商马万祺。

他对澳门、对祖国的一大贡献是，在澳门回归之前，他曾提醒中央“必须在澳门驻军”。

在他提醒之前，中方一位谈判人员已经认同了匍方关于“多年来匍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也不能驻军”的意见。

正是知悉了这一情况，他才设法向中央建言。

中央也在研究之后同意他的意见，回复：“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

马万祺其人

马万祺是1919年生人，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的一个富裕家庭。

他的名字取自《诗经》和《荀子》，出处分别是“寿考维祺”和“俨然，壮然，祺然”，有“长命吉祥”和“庄重，伟岸，安泰”之意。

为他取名的父亲时年40岁，对他喜爱非常，见当下军阀割据，一片混战，便越发希望国泰民安，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让他也在更为和平的环境下平安终老。

这也是父亲对他的祝愿。

在父母的关爱下，马万祺早早进入学社接受启蒙教育，12岁考入南海中学。

就在他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参加了爱国游行，马万祺也在其中，随南海中学宣传队沿着广三铁路向佛山、三水进发，每到一地都会停下来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因为父亲在1934年病逝，马万祺早早继承了马合成堂的财产物业。

那时的他还不具备独自从商的能力，决定进入培养商业人才的学校——广州公民学校求学。

这期间，一众叔伯帮他代管家业，一直到2年后他毕业归家，开始真正涉足商场。

经商的同时，马万祺也不忘关注国事。

1938年，抗日前线频频传来捷报，马万祺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具信心。

与其同时，他也希望能在其中出一份力，便与一些同样想要报国的朋友相约，欲要通过韶关的联络站，赶赴延安参加抗大。

遗憾的是，韶关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失去了联络人员的帮助，他们没有信心能够活着抵达延安，也就只能放弃了这一计划。

马万祺深知，国家危亡关系到每一个百姓的危亡，他就在之后的日子里两次体验到城市沦陷、不得不仓皇逃命的悲哀。

第一次是1938年的10月，广州沦陷。马万祺此前在广州经营有多家粮食、土产批发商行，多以“升平”、“永和兴”这类寄托有“太平”之愿景的名字命名。但日军还是闯进了这座城市，烧杀淫掠，马万祺的这些批发商行全部被日军炸毁烧光。

马万祺没有太过悲观。他尚存的家业足够支撑他离开广州、避居香港，在香港，他成立了泰生行以及永裕昌行，遥遥关注着抗日前线的动态，对他们寄予希望。

然而，武器的差距、官兵素质的差距、派系斗争的严重影响以及蒋介石的消极应战态度和英美等国的错信，都使得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败多胜少。

马万祺第二次遭遇了城市沦陷的危机。1941年12月，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香港，他在香港创下的基业也多为日寇所掠夺。

让他唯一感到庆幸的一点是，那个时候他因为处理商务的需要滞留在澳门，也就避开了这一场战祸。

之后，马万祺正式迁居澳门，从此再未离开。

马万祺和澳门回归

1941年迁居澳门之后，马万祺为在澳门站稳脚跟，努力拓展着他的事业。

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行都是他在澳门组建的公司，他的事业日渐丰盛，他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

只是，身在其中，马万祺敏感地发现，葡萄牙管辖下的澳门并没有真正向他敞开。

他选择和一众在澳门的华人抱成一团，在1948年加入了中华总商会，作为负责人之一，致力于从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取权益。

因为有这一层身份，马万祺也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1954年，马万祺作为港澳代表团副团长，获邀到北京天安门观礼，参加了这一年的国庆庆祝活动。

白天，他见证了一场足够振奋人心的盛大游行，晚上，他还和10多万同胞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舞、观看烟花。

没有哪一刻像此刻，让他感觉到被无条件地接纳了。他深深地遗憾，此时的澳门还没能回归祖国的怀抱。

回到澳门后，马万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此时，他迁居澳门已有14年之久，见到了大陆的安详、和气，越发对澳门社会上打打杀杀、绑架勒索感到不满。

事实上，如他一般的有钱人都不敢在澳门长期逗留，有条件的家庭还纷纷设法将子女送到了国外读书甚至是定居。

马万祺不想离开国土，也不想自己的子女到了国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哪怕澳门此时尚未回归，中国对其拥有主权却是永远不变的事实。

他更希望促成的是澳门的尽早和顺利回归，希望澳门能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下变得更加和平、宜居。

和他保持同样想法的还有他的妻子罗柏心。1943年他们在澳门共结连理时，澳门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政府官员纷纷前来贺喜，但他们也没有大办婚宴，只摆了一个简单的茶话式酒会招待宾客，把省下来的5万大洋全部电汇给了广东省妇女会，让她们将这笔钱投入战时儿童教养院，当作抚养孤儿的经费。

便是婚后生下了7男2女，小孩子被屋外巨响炸耳，吓得紧抱父母，事后又得知是特务有意所为，他们也依旧没有把孩子们送往国外，反而告诉他们：“祖国是家，澳门是家”。

澳门回归谈判，开始于1986年的6月。马万祺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展。

当时，谈判现场中葡双方代表气氛友好，但在回归时间的确定上，双方却存在了很大的分歧。

因为邓公向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发出了重要指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解决”，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咬死了“最晚不迟于1999年收回澳门”。

葡方希望越晚越好，为此还提出了要给澳门比较长的过渡期的说法，但在中方的坚持下，1987年4月，葡方还是同意了中国政府将在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两国政府就此正式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并向外宣布。

马万祺得知后很是高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自然是希望越快回归祖国怀抱越好。

马万祺是一个谨慎的商人，也是一个谨慎的中国人。在澳门真正回归之前，为防生变，也为了避免中方蒙受损失，他依旧密切地关注着双方进一步谈判的详细细节。

果然，在澳门即将回归的动议之前，葡萄牙政府设法为中方挖了一个坑。

当时，葡方代表宣称多年来匍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收回澳门后也不能驻军。

中方的一位谈判人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澳门的特殊性，竟然认同了匍方的这一意见。

马万祺得知后很是紧张，立即通过自己的人脉网络，设法和新华社澳门分社的负责人直接通上了电话。

新华社澳门分社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的联络办公室。马万祺向负责人说明了情况，非常坚决地要他向中央反应：“一定要在澳门驻军”。

马万祺提醒中央必须在澳门驻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驻军反应国家主权，二是澳门的治安状况很不好，有驻澳部队作坚强后盾，才能对澳门的黑帮和犯罪分子形成强力威慑，利于政府管理和社会的安定。

新华社澳门分社的负责人得到了马万祺的提醒，也感事态严重，第一时间反馈给了中央。

中央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研究，认为中央驻军澳门确有必要，托新华社澳门分社向马万祺转告：“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

马万祺听完真的放心了下来。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在澳门听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称：“澳门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派驻适量、精干的军队”。

哪怕之后匍方提出了系列“抗议”和反对意见，中央也没有改变驻军的意见，只是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让葡萄牙总统和我方最高领导人达成政治共识，推动了驻军具体问题的加快解决。

199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在珠海正式开始组建，这支近千人的精干部队以陆军为主，少量海、空军为辅，彰显这中国对澳门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

1999年12月20日，澳门正式回归，驻澳部队也在当天从珠海向澳门临时驻地龙成大厦进发，此后为澳门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