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的商贩们更担心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全球经济冲击，而不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
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关税政策不断升级（最高达125%），对依赖出口的经济体构成严峻挑战。周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50%的关税，这将使总税率超过100%。义乌很少有人对新的关税感到高兴，但鉴于自2018年以来一直就面临贸易战的原因，许多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业务重点放在与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
中国热切希望其出口商转向美国以外的国家。中国约15%的出口流向美国，低于2017年的19%。许多中国商品仍通过第三方国家最终出现在美国货架上，但从官方声明和统计数据来看，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总体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义乌官方发布的2024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市去年的进出口总值为669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18%。当地政府指出，其中18%的贸易是与非洲进行的，17%是与拉丁美洲进行的，10%是与东盟国家进行的，没有提到美国。
“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利润微乎其微，做生意很累，但还停不下来，美国客户正在“慢慢减少订单”。如果只针对美国，那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多少客户。但我们担心其他国家会效仿美国，征收类似的关税。我们得提高价格。由于我们的利润率已经很低，不足以支付关税。我们负担不起这个费用”，这是当前大多数义乌商人对‘财说点经’的总体反应。
正如华尔街交易员抱怨的那样，特朗普对第三国的关税只是用来说服这些国家提高对华关税的谈判筹码。
中国义乌——这座被称为“世界超市”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市场——却展现出独特的抗压能力，其商人的应对策略不仅体现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灵活性，更揭示了全球化供应链的韧性。
一、关税冲击的经济学背景：边际成本与供应链的重塑
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关税的加征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直接改变了企业的成本结构。这对依赖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企业来说，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和利润压缩。在全球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成本变动，都会引发供应链的调整。运营经济学强调，企业和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协同调整，试图在新的成本结构下找到最优配置。
义乌商人利用其灵活的运营机制，快速响应这一变化，通过调整采购渠道、优化库存布局，分散风险，降低边际成本。例如，分散采购源、提前锁定低价供应，是典型的“边际优化”策略；而“多渠道、多地区采购”的做法，有效缓冲了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关税壁垒逐步加码，给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巨大冲击。传统市场模式面临破局，全球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而义乌商人凭借其高效的运营能力、灵活的供应链管理和敏锐的市场洞察，正逐步成为应对关税冲击的“破局者”。
义乌商人的首要破局之道在于市场结构的分散化。根据2024年数据，义乌对美出口占比仅约10%，而中东、非洲、东盟等“一带一路”国家占其出口总额的61.8%。这种“非美基因”的形成源于以下经济学逻辑：
需求多样化：义乌商品以日用消费品为主（如圣诞用品、五金工具、雨伞等），具有刚需属性和低价格弹性，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渗透率高。
根据运营经济学，企业的价格策略必须具有弹性，才能实现市场份额的再夺回。义乌商人在关税变动中，采用多层次、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一方面，加大自主品牌的研发投入，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借助低成本的物流手段，将部分生产和采购环节本土化。
此外，义乌商人充分利用“替代效应”，鼓励多样化采购和出口市场布局，减少对某一市场或供应渠道的依赖。这种“多元市场战略”不仅分散了风险，也推动了全球产品结构的调整。
更深层次地，他们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如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一体化等，开拓新的增长点，实现“市场重塑”。这是典型的“创新价值链”的运营策略，有效减缓关税调整带来的负面冲击。
比较优势的再分配：通过柔性供应链快速切换货源与客户，义乌将贸易风险分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不完全替代性降低单一市场依赖。
规模经济与长尾效应：义乌市场提供超过210万个SKU，涵盖全产业链商品，满足碎片化订单需求，形成范围经济优势。
运营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原则指出，随着规模扩大，平均成本能降低，从而增强价格竞争力。义乌商人的核心优势在于庞大的交易网络和集散能力：遍布全球的批发市场、密集的供应链节点，以及广泛的商户合作伙伴。
在关税壁垒下，这一网络优势使得义乌商人能够实现“资源的快速整合”与“市场的快速拓展”。通过互联网平台、跨境电商和仓储物流的优化，他们实现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和“运输的高效调配”，降低了操作成本。这不仅帮助他们在高关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还通过“网络外部性”扩大了市场影响力，形成了“规模中的弹性”。
此外，为了应对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义乌商人通过建立“多元供应链”与“本地化生产”相结合的模式，降低对单一进口渠道的依赖，为全球供应链注入了弹性，成为“逆势增长”的新引擎。
二、供应链韧性：价格防火墙与成本转嫁机制
关税冲击的核心是成本传导效应，但义乌通过独特的供应链结构实现了有效缓冲。
高倍率定价模式：义乌商品离岸价（FOB）仅为终端售价的10%-15%，关税成本仅占最终零售价微小比例（如一件FOB价30元的服装，30%关税仅增9元成本）25。这一机制构建了天然的价格防火墙，使终端消费者对价格波动敏感度降低。
供应链本地化：部分企业提前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如贝斯集团在美国田纳西州设厂），利用要素成本差异对冲关税1。
跨境电商的税收套利：通过“小包免税”政策（800美元以下包裹免税）拆分订单，降低单笔关税负担，形成制度性套利空间。
根据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原理，韧性（Resilience）是应对突发冲击的重要指标。传统供应链在关税壁垒下暴露出“高度集中”、缺乏弹性的弱点。而义乌商人通过“多元化渠道、知识融合”、以及“区域合作”增强了供应链的韧性。
他们推动本地产业链配套发展，建立“应急供应网络”。例如，主动寻找“替代供应源”、优化库存管理策略，都符合“动态调整”和“弹性扩展”的运营原则。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这种“微观层面的适应性”大大增强了整体系统的稳定性。
因此，义乌商人不仅是个体企业的成功者，更成为全球供应链“弹性”的重要贡献者，减少了关税冲击的系统性风险。
三、品牌化与创新驱动：从价格竞争到价值竞争
面对关税导致的利润压缩，义乌商人加速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品牌溢价策略：如雨伞商张吉英创立自有品牌“RST”，通过专利布局和品质提升（次品率低于行业均值）获得定价权。
技术升级：体育用品企业引入热贴合工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以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
内需市场开拓：配合政府“出口转内销”政策（如京东2000亿元扶持计划），利用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消化过剩产能。
四、制度协同与政策反制：宏观与微观的联动效应
义乌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协同支持。
反制性关税对冲：中国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10%-15%关税，平衡贸易条件，保护本土企业议价能力。
数字化基建：小商品城推动线上线下融合，通过数据中台优化全球库存调配，降低交易成本。
外交协同：政府组织企业赴海外参展（如巴拿马、墨西哥），开拓新兴市场，形成政策引导型市场拓展。
五、理论启示：全球化韧性的微观基础
义乌案例颠覆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关税冲击→产业萎缩”的线性逻辑。
分散化贸易网络：通过多边化市场布局，如4月15日，义乌商城集团宣布正式接入阿里通义大模型，结合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大数据和电商等领域的优势，帮助210万中小商家利用AI技术精准经营，快速出海。此外，义乌商城还将借助阿里巴巴国际站、瓴羊的数据优势整合全球贸易数据，打造全球贸易“数字大脑”，为商家提供数据服务、优化贸易流程，快速出海。如此，企业可构建风险对冲矩阵，符合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的分散风险原则。
供应链弹性：柔性生产与本地化布局验证了新贸易理论中“供应链碎片化”的适应性优势。
制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商人对关税政策的快速反应（如语言学习、跨境电商转型）体现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创造性破坏”的核心逻辑。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义乌商人充分利用其运营优势，积极进行供应链优化、市场多元化与创新升级，成为了“逆境中的突破者”。他们通过灵活运营、网络协同、创新策略，有效缓解了关税增加带来的冲击，为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生态注入了“弹性”。义乌商人通过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韧性建设与价值升级，不仅抵御了关税冲击，更重塑了全球贸易规则。
其经验表明：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微观主体的适应性创新与宏观制度的协同支持是破局关键。正如义乌商户所言：“生意是面向全世界的，一个国家不行，还有两百多个市场。这种基于分散化、弹性化和创新驱动的模式，为全球经济抵御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这不仅验证了运营经济学中“适应性与创新”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也彰显了微观个体在全球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影响力。未来，随着全球贸易局势的变化，义乌商人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将持续成为全球经济“破局”的核心动力。
